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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者在一个关键的或者敏感的时间段（即孵化出世50天）内的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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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所有这些信息在遗传上的传输，对白冠雀的基因库的维持一直是重要的。基因把天然的、环境的以及与时间有关的这3个成分协调地结合成一个和谐的混合物，以构成该物种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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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现，白冠雀的歌声学习展现了巨大的独特性。幼年雄鸟能够本能地识别并优先学习其本物种的歌声。如果给幼年的雄白冠雀播放成年白冠雀的歌声和成年歌带鹀（song-sparrow）的歌声的录音带，它首先会开始一个实验期，称为“副歌期”（subsong），然后产出一种与它听过的白冠雀歌声十分相似的成形的歌声。如果只给它播放歌带鹀的歌声的录音带，它不会学习这种歌声。它仍然会经历“副歌期”，但是它最终的成形的歌声既不像歌带鹀，也不像白冠雀。没有听过播放歌声的鸟则不会学习任何东西。如果这只幼鸟听到白冠雀的声音，但在“副歌期”开始之前失聪了，那么它就不能够学习怎样产出它听过的歌声，而是会产出没有旋律结构的不成形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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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研究，斯科威尔（Scovel）首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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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从一种社会生物学视角考察鸟歌与人类言语的可能类比之前，需要把“歌声”（songs）和鸟“叫声”（calls）区别开来：歌声一般只是雄鸟用于交配季节；鸟叫声则同其他动物的叫声一样，倾向于被该物种的全部成员随时用于通报危险和痛苦，用于保持联系，并用于类似的目的。由于叫声是交际的起码方式，因此它们并不从属于那种复杂的铭记（imprinting）模式，而且它们几乎完全是先天设定的，几乎等同于人类的膝跳反射（the knee-jerk reflex）。然而，同那些普通叫声的刺耳相比，白冠雀及其他的鸟类物种所发出的富有旋律的一阵阵歌唱确实是歌剧性的（operatic），而且这种乐谱的高度复杂性要求好几个并且常常是互相竞争的因素相互作用。如果白冠雀和大量的其他物种能够如此有效地用简单的叫声来进行关于食物和爱好的交流、打斗和飞行的话，那么为什么它们的基因还要携带这种累赘而难懂的歌唱遗产呢?当然这不仅仅是大自然为了抚慰人类疲惫的心灵而赠予的一个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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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大自然的“花香鸟语”原本不是为了给人类“解闷”的，那么鸟歌为什么那么复杂呢?其实威尔逊（1975）曾比较深入地回答过这个问题：这是因为“雄性的发声是重要的交配前隔离机制（premating isolating mechanisms）。这意味着它们与遗传基础不同的其他种类共同协作，以防止种间杂交。”“鸟类观察者知道，很多杂居在一起的相似物种，如北美鹟属捕蝇鸟（the Empidonax flycatchers of North America），在田野中认出它们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歌声，即这些鸟儿自身在哺育期所使用的相同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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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鸟类之所以需要那么复杂的歌声，与它们的交配有着重要关系。而鸟歌在交配期间所发挥的功能，并不在于像人类那样用“小夜曲”、“对歌”之类的形式来求爱和择偶，而是在于用来识别不同的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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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类听觉机能在社会交流中的首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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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鸟儿如此严重地依赖于叫声和歌声作为交流的手段，那么当我们要将“鸟语习得”与人类言语习得进行类比之前，还需要证明，人类是否同样是一种具有高度听觉性的（acoustical）动物。威尔逊（1975）在对比了所有动物在社会协作中主要感官的使用情况之后，将人类列为整个动物王国中最具有听觉性的物种。这就意味着，人类的社会协作更依赖口说/耳听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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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牵涉到人类语言的起源问题了。人类的语言究竟是“听”来的，还是“看”来的?关于语言的起源问题，一般有两种观点，一是“口头”说，即语言是从听到人类嗓子发出的声音进化而来；一是“身势”说，即看到由面部和身体所作的身势发展而来。很多学者（如Andrew，1976；Scovel，1988）认为，嗓音性的交际有很多优势，其中之一便是有利于情感上的群体凝聚力，尤其是在原始人类搜寻食物的开放的草丛中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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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于当今社会某些儿童在学习阅读方面的无能，即“阅读障碍”（dyslexia，又译“诵读困难”、“识字困难”）发生的原因，有人（Sladen，1981；Scovel，1988）甚至认为，它就是我们在社会生物学上设置的通过听觉而不是视觉通道进行最有效交流的那种倾向在当代社会的一个后果。说得通俗点，就是人类早期确实是主要通过听觉来进行交流的，当文字发明以后，人类越来越习惯于视觉的阅读，但仍然有人不习惯，于是出现了“返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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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一些针对人类听觉灵敏性的研究报告也证实，人类大脑中存在着一些“特征探测器”（feature detectors），就是大脑中被组织起来的神经元群（groups of neurons），它们被用来感知那些被严格限定的某种类型的感觉传递活动。由此可以推断，人类对言语的音段音位和超音段音位的辨认，所依赖的就是人类颞叶（temporal lobe）中的听觉特征探测器。其中针对只有两月龄的新生儿的一些研究报告，进一步证实了人类中由遗传指定的特征探测器的存在，这些特征探测器能够发展起来而在针对人类嗓音和语言的识别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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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兰奇和简金斯（Strange&Jenkins，1978；Scovel，1988）就所有这些关于天赋的自然能力和早期环境之关系的发现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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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研究报告提示，先于任何延伸的语言经验，好几个“自然的”语音界限被观察到了。这样的界限已经在一些语言环境中被发现，而在这些环境中，这样的区分并不被成年说话人所使用。然而，成年人跨语言研究报告显示了对成年人语言中不具有语音重要性的听觉维度的明显迟钝。这样看起来，在一个人习得其母语时，天赋敏感性的明显减弱现象发生于整个成长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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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类的遗传基因中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种听觉特征探测器呢?斯科威尔（Scovel）认为，一是为了在短时间内习得母语，二是为了识别不同的人类群体（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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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们使得儿童快速习得构成所有母语基础的极度详细而复杂的语音和音系信息成为可能。如果大自然强制我们在出生后去学习关于人类言语的每样东西，而且没有赋予我们一个遗传上的先机，那么人类言语也就不会存在了。这实际上就相当于乔姆斯基所主张的人类与生俱来的语言习得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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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人类婴儿为什么已经装配有语言的特征探测器，这就是由于特征探测器在嗓音识别中是有用的。由于这些听觉能力对社交互动如此奇妙而有益，因此，正是这种识别群体而非个体的才能应当成为我们这里的焦点。换句话说，这种高度灵敏的听觉能力，不仅用来识别不同的个体，而且用来识别不同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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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自然产生了：人类为什么需要拥有这种天生设置的互相区分以不同的嗓音为标志的“群体”的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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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认为，一个在遗传上编了码的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适应”，就是一项由最终因果关系所决定的对基因具有生存价值的特性。而人类外国口音的出现与辨认也是适应性的，也是为了各自“群体”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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