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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类型并不是肯定无疑的，而只是可能的，它就是所谓的“原始格拉戈尔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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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捷克学者林加尔特和安东(58)首先提出在基里尔以前时期斯拉夫人就已存在原始格拉戈尔文字的假说。这一假说的基础是西斯拉夫人那里流传的一则轶闻：早在5世纪，西部基督教的传教士耶罗尼姆（死于420年）给这些斯拉夫人带去了格拉戈尔字母写的文献。现在有人认为，这则轶闻是当地斯拉夫神职人员所编，其目的在于不把格拉戈尔字母的起源同东部基督教教会——其代表人物是基里尔——联系起来，而是把它同西部基督教教会联系起来，从而取得罗马对格拉戈尔字母的承认。在40—50年代，П．Я．切尔内赫、H．А．康斯坦丁诺夫、E．М．埃普什坦和其他苏联研究者(59)的著作中重又恢复了原始格拉戈尔字母的假说，不过它被用到东斯拉夫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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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格拉戈尔文字形成的过程可能有两种途径。第一，这一过程可能是在希腊文字、希伯来-可萨文字，很可能还有格鲁吉亚文字、亚美尼亚文字，甚至北欧古代文字的复杂影响下进行的；北欧古代突厥金石文字的文物属于可萨人，是在东斯拉夫部落的疆域内发现的。在这些文字的影响下，斯拉夫人的“线条和刻画”可能逐渐取得字母-表音的意义，从而局部保留自己的原始形式；我们从文字史上知道，日耳曼北欧古代文字也经过了类似的道路。第二，某些希腊字母可能是斯拉夫人在字形上加以改变，以便适应于习以为常的“线条和刻画”的形状。但是没有找到证实原始格拉戈尔文字存在的令人信服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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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推测的这一文字的文物中，“阿列坎诺沃”的铭文具有最重大的意义。这一铭文（见第127图，б）刻在10—11世纪的瓦罐上，是1897年В．А．戈罗佐夫在梁赞城郊的阿列坎诺沃村挖掘时发现的；铭文有14个排成一行的符号。1898年在同一地方的瓦罐碎片上又发现了五个类似的符号(60)。正如В．А．戈罗佐夫所指出的，“瓦罐烧制得不好，显然是匆忙制作的……因此，是当地制作的，家用的，因此，它的铭文是当地书写人或家庭书写人所作，即斯拉夫人所作”。因为符号太多，所以不能把它们当作工匠的标记。В．А．戈罗佐夫做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只得假设，这些符号是某种不知名的文字的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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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特维尔博物馆的瓦罐以及在特维尔11世纪墓地发现的铜牌上的符号的形状接近于“阿列坎诺沃的符号”。两块铜牌上的符号呈圆形，形成两件相同的铭文。其中一些符号也像阿列坎诺沃符号一样同格拉戈尔字母相似(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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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16年，Д．Я．萨莫克瓦索夫在契尔尼戈夫附近挖掘古墓时发现的刻在羊骨头上的“铭文”（如果只是把它看作铭文，而不是因火烧而成的裂纹的话）也很有意思。这一所谓“铭文”（第127图，в）含有15—18个符号，它们处于一个椭圆形之内。Д．Я．萨莫克瓦索夫写道：“符号是由直线形切口组成，它们大概是10世纪罗斯的文字，在一些史料中指出有这种文字。”(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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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文章谈到西布格河的德罗基钦诺村发现的铅封（大概是做买卖的印章）上出现（1864年首次认定）的符号；这些符号数以百计(63)。某些德罗基钦诺铅封的正面是基里尔字母，反面是“神秘”符号（第127图，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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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7图 未释读的罗斯接受基督教之前的铭文和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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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伊本—埃尔—涅基姆复制的铭文；б——В．А．戈罗佐夫在梁赞城郊发现的阿列坎诺沃铭文；в——Д．Я．萨莫克瓦索夫在契尔尼戈夫城郊发现的羊肋骨上的铭文；г——在西布格河发现的德罗基钦诺铅封上（正面和反面）的基里尔字母和神秘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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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神秘符号同基里尔铭文一起出现在旧俄历书和10—11世纪以及较晚时期的纺锤上，它们也引起了研究者们极大的兴趣（第128图）(64)。在20世纪40—50年代，许多人试图把这些符号看作格拉戈尔字母的原型。