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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对谈话记录的晦涩难懂感到吃惊，新闻记者对此就并不陌生，在将他人言论和采访记录发表出来之前，新闻记者要做大量的编辑工作，这已成为业界行规。多年以来，喜怒无常的波士顿红袜队投手罗杰·克莱门斯（Roger Clemens）都在抱怨媒体错误地引用他说的话，而《波士顿先驱报》（The Boston Herald）对此的回应是干脆在新闻报道中一字不差地刊登他的赛后评论，他们心里明白这是一种非常残忍的报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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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新闻记者对谈话内容的加工整理突然变成了一个法律问题。当时，作家珍妮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在《纽约客》上连载了一篇关于精神分析学家杰弗里·马森（Jeffrey Masson）的文章。马森曾经在一本书中指责弗洛伊德口是心非和懦弱胆小，因为弗洛伊德曾经发现神经官能症是源自童年时期所遭受的性虐待，但他后来收回了自己的观点。马森因为这本书而被解除了伦敦弗洛伊德档案馆馆长之职。根据马尔科姆的描述，马森在采访中称自己为“学术舞男”和“弗洛伊德之后最伟大的精神分析师”，并打算在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死后将她的房子变成“性爱、女人和娱乐之地”。马森为此将马尔科姆和《纽约客》告上法庭，要求1 000万美元的赔偿，他坚称自己从未说过这些话，而其他一些引语也被动过手脚，目的是让他出丑。虽然马尔科姆无法用采访录音和笔记来证实这些引言的真实性，但她仍然否认自己有造假行为，她的律师表示，即便她做过改动，那也是对马森所说内容的“合理阐释”。他们宣称，对引语进行修饰是新闻行业的一个惯例，它不同于明知虚假而故意刊登或不顾真伪而贸然发表，后者才符合诽谤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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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法院依据“第一修正案”驳回了这一诉讼请求，但到了1991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一致决定受理这个案件。在一份备受关注的意见书里，占到多数的法官为记者的引语处理划出了一片安全地带（其中甚至没有谈到记者必须逐字引述原话），代表多数意见的肯尼迪法官写道：“故意更改原告的言辞，并不等于明知虚假而故意发表。”“如果一位作者改变了说话者的言辞，但没有影响其实际的意义，说话者的名誉并不会因此受到损害。我们反对任何针对引言真实性的特殊侦测，包括针对更改语法和句法的侦测。”如果最高法院咨询我的看法，我会站在法官怀特（White）和斯卡利亚（Scalia）一边，要求这种改动必须有一个限度。和许多语言学家一样，我并不认为我们可以更改说话者的言辞（包括语法和句法）而不改变它的实际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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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实说明，现实生活中的语言远比“The dog likes ice cream”这样的句子复杂得多，要了解一个句子的含义，仅靠句法剖析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解读者而言，树形图反映出的语义信息仅仅是针对说话者意图的复杂推理中的一个前提。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即便是无比诚实之人也很少将所有事实和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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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因是谈话的直播性。以尼克松等人的谈话为例：在谈到“水门事件”的调查情况时，如果谈话者每次都要将“美国参议院‘水门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这个概念完整地表述出来，这场谈话根本就无法继续下去。一旦前面的谈话中提到过这个机构，后面只要用“欧文的事”（the Ervin thing）或者“它”（it）来代称就可以了。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要将整个谈话的逻辑链条全部用语言表述出来，显然也会浪费许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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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知道是谁下令让他派人潜入水门大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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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令者可能来自我们政府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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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的确来自政府内部、而他的身份又被曝光的话，整个政府将面临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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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打算说出下令者是谁，因为这可能会减轻他的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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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些人会为了金钱而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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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亨特可能会为了金钱而隐瞒幕后老板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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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相信，12万美元对亨特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数目，足以让他隐瞒下令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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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现在会接受这笔钱，但他将来很可能继续敲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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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只要能让他短期内保持安静就行，因为几个月后，媒体和公众可能会对“水门事件”失去关注的兴趣。如果他到那时再说出下令者的身份，对我们政府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不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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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我们应该付给亨特一笔重金，让他保持沉默，直到公众对“水门事件”的关注逐渐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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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你的当务之急就是给亨特12万美元或者别的什么”这句话就显得更有效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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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效率取决于谈话者之间所共享的背景知识以及对人类行为心理的了解。只有借助这种知识，他们才能对谈话中的各种名称、代词以及简单描述进行前后参照，以理顺各个句子之间的逻辑关联。如果缺乏共同的背景知识，比如说谈话的一方来自不同的文化，或者患有精神分裂症，或者是一台机器设备，那么即便是最好的句法剖析器也无法解读出句子的全部含义。一些计算机科学家试图为计算机制定一些拥有固定模式的“谈话脚本”，比如说餐厅用餐或者生日聚会用语，希望能帮助计算机填补谈话中所缺失的内容，以达到理解的目的。另一组研究人员则试图教会计算机理解人类的一些基本常识，他们认为这些基本常识是由上千万个事实构成的。你只要看看下面这组简短对话，想一想其中包含了多少有关人类行为的背景信息，就可以知道这是多么艰巨的一项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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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我要离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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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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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要理解一个句子，就必须将从句中搜集到的所有信息碎片整合起来，形成一组庞大的心理数据。为了做到这一点，说话者不能仅仅将事实一个接一个地送进听者的耳朵。人类知识并不是一张纵向排列的事实清单，而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因此当说话者准备用语言来表达一连串事实时，他必须用特定的方式来组织语言，以确保听者可以将每个事实纳入已有的知识框架中。因此在组织句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首先将已知信息和谈话主题表述出来（通常充当句子的主语），而将新鲜的内容、问题的焦点以及发表的意见放在最后。被动句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将主题置于句子之首。威廉姆斯在《风格：清晰、优雅地写作》一书中指出，如果句子讨论的主题与动词的逻辑宾语有角色上的关联，我们就可以完全不顾“避免使用被动句”的写作建议。我们来看下面这个由两个句子构成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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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astonishing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have been raised by scientists studying the nature of black holes in space. The collapse of a dead star into a point perhaps no larger than a marble creates a black 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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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宇宙黑洞的科学家对宇宙的本质提出了一些惊人的质疑。死亡的恒星因为引力坍塌而缩小到弹珠大小，由此形成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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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句话看上去与第一句话似乎并无关联，但如果用被动句来表述的话就通顺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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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astonishing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have been raised by scientists studying the nature of black holes in space. A black hole is created by the collapse of a dead star into a point perhaps no larger than a mar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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