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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春”：体现蜀地民风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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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人形容某人说话滔滔不绝或痴人说梦叫“说春”。“说春”与旧时四川的一项民俗活动有关。每年农历腊月十六以后，便有春官上门来送历书和“春牛图”。这里说的春官和《周礼》中记载的春官不同。《周礼》中的春官是一个官职，掌管礼制、祭祀、历法等事。这里说的春官，是对这些送历书和春牛图人的戏称——他们送历书，正好和春官掌管历法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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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首竹枝词《春官说春》是这样说的：“漫道春官也是官，双手捧着滥盘盘。而今宦味真清苦，墨染胡须纸作冠。”春官主要由乞丐或一些无业流浪者扮成，因此带有乞讨的性质。春官进屋送历书，得首先“说春”讨好屋里的主人。说春的内容带有民间说唱性质，是由吉祥话串成的顺口溜。如果房主是裁缝，他们便唱《裁缝春》：“裁缝师傅手艺强，四面八方请你来帮忙。有的请你缝被盖，有的请你做衣裳，各式各样做得好，家家户户把你找。你的手艺硬是行，一年四季搞不赢。新春佳节奉贺你，春满乾坤福满门。”如果房主为种庄稼的农民，他们就唱《二十四节绵竹年画：《春官偷酒壶》气春》；如果房主是治病的医生，他们就说《医生春》。总之他们能“趁砍竹子趁编筐”，见啥唱啥。他们也可以只唱一种放之于任何一家皆不会错的歌：“恭喜恭喜新春报喜。春官踩进财门口，发财好似春雷吼，贤惠之家我才走，富贵之家我才行。不是春官夸奖你，打发春官用厚礼。说得财星笑呵呵，随手就把包包摸。”只要逗得房主发笑，不是给予一些零钱，就是给予一升米或谷子。当然也有小偷假扮春官顺手牵羊“闯潮”的，因此笔者小时候被大人们教育说见到春官到来，赶紧关门。一是怕假扮春官的小偷入室盗窃，二是当时经济拮据，又不能让春官进门空手而回。叶荫根：《迎春、打春、“春官”散记》，《崇州市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崇州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2001年，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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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这些春官能说会道，见什么说什么，而这些往往只是难以实现的吉言，因此才引申出“说春”的四川方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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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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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后语作为方言的一种呈现形式，里面同样包含着诸多历史文化的因素。四川的歇后语，正与天府之国的文化紧密相连。所谓的歇后语，正是把大家耳熟能详的部分省去了，而省去的这部分又恰好是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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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成都赶华阳——现过现（县过县）”，这个歇后语是以成都城的建制沿革为背景的。旧时成都市区很小，并不像现在有锦江、武侯、金牛、青羊、成华、高新这么多区，它下辖只有两个县：成都县和华阳县。据《蜀海丛谈》卷1，成都县“与华阳县同驻省城，城内由哪嘛寺、暑袜街，绕丁字街分界，西北两门属成都”。同书又记载华阳县“与成都同驻省城……城内东南两门，城外地面东南两方为县境”。成都县在西北，华阳县在东南，而县界就在现在的暑袜街一带，所以从成都县去华阳县只要经过一条街，很是便捷，因此有了“县过县”的说法，而县过县又与川语 “现过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谐音，因此也就有了这样的方言歇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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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唐家寺打启发——心都慌了”。青白江的弥牟镇，旧称唐家寺。“打启发”是抢劫的意思。正如古代的民谣所说，“贼如梳，兵如篦”，民国时期，蜀中乱兵、土匪横行，时常“抢场”打启发。而唐家寺南邻新都桂湖、西靠新都军屯，唐家寺被打了启发遭了劫，紧邻的新都跟着也会遭殃。唇亡齿寒，一听到唐家寺遭抢，新都人自然都慌了。“新”谐音为“心”，而川人有时故意读都（du1）为dou1，于是便成了“心都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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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打启发”，则与清末四川的一段历史有关：1911年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相继逃遁，乱兵在成都城内肆意抢掠，造成一片恐慌。后来由尹昌衡出面平乱，兵变才得以平息。郭沫若《反正前后》第二篇有对这场兵变的记载，同时，也道出了这个川语词汇的由来郭沫若：《反正前后》，立社出版部，1939年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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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打启发”三个字就是那次兵变之后传出来的话柄。据说那天晚上的新军的口令是“启发”。起初哗变的大抵是营防军，当局者似乎也曾去调凤凰山的新军来弹压。然而新军一进城也跟着变了。一到晚来，彼此成群结队地抢劫。于是东也是一声“启发”，西也是一声“启发”。从此以后，“打启发”便成了成都的新方言，大凡是在上海人要说“揩油”的地方，成都人便叫着“打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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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像“较场坝的老鹰——飞起来吃人”，是因成都校场坝是古代处决犯人的地方，老鹰常会飞来啄食无人收殓的死尸，以此来形容整人害人（对重庆而言，就换成了“菜园坝的老鸹——飞起来吃人”）；又比如“石经寺的菩萨——干人”，缘于成都龙泉石经寺中一尊菩萨，肉身成佛，金身干枯而不坏，故叫“干人”民间风俗中以水来比喻钱财，干与水相对，干人大约是说一个人怎么挤也挤不出二两油水来。（干尸），以此来称呼穷人；而“乐山大佛——老实人（老石人）”则用这1200余年的石佛来谐音老实人……这些歇后语的成立，都是立足在四川文化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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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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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出城往东南，是一座狮子山。狮子山其实就是一个小土丘，四川师范大学就位于这个土丘上。