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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évrier写道：“在这方面，旧石器时代晚期雪地上的足迹可能起的作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所有天寒地冻的地方，人们为了保证自己的日常生活，从一开始，依赖狩猎的成果大大超过依赖采集的果实。地面积雪形成了所谓‘天然的记录簿’（如果用这个老生常谈的用语表达的话），任何生物都不得不在它上面留下自己明显的痕迹。因此，奥瑞纳文化的时代和马格德林文化的时代的猎人认识好几百种踪迹，在他们的脑海中每一种踪迹都同一定种类的动物相联系，同相邻的部落有联系，等等。因此可以说，他们学会读早于学会写。”(50)大多数现代狩猎和游牧民族“辨读”踪迹的本事是十分高明的。熟练的“追踪者”根据脚印不仅能确定过往动物的数目，辨别它们的种类，而且能断定它们的年龄大小，判定它们活动的目的。M．科斯文谈到土库曼的追踪猎手时说：“如果他们认识母骆驼的足迹，他们也就认出了小骆驼的足迹，如果他们认识公兽和母兽的足迹，他们也就认出了小兽的足迹。”(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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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阶段人类学会了人工复制和消除“天然的”记号；例如，故意在石头地面上留下行走的足迹，在路上折断树枝以便狩猎的同伴能够找到他，为了掩盖所经路线而有意识地去掉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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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下一个阶段，人类学会了制造和使用自然界中没有的约定符号。例如，印第安人狩猎时在树上插一支箭表示他们的去向；澳洲土著人离开住宿地时用脚在沙地上画一条线并在线的末端插一根树枝；线的方向和长度表示所去的方向和距离(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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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巫术认为在现实中彼此毫无联系的事物和行为之间存在隐蔽的相应关系和联系，这种巫术促进了约定符号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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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花纹图案也是远古时代约定符号（其中包括原始文字符号）的来源之一。近几年来考古学家A．A．福尔莫佐夫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几篇论文。尤其是他从所谓“木椁文化”（公元前20世纪末期至公元前10世纪初期在东欧的草原地带）的陶器上的花纹图案中分出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神秘符号”（第10图，下）。福尔莫佐夫把木椁文化的符号看作远古文字体系之一，因此他的这一理论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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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图 古代陶器上的约定符号和象征性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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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元前4000年—前3000年“特里玻利耶文化”饰花纹图案的陶器上的象征性图形和约定符号（根据Б．A．雷巴科夫）；下——公元前2000—前1000年“木椁文化”陶器上的约定符号（根据A．A．福尔莫佐夫）：1——尼科波尔、谢尔科；2——彼列耶兹德纳雅；3——塔甘罗格；4——普罗列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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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确地指出，古代花纹图案几乎总是含有一定语义的，随着它们的不断发展，无论在结构方面还是在意义方面也不断复杂起来。福尔莫佐夫进一步写道：“这些观察所得使我们能够确定东欧草原地带文字产生的如下顺序进程：由表面有单一成分的花纹图案的陶器——到由不同成分组成的许多花纹图案带的陶器——再到一个圈带内结合不同花纹图案成分的陶器——然后到有许多符号的陶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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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把木椁文化的约定符号看作文字符号，如果可以这么看，那么它是什么样的文字符号——这个问题将在第四章中加以研究。我们在此只谈一谈古代约定符号起源于原始花纹图案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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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义，古代花纹图案的许多成分具有象征意义，反映当时人们的世界观，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作用于世界的意图。同样毫无疑义的是，花纹图案先于原始文字，大概也早于古代的图画。流传至今的岩洞内岩石和石壁上的远古图画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奥瑞纳-索留特列亚文化。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早期层积中还发现了画在兽骨制品上的圆圈形、曲线形、平行线形花纹图案的古老成分。很可能，前面提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结束时石板上的细细的平行刻纹也应该看作是原始花纹图案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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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A．雷巴科夫院士写道：“在民间的花纹图案中，也如同在古老的文字中一样，铭刻着人民古老的智慧，他们的世界观的萌芽以及人类用艺术手段作用于他们觉得神秘的自然力的最初尝试。”