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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古老文字体系中,符号形式的简化也同书写方式和材料的变化——由在硬材料(石块、骨头、木头、金属等)上雕刻文字过渡到软材料(莎草纸、丝绸、纸)上书写——有联系。书写文献用途的变化,特别是(除供远处可以看到的碑林铭文外)出现了专供近处阅读的书籍型的铭文,对此也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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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文字体系中,如苏美尔文字,符号已完全失去了图画性质;在另一些文字体系中,如汉字,符号还局部保留着图画形式;而在第三类文字体系中,如埃及文字,除了约定符号(民书字符号,部分僧书字符号)外,自始至终还继续使用图形符号(埃及圣书字)。这一过程发展的速度和程度取决于书面文献用途的变化,也取决于书写的材料和工具;此外,使用文字的各个不同社会集团对这一过程强有力地施加着不同方面的影响:是阻碍、保守,还是相反,促进和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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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材料对文字的字形有很大的影响。在许多方面,材料也事先决定了书面文献的成形。让我们用古老的文字体系为例来看一看这方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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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亚是一个黏土很多的地方,这种黏土就成了当地各个民族的书写的基本材料。绝大多数这种文字的文物是一些长方形的或者椭圆形的,稍微凸出的黏泥版,它的一面或者两面都布满着一组组楔形的深深的细线条(第42图);正如已指出的,楔形符号的产生是由于泥土很黏所致,这种黏土很难在上面刻画直线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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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图 前亚的楔形文字泥版和培养书写人学校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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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前亚形成了如下的书写技术。通常在湿的泥版上(利用细线)画出格子,然后书写人左手拿着泥版或者把它放在一个支架上,用握紧的三角尖头的芦苇秆在泥版上压刻所需的符号;书写完后就将泥版烘烤或者晾干。很少用桶状的泥圆柱体、圆锥体来代替泥版,也很少用六面或八面的大的棱柱体。成为大型手稿的泥版放进木箱子或泥箱子内;通常每一块泥版的下端刻上它的顺序号码和手稿名称(此名称由手稿的前几个词组成),泥版书信有时放在泥制的“信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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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黏土以外,还用石头来书写,在石板上刻出文字。石柱、石板、石墙和岩石主要用来刻写有关国家利益的内容丰富的碑文(例如,汉穆拉比法典、贝希斯敦岩石铭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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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楔形文字书写时是顺着楔尖所指的方向从左到右书写。专职书写人在附设于寺庙中的书写学校(第42图)加以培养训练;学习时间持续多年。使用专门的教材——识字本、算术表格、字典——进行教学。前亚曾经存在过规模宏大的藏书库,亚述帝国最后一位国王阿舒尔巴尼拔(公元前7世纪)在尼尼微城的藏书库规模最大,藏有好几万块泥版。某些寺庙的档案库(如巴比伦的尼普尔寺庙的档案库)规模也很大。装有泥版的箱子存放在一格格的架子上。尼尼微城的藏书库还有编排的泥版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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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文字最古老文献所用的材料经常是石板和骨片;在国王的锤矛、高脚瓶以及其他物品上的铭文也很常见。从“古王国时期”起,由于埃及国家的统一,大规模的建设和安灵祭祀的兴起,碑石铭文的使用特别广泛。这些铭文刻画在金字塔(“金字塔铭文”)、宫殿和寺庙的墙上,刻画在雕刻的图像和木头棺椁上(“木椁铭文”)。日常用品和祭典物品上也继续刻画各种铭文;泥瓦片和兽皮也用来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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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古王国时期”,莎草纸已成了主要的书写材料。几乎所有埃及的其他书写材料(也正如前亚的泥版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笨重。因此,由于行政和贸易通信交往的发展,由于宗教祭祀文献和文艺及科学著作的传播,还由于书库的出现——于是要求有一种更轻便的书写材料。莎草纸便成了这样的材料。莎草纸的发明是埃及文化的一项最伟大的成就。莎草纸是历史上专门制作用于书写目的的第一种材料;它的质量仅次于纸,纸的出现要晚得多了。莎草纸不仅在埃及,而且在地中海沿岸国家都广泛使用,而且它在许多世纪内决定了古代书籍的形状——手卷的形状。一些学者(如B.施皮格尔贝格,Б.A.图拉耶夫(111))由p′—p—iwr(尼罗河的)这个词引申出“莎草纸”这个词;另一些学者(如G.Christiansen,J.Cerny(112))由p′—pr′—(国王的)一词引申出这个词;B.B.斯特卢威认为“莎草纸”这个词是一个希腊化的埃及词,它表示“河的礼物”(113)。埃及人自己把莎草纸称为m—n—h。莎草纸的最古老的样品属于第一王朝时期。M.A.科罗斯托夫采夫就此写道:“如果我们说莎草纸的发明属于前王朝时期,我们未必会说错了。”