四川师范大学旁边，是作家李劼人先生的故居“菱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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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窠，当地人叫做“菱窝”。从古代音韵学来说，“窠”与“窝”同属戈部韵。成都人仍将“窠”读为“窝”，正是成都方言保留古音的一例。与“窠”同音的“棵”，成都方言也读为“窝”。如成都双流民歌“大田薅秧瓦子多，刨开瓦子栽一窝”双流县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卷·成都市双流县卷》，1989年，第175页。又如成都崇州民歌：“高高山上一窝茶，不等春来就发芽。”崇庆县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卷·成都市崇庆县卷》，1989年，第268页。这两首民歌，均把“一棵”直接写为“一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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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邻“菱窠”的，是“沙河堡”。成都人把“沙河堡”也叫做“沙河铺”。一地而二名，究竟哪个才是正名？大家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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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堡”就是“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称“今北人读堡为补”，并认为这个读音在唐代就有了。他的依据来自于唐代李匡乂《资暇集》“今人谓保为补”的记载。狮山、沙河，一“山”一“河”是古代成都东南的一道屏障，故有“沙河堡”之名。而“堡”又读为“铺”（音同“补”），因此也称“沙河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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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水为凭，这是古代地域命名的一个主要法则。比如四川中江县的历代县名，不以山命名，即以水命名：西汉置郪县，因境内的郪江水而得名；三国置五城（伍城）县，因境内的五城水（今凯江）而得名；后周置玄武县，因境内的玄武山而得名；隋朝置飞乌县，因境内的大小飞乌山而得名；唐代置铜山县，因境内的铜官山而得名；北宋称中江县，因境内的中江水（《蜀水经》称“凯江谓之中江”）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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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人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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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遂宁管辖的射洪县，其得名与流经境内的江水有关，同时也与蜀地方言有关。其地因有射江（也名梓潼水，今名梓江）过境，故在西魏时设置射江县，到北周时改名为射洪县。从西魏到北周，不过二十余年时间，为何就改了名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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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江名字的由来，《元和郡县图志》载，源于这条江水流湍急，如离弦之箭射出：“县有梓潼水，与涪江合流，急如箭，奔射江口。”《元和郡县图志》还记载：“蜀人谓水口曰洪，因名射洪。”尽管这个说法可以将射洪这个地名与方言拉上关系，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倒是蜀人李膺《益州记》里的说法值得采纳。据《太平寰宇记》引《益州记》云：“郪偻滩东六里有射江。土人语讹以江为洪。”这段早于射江设县年代的记载，认为“江”与“洪”同音，任乃强先生也赞同此观点：“江字，古读如共（公）音。后转如缸。蜀人读如煎。后周（应为北周）用北方音而变其字，改作洪也。”任乃强：《四川地名考释》，《川大史学·任乃强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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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说到了蜀江，自然也得说说蜀山了。蜀山对蜀文化的构建并不比蜀江逊色。比如位于成都邛崃的南宝乡，便是得名于当地的南宝山。而南宝山的得名又与当地方音有关：“南宝山原名烂包山，因烂石多而得名，又以特产丰富，资源较多，并取其谐音将‘烂包’易为‘南宝’。”李旭葵：《邛崃乡、镇名由来》，《邛崃文史资料》（第25辑），邛崃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2011年，第50页。从烂包山到南宝山，是以四川方音作为背景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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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语中，边音鼻音l、n不分，所以烂、南不分。又因当地人读“乱”字会将介音u省去，所以民国《邛崃县志》将“烂包山”写为“乱包山”。而当地人又读包为“宝”，如“金包卵”叫“金宝卵”，荷包蛋叫“胡宝蛋”。所以烂包山便由此改为了南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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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包”也是一个方言词语。《成都话方言词典》有“烂包田”一词。“烂包田”也写为“滥包田”，民国《合江县志》：“滥包田，谓泥脚深而土仍非沃者也。”王玉璋修，刘天锡等纂：《民国合江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33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91页。烂包山，大约也因该山贫瘠多乱石而得名，因此一度成为犯人劳改的所在地。由烂包山改名为南宝山，顿时充满了富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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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因时代而变迁，在地名的沿革中，包含了大量的古音信息。“山川形胜，典籍无稽，每证以古语之流传，而十得八九。”胡璠：《源桥碑记》。王铭新等修，钟毓灵等纂：《民国大邑县志》，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30页。而方音与古音之间，又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所以方言与地名也是息息相关的。如山水之间，平地为坝。“坝”本为蜀语，《玉篇·土部》称：“必驾切，蜀人谓平川曰坝。”以成都市区而言，有皇城坝、华西坝、金家坝、较场坝、金牛坝等。而四川各地也多以坝命名，如邛崃有平落坝，大邑有坝，中江有飞乌坝，新都有螺蛳坝，平武有南坝，江油有中坝，南江有正直坝，广元有元坝，荣县有童家坝等，而四川西部也称“川西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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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梦溪笔谈》卷4称“天下地名错乱乖谬，率难考信”。四川部分地名的“错乱乖谬”，也多与当地方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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