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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巴菲特这封纪念公司成立50周年的信迎来了如潮的好评，有一些评论甚至以“巴菲特写出了他有生以来最精彩的致股东的信”“不投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你就是个傻瓜”等为标题，但没有一个人提到巴菲特在论证中娴熟运用的家人逻辑。人们对这一点竟然这么缺乏认识，我倒也不是太吃惊。在态度强硬、看重事实的金融投资世界，默认的做法是把关注点放在有关优点的信息上。诚然，论据中的优点是一种信息。但与此同时，在另一些层面上，有效沟通本身也可以变成至关重要的信息。马歇尔·麦克卢汉告诉我们，媒介即信息；社会认同原则告诉我们，数量大是信息；权威原则告诉我们，信使即信息；现在，联盟概念又告诉我们，自我与他人的融合也是信息。所以我们有必要考虑，除了直接的血缘关系，在环境中还有哪些特点，有助于让人感受到身份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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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特点有很多都缘于对血缘关系的强调。显然，没有谁能钻到别人身体里，判断两者有多少共同基因。这就是为什么，人必须本着审慎的态度，依靠对方身上某些可见的与基因重合相关的特点来进行判断——最明显的自然是外表相似了。长相类似所带来的牵引力，会使得人们结成友谊群体、大学兄弟会或由长相近似的人所组成的棒球队。在家族里，人们最乐于帮助跟自己相像的亲人。在家族之外，人们用面部相似性来判断跟陌生人之间的遗传相关性，事实上这种判断方法相当准确。不过，人们也有可能遭到欺骗，错放好感。有人用数字技术修改了照片上的脸，使之与观察者更相像，结果极大地提高了观察者对照片中人的信任度。如果这张修改后的脸属于一位政治候选人，选民也会更乐意投票给他。说到底，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家外，人们都会用相似性来判断基因重合，并偏爱与自己重合度更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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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身体特征和性格上的可比性，人们还以态度相似性为基础来评估遗传相关性，并进而构建小圈子，决定要帮助谁。但在这方面，不是所有的态度都有同样作用：在判断圈内人身份时，对性行为以及自由或保守意识形态等事物的基本宗教和政治态度，似乎有着最强大的力量。它还可以从另一个基于血缘上的理由来看：这一类态度是最有可能通过遗传来传递的，因此最能反映基因上的“我们”。这种高度可遗传的态度也是极难改变的，这可能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改变在自己眼中足以界定自身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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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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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判断突出的遗传共性，还有另一条通常情况下靠得住的线索。它不是身体上的相似性，而是物理上的接近性。这就是察觉到跟别人来自同一个地方，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大得惊人的原因。要说明这种影响，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目光投向近现代历史上一段最黑暗的岁月，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期间，解开在那时浮出水面的一些重大的人类行为之谜。让我们先从一个人所处地点的最小形式开始，再转到更大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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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人类和动物都会把成长期间生活在自己家的同类视为亲人。虽然这一认亲的线索偶尔也会造成误导，但通常都很准确，因为待在家里的人一般就是“自家人”。此外，在家居住时间越长，对人们的家庭感影响就越大，对人们为彼此牺牲的意愿影响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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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个相关因素，能带来相同的结果，又用不着花太长时间。人们在观察到父母照料家里其他人的需求时，同样会产生家庭般的感觉，也更乐于向那个人提供帮助。这种过程带来了一个有趣的结果：看到父母打开家门接待形形色色的人，很可能使孩子在成年之后也更愿意帮助陌生人。对这些孩子而言，归属感或许超出了家庭甚至家族，而适用于整个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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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见解对解开大屠杀时期的重大谜题有什么用处呢？按历史的记录，当时最著名、最成功的救援者是：勇气十足的瑞典人拉乌尔·瓦伦贝格（Raoul Wallenberg），他英勇地救出了数千犹太人，自己最终因此丧生；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他的“名单”救下了1 100名犹太人。然而，大屠杀期间最有力、最集中的一次救援行动，却几乎淹没在了历史长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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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夏季的一天，破晓时分，200名波兰犹太人聚集到立陶宛的日本领事馆门外，恳求帮助，希望能赶在纳粹大军压境之前，从东欧逃出去。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向日本官员寻求帮助，本身就是一个谜。