(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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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草纸是用尼罗河的芦苇制作的(第43图)。剥去它的外皮留下草茎,把松软的茎心切成一条条的带状物,然后把它们沤透,加压,直到变成一条条扁平的纸带。这些纸带一张张叠起来,然后上面又放上纸带,不过它们与前者呈垂直状安放,接着再加压,黏合起来;经常用淀粉来黏合。结果,就制成了一张张薄的(厚度约同现在的布)微带黄色的纸。这些纸张的表面很光洁,切去四边。莎草纸越薄、越光洁平滑,那它就越被认为是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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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图 古埃及文字书写的材料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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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莎纸草;上面——采集莎纸草(埃及的图画);中间——正在工作的书写人(埃及的图画);下面——文具和用于书写的芦苇秆(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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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草纸的使用由埃及推广到地中海沿岸各国,长期地决定着古代书籍的手卷形状。之所以是这种形状的书,是由于莎草纸很脆,它不能像现在的书的纸张一样折叠起来。所以把莎草纸一张张粘起来,连成一条长长的纸带——有时候其长度有数十米之多,然后把它们卷成一卷。经常用削尖的芦苇笔在莎草纸上书写(第43图)。常用黑色(糨糊中掺入烟黑)和橙红色(由赭石或铅丹制成)颜料来书写。书写时埃及书写人通常坐在地上,莎草纸铺在一个特制的架子上;这个架子或者支在书写人两膝之间,他两腿交叉坐着,或者放在跷起的右膝盖上,或者放在专门的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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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莎草纸卷的写作有如下特点。(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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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莎草纸的易湿性,所以通常只在一面书写,经常是从右到左。每行字的走向照例是与纸卷相反;只有在某些官方文件中(较晚期用民书字写成的),每行字是顺着纸卷书写的,因此有时候一行字长达几米。埃及书文中的词与词之间没有空格;但在一定程度上用定义符号把这些词彼此隔开。埃及文字中还用着色的方法突出某些词。红颜色常用来突出一章的开头,有时是一句的开头;诗歌作品中有时用红点把一首首的诗分开。(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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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圣书体文字,尤其是碑石上的圣书字,具有极大的艺术造型的特点,它同绘画和花纹图案有紧密联系;铭文都套上五颜六色,呈长方形,按其形状表现为统一的、协调的结构。铭文经常同图像巧妙地结合起来;许多碑石铭文,尤其是古老的碑石铭文中,甚至以图形为主,而碑石字句只是说明这些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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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插图配合文字的惯例也用到了莎草纸卷之中。许多纸卷也配有小型的艺术彩画,一般都画在纸卷边上;特别是“新王国时期”的莎草纸卷“死者经书”的制作具有高超的技艺。纸卷中用了科学型的插图,如几何图形。最有价值的纸卷用匣子装着;有时在匣子上挂着纸卷名称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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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王朝时期和古王国时期初叶,书写的艺术是祭司和国家官吏的独占物。后来,由于埃及在行政-经济管理、贸易和外交方面的书信来往的频繁,形成了一群人数众多的职业书写人。为了培养训练书写人,开办了学校;抄写室有时被叫作“生命之屋”。文学的发展,加之莎草纸的轻便,有助于建立大规模的藏书库。最早提到藏书库的是在第六王朝时期(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在吉萨墓葬地发现的一件铭文中(117),一位官员被称为“书屋官”,即书写文件库保管人。埃及的“图书馆”是国家的、寺庙的藏书库,有时还是私人的藏书库;例如,在卡胡耶挖掘时发现了私人藏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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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是用不上色的方法写在硬材料——龟甲、兽骨,青铜钟鼎等——上面(119);这就决定了古老的、仍未失去图画性质的中国象形字的线条-图示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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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早在公元前,就开始用竹片和丝绸来书写了。在刻写长篇文章时,这些竹片编联成束(像扇子一样),上端穿有小孔。丝绸料则卷在小棍上;书写前丝绸都先粘糊好。最初,中国人用漆树的漆在竹简和丝绸上写字;书写的工具是削尖的竹筷;由于采用这种技术,所以周、秦时期的汉字都由长短几乎相同的线条组成。从公元前3世纪起,毛笔代替了竹筷,墨代替了漆,这种墨是用黑烟灰、鱼胶和树脂制成。笔和墨的发明对书写字形有很大影响;字的线条长短不等,变得更弯曲了,字的一些笔画呈点、撇状。结果中国象形字就几乎失去了原来的图画性质。(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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