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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目的语的态度，指学习者在语言学习方面的选择性。换言之，当一个人打算学习一门二语时，该选择哪一种语言，就会反映他对特定语言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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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目的语的态度是社会语言学所研究的“语言态度”在语言学习中的体现。“语言态度”是指人们对不同语言的评价性反应，即对某些语言评价较高而对另一些语言评价较低。而这种评价，则取决于语言本身的魅力、声望（prestige）、价值以及难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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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语言的魅力，指语言的审美性。尽管语言只是一种交际工具，但人们也常常会从审美的角度去看语言，并根据各自的感受，得出哪些语言比较“好听”、哪些语言比较“难听”的评价。当人们进一步了解了一些语言的结构之后，又会评价哪些语言比较“合理”、哪些则“不合理”，等等。那么，凡是语音上“好听”的、结构上“合理”的，就是“优美”的语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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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把自己的母语称为“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这其实是从小在所接受的母语教育中被反复灌输的一种情感。同时，这也与人们从小使用母语的习惯有很大关系，反映的是一种“家乡菜最好吃”的情结。这样的情感自然无可厚非。不过，从理性的角度来看问题，既然各民族都觉得自己的语言最优美，那么这就意味着，所谓的“最优美”实际上根本没有客观的、公认的统一标准——这是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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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己的语言最优美”的情感，也是由来已久的。中国历史上的“南蛮鴂舌”之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春秋战国时代，地处南方的楚国人尚未完全融入中原的汉族，仍然被中原人视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异族，贬称为“南蛮”，不算“中国”之人。同样，楚人的楚语也被形容为“鴂舌”，因为“鴂”（伯劳鸟）是一种叫声难听的鸟。于是，楚人也相应地被贬称为“南蛮鴂舌之人”。楚国有一位名叫许行的学者，是“农家”的代表人物，主张“君民并耕”。在一次与许行的学生辩论农家理论时，孟子在据理驳斥的同时，也顺便揭了揭他的“南蛮鴂舌”的老底[9]，以进一步增强辩驳的气势。在孟子看来，天下只有汉语（雅言）才“好听”，也最“合理”。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孟子所编的二语习得“案例”中，也是拿楚人学齐语来作比喻，而不是相反。换言之，要论学语言，只有“南蛮”需要学“中国”的齐语，哪有“中国”人去学“鸟语”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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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些“南蛮”可未必这么想，他们倒可能觉得中原的汉语才是“鴂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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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的这种“自恋”情结，在其母语一旦成为目的语而面临学习者的选择时，就有可能被“毫不给面子地”击得粉碎。这是因为，某种语言的审美价值如何，最终是由二语学习者来判定的。换言之，当一个学习者要选择一种二语来学习时，哪种语言更“优美”而更值得学，自有他心里的“一杆秤”，而绝非取决于其母语者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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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魅力还表现在文字方面。有时某种语言本身未必让学习者感到多么“优美”，但由于采用了独特的文字，也会由于其神秘性而使语言产生魅力。例如，不少欧美学习者就是因为觉得汉字“很优美”而开始学习汉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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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一种语言在学习者的心目中“不好听”时，就很难指望他对该语言产生积极的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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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语言的声望，即语言的附加值。在多语并存的社会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有的语言会获得比其他语言更高的声望，从而拥有了象征说话人地位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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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英国11世纪中叶被诺曼人征服以后，法语成为英国的贵族语言，历时300年之久。俄国17——18世纪彼得大帝“西化”改革以后，法语又曾经是俄国的宫廷语言。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法语就成了上流社会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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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以来，在许多多语国家里，有的语言被法定为国语或官方语言，自然就享有较高的声望。有些国家的少数民族为了争取自己的语言成为国语，还会发起抗争、要求独立，甚至不惜发动独立战争，如孟加拉国的独立、斯里兰卡僧伽罗人的分离主义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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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某种目的语不具有较高的声望，也不会使学习者产生积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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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语言的价值，即语言的实用性。在学习者眼里，哪种二语更实用，各人也有自己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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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实用性的判断，一是顺应社会的潮流，即以社会公认的通用性为准。例如，在国际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确定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为工作语言，则是对该6种语言在国际事务中的实用性的一种认定。而其中英语的一枝独秀，也是公认的。中国人学外语，一般也是首选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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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内部，则往往是以主体民族的语言为最有实用性。例如，汉语在中国、英语在美国等英语国家，都具有无可比拟的通用性，因而也最具有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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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的“汉语热”持续升温，就是汉语的实用性大大增强的结果，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汉语的态度从消极到积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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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基于个体的特殊需求，例如从事某些职业的需要、某些生活内容的需要等。那么即使是那些毫无通用性的“小语种”，也会显示其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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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某种语言在学习者眼里不具有实用性，也就不会成为二语学习者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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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语言的难度，即语言学习的困难程度。我们前几章都谈到，任何语言作为母语而习得时，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困难，这是学习者的年龄效应使然。但当它们作为二语学习者的目的语而学习时，就会变得困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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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1973）[10]曾作过一个关于全世界语言难度的调查，并根据欧美学生学习时间和达到水平的比例，列出了一个由易到难的排行榜。其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13种语言被列为最容易的第一等级，希腊语、印地语、马来语等8种语言为较容易的第二等级，俄语、泰语、越南语等18种语言为较难的第三等级，而汉语、日语、韩语等4种语言为最难的第四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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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意的是，这个难易度是从欧美学生的角度来看的，并不能成为普适性的语言难度排行榜。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例如中国人）来看，其结果就可能大相径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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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由于学习者的母语与目的语的语言距离和文字距离不同，不同的学习者感觉到的难度就会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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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排行榜来看，对欧美学生构成语言难度的主要是文字、语法以及声调等3个因素。那么，当欧美学生觉得汉语很难时，首先在于汉字难。美国汉学家德范克（DeFrancis，1984）曾指出：“说英语的人学中文并不比学法语难。（学生）遇到的最难处是传统的书写系统。”我们上文提到，不少欧美学习者学习汉语的原因是觉得汉字“很美”，以为学汉语是一件“美事”。然而，一旦他们开始了真正的学习，就会发现，汉字并不是用来画着好看的，而是用来写着交际的，诚所谓“想说爱你不容易”。结果，能够把这件“美事”进行到底的就不多了。因而，汉字习得也成为汉语二语习得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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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以学习时间和达到水平的“性价比”为依据的调查结果，反映的是“实际难度”或“实际距离”，与学习者所感觉到的“心理难度”或“心理距离”相比，仍然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心理距离”往往体现在学习者态度的动态变化中。例如，在中国人的外语学习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学日语是笑着进去，哭着出来；学法语是哭着进去，笑着出来。”这是说，中国人在初学日语之时，由于汉语和日语文字和词汇相近，往往以为日语和汉语距离很近，所以容易学；谁知越学越难，才发现“上当”了。而初学法语时，由于汉语和法语语法差异大于英语，往往以为法语和汉语距离很远，所以很难学；不料越学越容易，才感到意外的惊喜。这一“笑”一“哭”之间，反映了学习者由于实际距离和心理距离的差异而引发的态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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