当时，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政府有着紧密的关系、共同的利益。事实上，仅仅几个月之后，在1940年9月，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就签署了三方契约，正式宣布结盟。那么，为什么这些犹太人、第三帝国仇恨的目标，会向阿道夫·希特勒的外国伙伴求助呢？他们期望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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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末跟纳粹德国建立密切的战略联盟之前，日本允许流亡的犹太人借道本国领土，以求从国际犹太人社群那里得到一些财政资源和政治上的善意。由于日本国内的部分圈子里对这一计划的支持仍很强劲，政府并未完全取消向欧洲犹太人发放旅游签证的政策。由此带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结果：战前几年，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抛弃了希特勒“最终解决方案”中绝望的“猎物”，反而是希特勒的盟友日本为他们提供了庇护：上海日租界以及日本神户市的犹太定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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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940年7月，200名犹太人聚集在立陶宛的日本领事馆门外，他们知道大门背后的人手里，恐怕握着他们逃出生天的最后机会。这个人的名字叫杉原千亩（Sugihara Chiune），表面看来，他不像是个能安排这些犹太人获救的可靠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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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原千亩正处在自己外交官生涯的中期，靠着16年来在一连串岗位上的恪尽职守，成了日本驻立陶宛总领事。良好的资历推动了他在外交官圈子里的晋升：他生于武士之家，是政府官员的儿子。他精通俄语，给自己设定了十分高远的事业目标，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日本驻莫斯科大使。跟更出名的奥斯卡·辛德勒一样，杉原千亩热爱狩猎、音乐和聚会。所以，要说这位过得舒舒服服、喜好享乐、干了一辈子外交工作的外交官，会拿自己的事业、声誉和未来冒险，救助一大早把他从美梦里吵醒的陌生人，从表面上真看不出什么迹象。然而，他恰恰这么做了，而且他完全知道这可能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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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等候在大门之外的人群聊了一阵，了解了他们的困境，便打电话到东京，希望上级允许他为这些犹太人发放旅游签证。虽然日本对犹太人发放签证和允许其定居的宽松政策尚未发生变化，外交部的上司却担心，继续推行这些政策会损害日本与纳粹德国的外交关系。因此，杉原千亩的请求遭到了拒绝。随后，他更为迫切地提出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请求，也同样遭拒。他此时40岁，在这以前，从未有过丝毫的不忠，也从不曾违抗命令。可这一天，这位在生活中声色犬马、在事业上雄心勃勃的外交官，做出了没人想得到的举动。他直接违背了上司重申了三次的命令，开始动手发放旅游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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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选择摧毁了他的职业生涯。不到一个月，杉原千亩就从立陶宛总领事被贬为闲职，不得再独立执业。最终，他以“犯上”罪名被外交部开除。战后他一文不名，靠卖灯泡为生。但在被迫关闭立陶宛领事馆前的几个星期，杉原千亩坚守个人选择，从清早到深夜，一直在面试申请人，为他们准备文件。甚至，在领事馆关闭之后，他住进宾馆，仍继续签发证件。哪怕这件事带来的压力让他形容消瘦、精疲力尽，哪怕同样的压力使他的妻子无法再为襁褓中的孩子哺乳，他仍片刻不停地签发证件。哪怕最后，他已经登上了离开立陶宛的列车，在站台上，在列车上，他仍在签发证件，并把写好的签证抛向车厢外求助的犹太人。他一共救下了几千条无辜的生命。等列车开动，要把他带走，杉原千亩朝着那些他来不及帮助的人深深鞠了一躬表示歉意，请他们原谅自己已经无能为力（见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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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杉原千亩和他的家庭：内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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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陶宛领事馆办公室（上图）为犹太人发放了几千张旅游签证之后，杉原千亩千亩被贬为闲职，来到纳粹控制的欧洲。在捷克斯洛伐克，他让家人站在一座公园外面照了张相（下图，从左到右依次为他的儿子、妻子和妻妹）。公园门口挂了块德语标志牌：“犹太人不得入内。”这块牌子是偶然拍下的，还是暗含了有意识的辛辣讽刺呢？暗示性的证据来自妻妹的右手，你看到它在哪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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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原千亩决定帮助数千犹太人逃往日本的原因，恐怕无法用单独的某个因素来解释。一般来说，这种非凡的慈悲之心是来自各种合力的交互作用。但就杉原千亩而言，家庭因素表现得很明显。他的父亲是税务官，曾一度被派驻韩国，就把家搬到了当地，开了一家旅馆。他的父母愿意接纳形形色色的旅客，在家庭旅馆里照料其基本食宿需求，甚至为客人提供浴缸，并帮他们洗衣服，哪怕有些人穷困潦倒、付不起钱也没关系。杉原千亩曾回忆说，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带给他极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杉原千亩日后搭救数千欧洲犹太人的一个原因：因为经常在家接触不同的人，他的家庭感扩大了。