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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与吃相关的方言外，还有与烹饪、菜肴、粮食和食品买卖等相关的方言词，这里试着各举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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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现炒现卖”，比喻为活学活用。学到一个知识，当场就用上，这就叫“现炒现卖”。这个词大约出现于改革开放初期，允许小商贩个体经营。街头小饭馆不比食堂大锅饭，有固定的主顾，饭点一到便一窝蜂来吃饭。街头小饭馆没有固定的顾客，不可能像食堂那样先把菜炒好等待顾客上门。小饭馆只有等顾客上门点好菜后当场炒，一来菜品新鲜，二来可根据顾客的需求炒不同的菜。现在大到酒店，小到饭馆都是这样现炒现卖，并不稀罕，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习惯了在单位吃食堂的人们，对街头饭馆的这种经营方式颇为新奇，因此传出了这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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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面菜本指放在碗面上质量最好的菜，引申为一个群体中相貌好能力强的人。李劼人先生小说里有两个“盖面菜”，一个是《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蔡大嫂是啥子样的人？哈哈！你连蔡大嫂都不认得！她是我们天回镇的盖面菜，认真说来，岂止是天回镇的盖面菜？恐怕拿在成都省来，也要赛过一些人哩哦！”一个是《好人家》里的陈振武：“也就因为这个限故，陈振武就成了一夥新兵当中顶拜得客的盖面菜，而大受长官们的青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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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比喻人熬过了苦日子过上幸福生活的词，叫“糠箩篼跳到米箩篼”：四川农家碾好稻谷，将米与糠分装于不同的箩篼，装糠的叫糠箩篼，装米的叫米箩篼。人吃米，猪吃糠，这是常识。但在旧时，每到青黄不接的三、四月，旧粮已吃完，新粮还未收，穷苦人家米尽只好继之以糠。糠粗糙难吃，故比喻苦日子；米甘美可口，则比喻好日子。这样的比喻早在元代戏曲《琵琶记》里就已出现了。书生蔡伯喈进京赶考高中状元，被丞相逼婚，抛弃了妻子赵五娘。赵五娘满心凄凉唱出了这么一段唱词：“糠和米，本是两倚依，谁人簸扬你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共夫婿，终无见期。丈夫，你便是米么，米在他方没寻处。奴便是糠么，怎的把糠救得人饥馁？”赵五娘借米和糠的关系，不但道出了自己奉养婆婆，以糟糠野菜度日的艰苦生活，也道出了自己与丈夫一贱一贵两相隔的社会地位。糠箩篼跳到米箩篼，意为脱离了苦日子，过上了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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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生牛肉”用来形容人板着脸、态度生硬。例如说某人不高兴：“他垮起个脸，一副卖生牛肉的样子。”把“卖生牛肉”作这样的意义引申，一是因为生牛肉的“生”正与态度生硬的“生”相对应；二是因为牛肉一般呈棕红或暗红色，尤其是水牛肉，肉色更暗。而四川人形容人板起脸叫“黑起脸”或“黑脸懂嘴”，因此人们便用牛肉色来形容人“黑起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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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保鸡丁是清末丁宝桢来四川任职时，厨师为了适应其口味而研发的一道川菜。作为中兴名臣，丁宝桢死后被朝廷追赠太子太保（别称宫保）。而川人为了纪念这位勤政爱民、死于四川任上的官员，便把这道菜取名为宫保鸡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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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美食不仅滋润着本地人，也吸引了外省朋友。历史上对川菜称颂最多的，是杜甫和陆游。杜拾遗曰“大邑青瓷轻且坚”（《于韦处乞大邑瓷碗》）。陆放翁云“新津韭黄天下无”（《蔬食戏书》）。以大邑青瓷盛新津韭黄，又不知其味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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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与文化 第二节 梦鬼虎蛇君须忌：川语与民俗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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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禁忌，让吃饭的两根“棍子”成了“筷子”。筷子原叫“箸”，而“箸”在江南一带的船家那里，是个忌讳：“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幡布为抹布。”（《菽园杂记》卷1）箸与住声音相近，舟行水上，就得“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所以船夫反其道而行之，将“箸”称为“快”，后人觉得“箸”是竹做的，所以改为“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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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广东人把丝瓜称为“胜瓜”，倒不是因为“丝”与“死”声音相近，而是“丝”与“输”读音相近。所以反其道而行之，将丝瓜改叫为“胜瓜”。这个忌讳，在四川是没有的。由此可以看出，语言禁忌具有地域特点，同时又与方言密切相关。广东人对丝瓜的禁忌，本身就源于广东方言特殊的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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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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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江湖人士的语言忌讳中有“八大快”之称。在成都，也忌讳梦、蛇、虎、鬼这些“快”，甚至就连与之声音相同相近的字也得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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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是最容易犯忌讳的。