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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语学习者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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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学习当然也有一个态度问题，这就是学习者在二语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可称为“二语学习者态度”，简称“学习者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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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语学习中，态度未必能够“决定一切”，但学习者态度可能对二语习得过程以及二语学习成效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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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调查发现，二语学习者态度与学习成绩的相关度高于其他学科态度与成绩的相关度（黄冰，2004）。这说明，相较于其他领域的一般态度，二语学习者态度确有其突出的重要性，值得二语习得研究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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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学习者态度主要通过动机来对二语学习过程进行制约。因而学习者态度问题一直与学习动机一起受到关注，早期的以加德纳（Gardner）等人的理论为代表的动机研究也把态度与动机归为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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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德纳和兰伯特（Gardner&Lambert，1959）指出，“成为二语社团的有价值成员的愿望”会导致较高的二语水平。学习者的态度也会影响到语言磨损（language attr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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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伯特（Lambert，1974）区分了二语学习者的“附加性双语”（additive bilingualism）和“减少性双语”（subtractive bilingualism）。前者指学习者维持其一语，并把二语加入自己的语言总藏，成为平衡的双语者（balanced bilinguals）。这是因为学习者以积极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民族认同和目的语文化。后者指学习者把自己的一语替换为二语，其母语能力发展不充分，或者有时失去其已获得的母语能力。这是因为学习者看低自己的民族认同，并希望被目的语文化所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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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可能有两种情况。当学习者对两种文化都持消极态度时，会导致“半语”（semilingualism），即母语和二语能力的发展都不充分。当学习者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并对目的语文化持消极态度，其结果就是“单语”（monolingualism），即无法习得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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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德纳（Gardner）的“融入性动机”概念中，“态度”是它的附属概念。首先，在其“融入性动机”的结构中，“对学习环境的态度”是与“融入性”和“动机”并列的3个要素之一。其次，在“融入性”要素中，又包含“对外语社团的态度”；在“动机”要素中，也包含“对外语学习的态度”。在加德纳（Gardner）看来，态度是动机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动机产生的基础。在加德纳（Gardner）设计的“态度/动机测验题套”中，“态度”和“动机”也是相提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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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态度与动机以及其他因素的关系并不如加德纳（Gardner）设想的那么简单，所以开始把态度分出来单独研究，着重探讨二语学习者态度与学习成效的关系以及影响态度的各项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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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语学习者态度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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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态度”有时也被简单地通称为“学习态度”，便于与“学习动机”并列。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理念下，“学习态度”一般用于教师对学生的主观评价，采用的评价维度也往往是带有褒贬色彩的“好”与“差”，换个说法就是“认真/马虎”、“端正/不端正”等。而“学习者态度”是从学习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对二语学习有关的周围事物的评价性反应，那就不再是“好/差”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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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态度主要包括对二语学习的态度、对目的语的态度、对目的语所属社团和文化的态度、对学习环境的态度等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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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二语学习的态度，指学习者是否认为二语学习有价值、能带来愉悦感和各种好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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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二语学习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很重要。但这个重要性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的。尽管目前世界人口的50%以上操不止一种语言，但还有不到50%的人口属于只会说母语的单语者（monolinguals）。这些单语者中，除了没有机会和条件学习二语的以外，还有大量的对二语学习持消极态度的人，他们并不认为二语学习有意义。产生这种态度的原因，主要是语言观念、语言价值以及语言体验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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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语言观念，指看待双语现象的传统观念。尽管在人类历史上，二语学习和双语现象是一种常态，但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其传统观念都不把它看作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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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社会语言学家沃德霍夫（Wardhaugh，2000）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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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语现象（monolingualism）……在西方世界的很多地方是一种被广为接受的规范，以至于常被认为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到了双语者和多语者可能显得“不寻常”的程度。确实，当我们发现所遇见的某人会流利地说好几种语言时，我们常常多种滋味涌上心头：可能是既有钦佩又有嫉妒，但偶尔也会自感高人一等，因为很多那样的人对我们所处的文化来说并非“本族的”：他们很可能是移民、访客，或者“混合”婚姻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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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念由来已久。英语中有一个词叫做“barbarian”，本义为“异族人”，引申为“野蛮人”。其原始印欧语词根是“*barbar”，意即“听不懂的语言”。那么，凡是那些说“听不懂的语言”的人，就是“异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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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在一个对外封闭的社会里，人们会很自然地把单语看作正常的事。以中国为例，在封建时代后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下，对外交流仅限于极小的范围。人们所习见的是外国人学汉语，很少有中国人学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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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连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即小学）大师们也未能幸免。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交流往往需要通过翻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礼记》），有时甚至“重译乃通”（《三国志》）。目前在中国境内发现的独立语言已有129种（截至2007年），分属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印欧等语系以及混合语[6]。如果当时有人能够调查一下那些不同的语言，加以分析归类，探讨其普遍规律，说不定就能赶在欧洲人之前产生历史比较语言学，并进一步总结出普通语言学理论，而且还不需要“以身试法”而违反闭关锁国政策。遗憾的是，那些小学大师们，宁可把古汉语的文字、音韵、训诂研究得登峰造极，也想不到对那些不同的语言多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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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持有这样一些观念的人，自然无法指望他们对二语学习会有积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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