45年之后，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犹太人的国籍和宗教并不重要；他们都跟他一样，是人类大家庭里的一员，他们需要他的帮助，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父母们希望孩子培养起广泛的慈悲心，不妨参考他的经历：让孩子在家里接触到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并像家人一样对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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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人道主义者特蕾莎修女也曾讲过一个来自自己童年的类似故事，而且，她双亲的行为也隐含着类似的暗示。她在塞尔维亚长大，起初生活优渥，但后来随着父亲的去世而家道中落。她看着母亲德拉比娜为任何有需要的人提供吃穿用度。从学校回来，她和兄弟姐妹经常发现陌生人坐在餐桌旁，吃着家里本来就不多的食物。特蕾莎问他们为什么在这儿，母亲会回答：“他们是我们的同胞。”请注意，在概念上，“我们的同胞”就等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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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杉原千亩这个个案出发推广得出更宽泛的结论，哪怕再加上特蕾莎修女对小时候家庭环境的回忆，始终是很冒险的。不过就本例而言，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伸出救援之手的人里，不光只有杉原千亩一个人的童年家庭生活中融合了多种多样的人。研究者从一个收容过犹太难民的欧洲人士的大规模样本当中发现了类似的经历。一如预期，较之同时期未救助犹太人的人员样本，救助者样本里的人在成长期间，对多样化的人群有着更强烈的认同感。这种扩大了的归属感，不光与决定在大屠杀期间救助他人的行为有关，甚至，在半个世纪后接受采访时，这些救助者仍在帮助更多样化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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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研究者设计了一套人格量表，评估个人与全人类自发认同的程度。这一重要量表衡量了一个人使用代词“我们”的频率、把他人视为家人的观念、自我与他人概念的整体重合程度，可以预测出此人通过向国际人道救援活动捐款救助外国人的意愿。此外，对他国移民困境的同情反应，似乎来自当事人与他人之间的自我他人感知重合度。杉原千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帮助行为的相关背景及个人因素信息，来自对当时日本和欧洲环境的历史记录以及杉原千亩接受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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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 从拥有共同基因的个体组成小而稳定的群落开始，人类演化至今，由此获得了一种倾向，除家人之外，我们还偏爱跟自己有着紧密接近性的人。这种倾向甚至带来了所谓的地方主义。有时候，我们可以从邻里和社区关系上看出它的巨大影响力。让我们再次回头看看大屠杀时期几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这些故事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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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首先来揭开本章开头那个故事的谜底。在纳粹集中营里，守卫让所有囚犯排队报数，每10人杀1人。然而，突然之间，他举动反常：跳过了第10号，而朝第11号囚犯开了枪。他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有好几个。说不定，那个侥幸留得一命的囚犯过去的劳动表现一贯不错；也说不定，守卫注意到那人体力、智力或者健康状况良好，将来会是个好劳力。但另一名守卫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他的答案却很明显跟这些实际的考量毫无关系。他所说的理由非常简单，但足够充分：他认出10号囚犯跟自己是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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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科恩在一篇学术文章里讲述了这个故事，对它所体现出的深刻矛盾做了评论：“守卫在大规模杀人时尽忠职守，却对受害者群体里的一名特定成员保持着怜悯与同情。”虽然科恩并未探讨相关的问题，但辨识出是什么因素导致守卫从大规模行刑的冷血杀手，变得对具体的某个人有了怜悯和同情，这非常重要。这个因素就是地点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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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科恩对集中营故事的描述，来自他和一个前纳粹守卫的对话，该守卫在转述这个故事时正是科恩的室友。据估计，利尼翁河畔勒尚邦的群众在法国新教牧师安德烈·特罗克梅（Ander Trocme）及其妻子玛格达（Magda）的带领下，救下了3 500条人命。1940年12月，他在自己家门口发现了一个冻僵的犹太妇女，这是他帮助的第一个难民。至于他为什么决定帮助这位妇女，我们很难给出确定的答案。但在战争快结束时，特罗克梅被关起来，法国维希市政府官员要求他及其他居民报上犹太人的名字，他的回答仿佛直接出自杉原千亩之口，其核心和世界观如出一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犹太人。我们只知道什么是人。”至于说亲属和邻居谁更容易答应特罗克梅的请求这个问题，其他证据来源暗示答案是前者。也就是说，肯定是亲戚的人提出的要求更难以拒绝。举个例子，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卢旺达大屠杀期间，胡图族人会向自己的图西族邻居发起攻击，鼓动发起攻击的人以部落为号：“胡图力量”既是战斗口号，也是屠杀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