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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旨劈头一句话就是“国家设立营伍，稽查奸宄，捍卫地方……”直截了当地说明整顿营伍的必要性；讲到问题时，则直述其弊：兵数多不足额、巡查明知不究等；讲到整顿的要求时，则一一条陈。而当前一些公文概念化、模式化、形式化倾向十分突出。如开头“戴高帽”：“为了……，根据……，按照……”，往往写上一页纸，甚至成了开头的一种固定模式；公文的内容则过分追求“全面”、“系统”，讲不足之前必先讲成绩，讲成绩之前必先讲上级的正确领导，讲上级的领导时必须将直接领导和主管领导写全了；又如讲某项工作之前，必先强调其意义，强调意义时必先引用某某文件、某某领导讲话，等等。这种“求全”的写法，使文章枝蔓横生，看得你晕头转向，甚至难以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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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公文自有其糟粕之处，有些是不能苛求古人的。但若今天的公文，不能继承古代公文的优点，写得反不如古代公文高明，就应“苛求”我们自己了。以古为镜，用其所长，不失为有志于改革的公文撰写者们的一条捷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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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明确，办文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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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谕旨中，很大一部分是向下部署工作，其内容明确具体，可操作性强。如1832年7月，京城近郊发生水灾，粮价上涨，贫民买不起，灾民无以食。道光皇帝于7月下旬宣旨开仓平粜，救济灾民。为此下发谕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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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于城外分设十厂，内有庙宇破漏不堪贮米，及向设饭厂处所未便改移者，即另觅宽广庙宇，设立厂座。一俟领到米石，即行发粜。并严密查访指挥私运、胥役需索，及奸商影射偷粜，棍徒率先拥挤，匪类乘机偷窃等弊。其领运米石，严禁该仓花户短少斛面，搀杂泥土，交各该巡城御史抽查，妥为收贮，由户部较准升斗，烙印备用。并令都察院堂官派满、汉科道各五员，帮同经理。如查有前项弊端，即据实奏明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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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极贫民人赴籴无资，仍恐不能均沾实惠。向例京师于每年十月初一日开设饭厂，著加恩先期于八月初五日，各该城照旧设厂煮饭散放，并照上年冬月每厂加米一石。所需炭薪等费，照例办理。亦著派满、汉科道各五员帮同妥办，务期实惠及民，毋致一夫失所，用副朕轸念穷黎有加无已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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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上文，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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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置工作十分明确，便于下级执行。如：“分设十厂平粜”、“八月初五设厂煮饭散放”等，甚至对煮饭所需炭薪这样的细节，也作出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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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措施周到切实，确保决策的顺利实施。文中对私远、偷粜、抢购、偷窃以及缺斤短两、米中掺杂泥土等影响“加惠穷黎”的问题，都预先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或防范。考虑到有些“极贫民人”可能无钱购买平价大米，于是采取提前设厂煮饭散放的措施，从而确保“均沾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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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责任者明确。如文中规定，由户部负责校准升斗，由都察院堂官派满、汉各五员帮同办理平粜之事，并负责督促检查等，大事小事都有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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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一下我们目前的公文，有不少公文写得倒不如一百六十多年前的这篇公文。不少布置工作的文件，任务不明确、要求不具体。如有的文件中要求“县处级班子中年轻干部要达到一定比例”，而“一定比例”到底是多少？“年轻干部”是指多少岁以下的？都没有明确规定，使基层无法执行；有的文件只提要求，没有措施，只交任务，不给政策，结果使工作停留在一般号召上，很难贯彻落实；有的文件中工作的责任人含糊不清，如“由有关部门研究解决”、“由有关部门负责协调”之类的语言屡见不鲜。而“有关部门”到底是哪一个部门？都不讲清楚，不仅容易形成“有关部门”之间推诿扯皮，而且会造成“都管都不管”的结果。凡此种种，皆因公文写作者缺乏求实的精神，形成写作上避实就虚、空泛议论、套话连篇的坏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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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谕旨中，常有对某大臣奏折的批示，这种批示的办理效率很高，涉及到京城附近的事，数日便可见到办理结果；较远的地方，虽那时交通不便，也可在一两月内见到结果。如1854年3月4日，咸丰皇帝对裕诚等大臣所奏北新仓开放正蓝旗满洲甲米不堪食用一事批示，经过两次查办，最后奏报查办结果，仅用去10天时间，可见当时“查办”工作很讲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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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侍郎翁心存等的“查办”报告非常简明，奏称：“该廒之米，收存甫逾半载，实因该仓监督任令该花户等挪移抵换，搀和充数，以致不堪食用，显有偷漏亏短情弊。”寥寥数语，即将查办的结果据实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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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现在的一些查办报告，往往先从接到领导批办件写起，然后是如何开会研究，如何组成工作小组下去调查，调查中找到哪些人谈话等等，仅查办过程就写了几页纸，最后查办结果不过三四百字；有的写到最后，也未将事情查清，于是以“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来应付差事。据笔者了解，领导查办件中，能在十数天内办结并作出处理决定的，不足10％，大部分查办件往往要报几次才能见到最后处理结果，在手机、传真机、计算机互联网络齐备的今天，查办一件事的速度，有时反不如使用毛笔、驿递的封建朝廷，确实值得我们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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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虚理实说，情理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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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传达上级的意图，也可以说是“发号施令”。清代公文中的“谕旨”，就是专事下达皇帝命令和指示的文种。清代统治者很清楚，欲使“由之”必使“知之”的道理，因此在发给各大臣、将军和督抚的文件中，凡是部署一项工作或发出一道命令时，总是尽可能地说明缘由，陈述手法虽然多样，但都讲得实在，而不是“空对空”。下面试举几例，分析一下清代公文中陈述缘由的几种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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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摆出事实，引出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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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日：“公私文翰，并宜实录。”讲道理也须实实在在，因为“理”的基础是事实，空谈道理的公文多半不会有好效果的，即使文辞华丽，大概只能供后人欣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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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公文中，很注意据“实”入“理”。例如，1823年岁末，道光皇帝发现，这一年用于救济灾民、治理河防的款项巨大，当年应征的专项银两已不足敷用，不得不借用大笔司库银两。为了防止库款支绌，道光皇帝下令各大臣，一方面不得再要求拨发赈款，一方面对当年未征足的水利生息银两限期征还。此篇谕旨中，在陈述采取这种措施的缘由时，先列举了当年赈灾的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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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各属，本年大赈银两由藩库全行给发……除动支原拨赈饷银一百二十万两外，复拨用恩赏经费银十五万两，及造船经费银五万两，并上年灾赈案内，余剩银二万余两一并凑拨，足敷支用。……拨永定河堵筑漫工银十五万两，……借动造船经费银五万两，……此次直隶办理大赈，节经拨发帑银至一百八十万两之多，恩施已为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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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算了这笔账后，引申出要说明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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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度支出入，岁有常经，若不从长计较，则库款安能源源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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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便是道光皇帝采取停拨赈款、征还生息银两措施的缘由。由于多处列举了具体数字，说明此次赈灾的确已伤库银，就使“从长计较”的措施有了充分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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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形势，明晓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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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行将灭亡的清王朝面临着内外交困的严峻局面，慈禧为了对付外侵，在京郊练兵图治，急需大量军饷，但各省对筹军饷多事敷衍，为此慈禧急下密旨。谕旨从国际形势入题，陈述练兵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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