现在，学者们倾向于把这些符号理解为斯拉夫的“线条和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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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8图 11—12世纪罗斯纺锤上的铭文（据Б．А．雷巴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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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出自文献的史料中也有一个说法，似乎证实了斯拉夫人曾有过原始格拉戈尔字母型的文字。这就是波斯历史学家法赫尔·阿德金（13世纪初）的说法，根据这一说法，可萨文字（这里谈的大概是在13世纪前已消失的，但法赫尔·阿德金知道的可萨古金石文字）“起源于罗斯文字”(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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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提出原始格拉戈尔字母文字假说所依据的最重要的史料。尽管这些史料不够充分，不大清楚，但是最近10—15年内曾三次尝试复原原始格拉戈尔字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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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А．康斯坦丁诺夫所作的一次尝试是根据所谓“黑海沿岸的符号”(66)。在赫尔松尼斯、刻赤、奥利维亚以及罗斯黑海沿岸一带的其他居民点（这些地方曾经是希腊的移民住地）的石板、墓碑、瓦片和双耳瓶上可以见到这些符号。H．А．康斯坦丁诺夫认为它们是表音符号，似乎这些符号是由公元前1000年代中期在塞浦路斯岛上存在过的塞浦路斯音节文字所产生；照H．А．康斯坦丁诺夫的看法，“黑海沿岸的”符号也似乎是形成斯拉夫原始戈尔字母的基础（第129图）。现在，把“黑海沿岸的”符号理解为斯基泰-萨尔马特人部落的氏族符号或者私人符号（其中包括王室符号）的看法几乎已得到证实。(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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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9图 黑海沿岸的符号和古代罗斯铅封、印章、钱币、纺锤和其他制品上的符号同格拉戈尔字母和塞浦路斯音节符号的对比［根据Н．А．康斯坦丁诺夫的《论罗斯文献的开端》（О нaчaлe руccкoй пиcьмeннocти），《涅瓦河》，195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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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音节文字对“黑海沿岸的”符号的影响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这种文字的最晚期文献同最古的“黑海沿岸的”符号中间相隔了几百年；此外，即使塞浦路斯文字残留下来了，也不可理解为什么萨尔马特人（跟着他们的还有斯拉夫人）借用这种音节文字来代替希腊的表音文字，何况希腊文字对他们来说要熟悉得多，表达他们的语音也要好得多。“黑海沿岸的”符号对所推测的原始格拉戈尔文字的影响更不大可能了，因为这些符号中最晚的符号（公元4世纪）同最古的格拉戈尔文物中间相隔也有50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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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H．В．恩戈瓦托夫依据11世纪罗斯大公的钱币上基里尔铭文中所见的“神秘”符号，对复制原始格拉戈尔字母系统作了另一次尝试(68)。但是，根据大多数专家的说法，这些符号或者是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两种字形相互影响的结果，或者是雕刻人弄错的结果。在不同钱币上重复同样的符号，第一，决定于同一个模子用来模压许多钱币，第二，决定于识字不多的雕刻匠机械重复旧模子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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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И．А．菲古罗夫斯基(69)依据俄罗斯疆域内发现的属于8—16世纪的手工制品和日常什物上的神秘符号，为复原原始格拉戈尔字母作了第三次尝试。И．А．菲古罗夫斯基不仅利用斯拉夫的文物，而且还使用可萨的和原始保加利亚的文物来当作原始材料。然而在试图释读这些符号时，一些符号被任意看作字母-音素符号，另一些符号被当作音节符号，甚至表词字的符号，经过这样的“释读”所得到的词，同样任意地不仅跟斯拉夫语的词对比，而且跟其他语言（其中包括阿塞拜疆语）的词进行对比(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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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斯拉夫人的疆域内除了斯拉夫的文物外，还见到其他一些民族的未释读的文物。除去“黑海沿岸的符号”以外，其中有突厥金石文字的文物（大概是可萨文，但也可能是原始保加利亚文字）。保存在诺沃契尔卡斯克博物馆的两个小水壶上的铭文和马雅茨克城遗址石头和墙壁上的铭文，可以作为上述文物的样品；在顿河流域挖掘时发现了这些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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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接受基督教之前的斯拉夫文字的最重要的编年史材料和考古材料的总一览表——请参阅下面的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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