(54)这里，他的确谈的是比较晚期的，“特里玻利耶文化”时期——公元前4000年—前3000年的花纹图案（第10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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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可能的是，远古时期花纹图案中某些表义成分转化为图画字，然后又转化为表词字。属于这类成分的大概有：圆圈象征太阳，波状线象征水，十字形象征四面八方以及别的东西；无怪乎这些符号在所有远古文字体系中几乎一再出现。在比较晚期，很可能出现反借用现象，即由图画文字和表词文字借用到花纹图案中去。但是在花纹图案基础上产生一大批各式各样的类似木椁文化符号的约定——几何形符号，则是不大可能的。某一民族在古代花纹图案中使用的一套有语义意义的几何形符号，对于完成上述任务来说是极有限的。正如第四章将要说明的，在象征性花纹图案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字体系就更加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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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字和花纹图案相互影响的问题，是文字史极少研究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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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的最初阶段，与它的发展有密切联系的是文字以外的，“实物”传递信息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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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借助于赋予约定意义的各种实物和现象进行交际的方式，与文字十分接近，因为它们也用来把言语传至远方或者使它保留久远；通常这些东西是肉眼可见的（声音信号是例外，如击鼓声、摇铃声等表达信息）。同时这些交际方式在使用手段上不同于文字，即这些手段不通过图形，而用实物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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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各种自然现象和实物（如地上的足印、折断的树枝等——见第三章第8节）来传递和记录最简单的信息，不仅早于文字的产生，而且早于原始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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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各种不同的实物来表达信息逐渐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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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北美印第安人送一柄短战斧表示宣战。短战斧由使者送去放在地上；如果敌方拿起短战斧，这就意味着他们应战。同样，烟斗是和解的象征，敌对部落的代表轮流吸烟斗则表示和解。在苏门答腊，送盐是表示友好，送辣椒则表示敌对和愤慨。斯拉夫各部落用端上面包和盐来表示欢迎和友好。非洲平原地区许多部落用篝火和烽烟的复杂信号把各种信息（敌人临近、头领死亡、欧洲人到来、号召拿起武器、邀请参加庆典等消息）传到远方；草原印第安人用挥舞被单来传递信息。许多森林部落为了上述目的还使用更为复杂的击鼓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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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关于斯基泰人“实物”传书的故事是颇负盛名的。似乎有一次斯基泰人给波斯人送了一封“实物”信，此信是由一只青蛙、老鼠、鸟和五支箭组成。信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波斯人不会像鸟那样在天空飞翔，像青蛙那样在沼泽地上跳跃，像老鼠那样在地下躲藏，那么你们都必将在我方万箭齐发之下而一命呜呼。”非洲学家Georg Schweinfurt也谈到了尼扬部落用过的类似“书信”。“只要他们一旦受到敌人的威胁，他们就在敌人必经的路上插上玉米穗和鸡毛，在树枝上插上箭。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如果你们胆敢摘下哪怕一个玉米穗或者哪怕偷走一只母鸡，你们就必将死于箭下。”(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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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把信息传至远处之外，还使用各种不同的实物来把信息保持久远。例如，坟堆、石碑、陵墓、各种各样的陪葬品，自古以来就是坟场的纪念性记号；田界、界石、围墙，自古以来就是所有权的象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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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信息传到远方和用作记事，人们特别经常使用有刻痕的棍子和带结的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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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不同的民族都曾使用棍上刻痕的方法来计算、建立各种契约关系和达到记事的目的。在使用有刻痕的棍子来固定契约关系（特别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时，刻在棍子上（所谓“标签上”——第11图，в）的痕迹指出被借出实物的数量（例如，谷物的袋数）。标签刻上痕迹后分成两半：一半给债权人，另一半给债务人。斯拉夫各部落曾广泛使用标签，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农民和俄国北方一些民族曾用标签当作债务文书和用来计算交纳赋税。从前在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也曾用棍子上刻痕的方法来达到类似的目的(56)。例如，在美洲印第安人的某些部落那里，丈夫离家出征或狩猎时给妻子留下一根有刻痕的棍子；刻痕指出他外出的预定天数。随着预定天数的过去，妻子则把刻痕全部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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