如小两口，早上醒来，一个往往会对另一个说：我昨晚做了一个美梦。此时，睡眼惺忪，自然不会注意到自己已经触犯忌讳了。不管是好梦还是噩梦，这都犯了忌讳。而清晨在路上遇见姓孟的朋友，热情地招呼一声：老孟。这也犯忌讳了。因为孟与梦声音相近，也不能说。那怎么招呼老孟呢？要叫“老混”。为什么要忌讳梦，前文已述，这里就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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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称呼孟姓容易触犯忌讳一样，称呼佘姓也容易犯忌讳。因为佘和蛇声音相近，而蛇又是需要忌讳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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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在古代有三个读音，而四川民间直接保留了读为“梭”的音。因此四川方言中，蛇叫“梭梭”“老梭”“梭伯儿”“梭二爷”或“梭老二”“梭墩子”。这些方言称谓，原本已经避开了“蛇”这个字音，因此不必再回避。而像中江县广福镇等地方，并没有以上称呼，则会将蛇称为“干黄鳝”以避讳。既然蛇读为“梭”，那么佘姓也自然被叫成了“老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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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梓潼、夹江、自贡、剑阁、金堂等地，蛇又称为“长虫”，金堂还将其称为“长客”，梓潼还称其为“长老倌”黄尚军：《四川人的禁忌语》，《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61页。蛇叫长虫，虎则叫大虫。李白说，在蜀山中要“朝避猛虎，夕避长蛇”（《蜀道难》）。回避了长蛇，还得回避猛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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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膺《蜀记》记载：“张陵入鹤鸣山，自称天师。汉熹平末，为蟒蛇所噏。”《蜀记》已经亡佚，这段记载出自唐初汇编的佛教典籍《广弘明集》卷八。这段材料说，道教创始人天师张陵在四川大邑鹤鸣山修道，被蟒蛇吞食了。世间传说的张天师飞升羽化，那都是其子张衡“畏负清议之讥”，编出来骗人的。我们且不说这是佛教典籍出于排道崇佛的目的而引用，却说这段材料说明了蜀山中蛇多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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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蜀王本纪》道：“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献美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还梓潼，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一丁引其尾不能出，五丁共引蛇，山崩，压五丁。”后来的《华阳国志》又详细地记载了此事，读到此处，怪五丁多事，人有人道，蛇有蛇路。大蛇入穴，干卿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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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并不是五丁好事，五丁拔蛇，那便是出于禁忌。蜀人忌讳“见一大蛇入山穴中”，如看见，必得将其拔出来，不然人将会发生不幸。《太平御览》记载了一段故事：“时，吴兴顾楷在田，上树取桑叶，见五尺大蛇入一小穴，其从蛇相次，或三尺、或五尺，次第相随，略有数百。楷急下树，看所入之处，了不见有一孔。日暮还家，楷病，口哑不复得语。”这就是见蛇入穴而遭遇不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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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见蛇交尾、见蛇落地等皆不吉利，因此民间有“见蛇七分灾”之说。而《成都通览·成都之口前话》又有“见蛇不打三分罪”一说，可见民间对蛇的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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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四川一带生活有华南虎。尤其是明末清初，张献忠剿四川后，曾经一度繁华的大都市变得烟火萧条，曾经的歌台舞榭成了兔子窝、老虎穴。因此时人说四川“人少豺虎多”（严允肇《送宋荔裳按察四川》）。清朝康熙年间，王士禛典试四川时，战战兢兢地说“蜀多虎”（《陇蜀余闻》）。而当地人欧阳直也回应道“四川遍地皆虎”马以愚：《嘉陵江志》，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02页。成都的蜀王宫荆棘满地，人们还在里面打猎射虎。成都尚且如此，附近的府县更是猛虎肆虐了。《谈虎》：“蜀顺（庆）、保（宁）二府多山，遭献贼乱后，烟火萧条，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千计，相率至郭，居人趋避，被噬者甚众。县治学宫俱为虎窟，数百里无人踪，南充县尤甚。”（清）赵彪诏：《谈虎》昭代丛书本，世揩堂藏板。仁寿、新都、温江虎患严重，而顺庆（今南充）、保宁（今阆中）二府，甚至曾有数千只老虎下山进城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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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人出于对虎的恐惧，所以忌讳说“虎”字。“川人畏虎改呼作猫”（清）王曾祺：《聊园诗存再续五·受猫棒》，《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06页。凡是涉及“虎”字的，都改称“猫”。同样的，在四川方音“h”“f”不分前提下，与“虎”音同音近的如“腐”“斧”皆要避讳，皆替换为“猫”。如大邑叫豆腐为“灰猫儿”，如乐至叫斧头为“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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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斧头除了“猫儿”的称呼外，在彭山、金堂等地又称为“猫儿刀”。民国《合江县志》载：“开山：斧也。”而在绵阳、广安等地，斧头又称为“开山儿（子）”，这是从开山斧歇后得来的。而遂宁地区更为复古，称为“斤瓜爷”（蓬安讹为“金官爷”）。斤就是斧，按《说文解字注》的说法：“斤，斫木斧也……斫木之斧，则谓之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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