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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则是节俭:人们总是尽量用最少的分枝将短语挂靠到树形图中。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下面这个花园小径中迷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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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lock Holmes didn’t suspect the very beautiful young countess was a fr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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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克·福尔摩斯并不怀疑年轻漂亮的伯爵夫人是个冒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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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要一个分枝,“countess”一词就可以挂靠到动词短语“Sherlock suspected”之中,但是要通过两个分枝,它才能挂靠到这个动词短语所附带的从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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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剖析器似乎倾向于最少的分枝,尽管后面出现的句子否定了这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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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多数句子都存在歧义,而法律文件和商业合同又必须用句子来表述,因此剖析器的操作原则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劳伦斯·索兰在他的新书中讨论了许多类似的例子,请看以下三段文字,第一段出自一份保险合同,第二段出自某条法规,第三段出自某位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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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insurance as is provided by this policy applies to the use of a non-owned vehicle by the named insured and any person responsible for use by the named insured provided such use is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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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本保单的协议,该份保险适用于指定被保险人以及受指定被保险人委托的任何人所使用的非其自有的车辆,前提是车辆的使用获得车主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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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person who sells any controlled substance which is specified in subdivision(4)shall be punished…(4)Any material, compound, mixture, or preparation which contains any quantity of the following substances having a potential for abuse associated with a stimulant effect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mphetamine; Methamphetam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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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出售第4条款所规定的管制药物的人将受到处罚……(4)任何含有以下任意量的,且具有成瘾倾向,并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刺激作用的物质的原料、化合物、混合物或制剂:安非他命、甲基苯丙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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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urors must not be swayed by mere sentiment, conjecture, sympathy, passion, prejudice, public opinion or public fe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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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不得受纯粹的情绪、猜测、同情、好恶、偏见、公众舆论或公众情感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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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案例中,一名女子因为男友把她一人留在餐厅而气愤不已,然后错将别人的凯迪拉克当作男友的车(已保全险)开走了,并且发生了碰撞,现在她想向保险公司索赔车子的修理费用。她是否可以获得赔偿呢?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院做出了肯定的裁决。法院指出,这份保单的内容本身具有歧义,因为虽然这位女子不符合“获得车主许可”(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owner)的条件,但这个条件可以解读为仅限于“受指定被保险人委托的任何人”(any person responsible for use by the named insured),而并非“指定被保险人以及受指定被保险人委托的任何人”(the named insured and any person responsible for use by the named insured),也就是说,并不包括她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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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个案例中,一名毒贩试图欺骗他的客户,卖给他一袋只含有微量甲基苯丙胺的惰性粉末。结果不幸的是,这名客户是一位乔装的缉毒刑警。从法律上说,虽然他所出售的“物质”(substance)具有成瘾倾向,但“物质的数量”(the quantity of the substance)却不具有成瘾倾向,那他到底有没有罪?上诉法庭的裁决是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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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个案例中,某位被告因为强奸并杀害一名15岁少女而被陪审团判处死刑。根据美国宪法,法官不得向陪审团做出指示,以剥夺被告提供相关证据、争取陪审团同情的权利。在这个案例中,包括被告的心理问题,以及恶劣的家庭环境等。那么,这条指示是否违背了宪法,剥夺了被告争取同情的权利?还是仅仅拒绝了无关紧要的“纯粹的同情”?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结果裁定被告被拒绝的仅仅是“纯粹的同情”,法官的指示没有违背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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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兰指出,法院通常是依靠法律文献中的“解释规则”来处理这些案件的,这与我上文提到的剖析原则非常类似。例如法院在处理前两个案件时所运用的“就近修饰原则”(Last Antecedent Rule),其实就是我们在“福尔摩斯”例句中所看到的“最少分枝挂靠”原则。因此,心理剖析的原则的确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但是,心理语言学家没有必要担心自己的下一个实验或许会把某人送上绞刑架。索兰强调说,法官并不是语言学家,如果他们发现最为自然的解释有违他们心中的正义,就会寻找另一种解释来代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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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 语迹,理解语言的必要心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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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在讨论“树”,但句子毕竟不是树。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乔姆斯基提出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的转换规则开始,心理学家就已经采取了各种实验手段,希望能侦测出这一转换过程的心理表现。但是在几番无果的实验之后,人们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几十年来,心理学教材都将“转换”拒之门外,认为它缺乏“心理现实性”(psychological reality)。但是,随着实验技术的进步,侦测人类心智和大脑中的转换活动已经成为心理语言学的一个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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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下面这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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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ceman saw the boy that the crowd at the party accused(语迹)of the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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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看见大会上被人们指控有罪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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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被指控有罪?当然是那个男孩(boy),即便他并没有出现在“accused”(指控)一词的后面。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这是因为在深层结构中,短语“the boy”确实跟在“accused”的后面,只是因为转换规则才被移动到“that”的位置上,因而留下一个无形的语迹。如果要理解这个句子,人们就必须撤销转换的结果,在心理上将这个短语复制到语迹的位置。要做到这一点,读者必须首先注意到,在这个句子的开头部分有一个移动过的短语“the boy”,这个短语需要一个归宿。因此,读者必须将这个短语储存在短期记忆中,直到他发现一个空当,这个空当中本该有一个短语,但却空在那里。在这个句子中,缝隙出现在“accused”的后面,因为“accused”需要一个宾语,但是却没有。读者由此推断这道缝隙中包含一个语迹,然后再将短语“the boy”从短期记忆中调取出来,放到语迹的位置上。直到此时,人们才能弄清“the boy”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即被指控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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