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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围人们（家庭、教师、同学、朋友等）的态度。态度是价值观的反映，常常具有从众性，所以他人的态度也会影响个体自身的态度，从而产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效应。例如，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对二语学习持有积极的态度，就可能使子女也产生积极的态度。如果父母对某种语言或文化存有偏见，那么也可能使子女产生相应的消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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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贞和（2009）的研究为例。该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了在中国上海学习的韩国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对汉语的语言态度和学生家长对汉语的态度，对比考察了家长的汉语态度如何影响孩子的汉语能力。结果发现，家长的语言态度中认知性成分、情感性成分和行为性成分与学生的语言态度中的三个成分都有一定的正相关。其中学生语言态度中的认知性成分与其家长语言态度中的认知性成分之间有中等强度的正相关，说明家长对汉语的实用价值和社会地位的评价高低，直接影响到孩子的评价，即家长的评价越高，孩子的评价也会越高。另外，学生与其家长在语言态度中的情感性成分之间，呈现较低的正相关；学生与其家长在语言态度中的行为性成分上只有较低的正相关，但是也达到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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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态度，包括国际关系、国家语言政策等。如果政府提倡或不提倡学习外语，必然会提高或打击民众学习外语的积极性。如果政府对某些外语的学习具有政策性导向，那么也会引导民众对这些语言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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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的国家语言战略为例。2001年，在美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事件，即“9·11”事件。美国政府痛定思痛，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包括外语教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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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语言法案”，要求“致力于学习世界各重要地区的语言与文化”，“迅速行动起来，以解决缺乏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人才问题”。2004年，美国国防部召开了由美国政府、企业界、学术界和语言协会领导人参加的“全国语言大会”，呼吁美国政府推出“关键语言战略”。2005年初，大会发表了白皮书《改善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号召美国民众行动起来，制定一个能够让美国民众参与的、改善国家外语能力的国策和计划。2006年初，美国教育部、国防部联合召开全美大学校长国际教育峰会，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George W.Bush）在会上宣布推出美国“国家安全语言计划”，鼓励美国公民学习国家需要的8种“关键语言”（阿拉伯语、汉语、朝鲜语、俄语、印地语、日语、波斯语、土耳其语）。该计划有4大战略目标：①确保美国在21世纪的安全和繁荣；②通过提高外语能力，使美国在全球化竞争中提高经济竞争力；③利用“语言武器”传达美国的意志；④为关键区域的海外战场上的军事、情报人员、外交人员装备“语言武器”，以满足海外战场的需求。该计划分为4个部分，包括由美国教育部负责实施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外语教育资助项目、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实施的海外外语研修资助项目、由美国国防部负责实施的“国家语言旗舰项目”、由美国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负责实施的冷僻语言培训项目等。小布什敦促美国国会在2007年拨款1.14亿美元，用于实施国家安全语言计划。这样，美国“关键语言”战略（即国家语言战略）正式形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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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策对美国民众的学习者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是对二语学习的态度。由于英语的通用性，美国人向来并不热衷于学习外语。但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国土安全和经济繁荣，美国民众响应政府的号召，也纷纷开始学习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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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对目的语的态度。过去美国人即使想到要学外语了，也大都是欧洲语言，对亚洲语言并不太感兴趣。如今，美国政府倡导学习的8种关键语言几乎全部是在亚洲（其中俄语和土耳其语横跨欧亚两洲）。这也对美国民众的外语选择起到了导向作用。对我国的汉语国际推广来说，美国向来是需要重点攻破的“堡垒”之一。而在这个计划中，汉语有幸被列入8种关键语言之第二位，这对汉语在美国的推广当然非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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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对二语社团和文化的态度方面，该计划的影响尚需观察。在该计划的4大目标中，最为耐人寻味的是第三项目标，即利用“语言武器”传达“美国的意志”。用小布什的话来说，就是：“如果别人听不懂我们说的是什么，又如何相信我们推销的民主?”[13]而“推销美国的民主”，自然是以认为该8种语言的母国“不够民主”为前提的。而第四项目标，即为海外战场上的军事、情报人员、外交人员装备“语言武器”，也显然是以有关国家为假想敌或潜在的威胁。这些目标中所反映出来的意图，自然不可能引导美国民众提高对有关国家态度的积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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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性别角色。二语学习者有男女之别，这种差异也有可能对其态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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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斯托尔（Burstall，1975）针对英国中小学生法语学习的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对二语学习持有更积极的态度，因而女性往往比男性学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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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斯（Williams）等人（Williams et al，2002）在调查英国中学生德语和法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时发现，男生对德语的学习态度高于法语。在学生看来，法语具有阴柔之美，而德语则有阳刚之气，因为“法语是爱情和素质的语言”（French is the language of love and st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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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两性在学习者态度中的不同表现，与其社会身份和成长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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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女性在二语习得方面确实可能存在一定的优势，这与女性在听辨能力、学习方式等方面的优势有关，也与女性的态度往往较积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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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语学习者性别与态度关系的研究方面，目前较缺乏专题研究，现有的研究往往是在比较全面的学习者态度研究中顺便关注一下两者的相关性。例如，倪传斌等（2004）在考察外国留学生汉语语言态度时，也对性别因子作了分析，发现只有情感因素具有显著性差异，女生的评价明显高于男生，而地位因素和适用因素则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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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二语学习者态度与学习成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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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二语社团和文化的态度与学习成效的相关性方面，根据加德纳（Gardner）的融入性理论，态度决定融入性的强度；态度越积极，融入性程度越高，融入性动机越强，学习效果越好。不过，另有一些研究报告却提示，积极态度和二语水平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清楚的。有的研究没有发现相关或显著相关，有的研究还发现了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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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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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4年，谢勒尔和维特海默（Scherer&Wertheimer）就研究发现，美国大学生对德国人以及对自己能说德语的积极态度与德语水平具有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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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德纳（Gardner）和其他一些学者在加拿大英法双语环境中的一系列调查也都证明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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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加德纳（Gardner，1985）的研究也发现，在集中学习了一门法语课的6个月之后，学习者在自我评价的水平方面有差异：那些对法国文化具有喜爱态度的法语学习者几乎没有表现出水平的下降，而那些对法国文化不太喜爱的学习者却表现出显著的语言丢失（language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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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相关或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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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勒尔（Oller）及其同事的一系列研究则往往得出与加德纳（Gardner）等人相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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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欧勒尔等人（Oller et al，1977a）在针对以汉语为母语的在美留学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发现，对美国人持有总体积极态度的那些学生在一项英语完形测试中得分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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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同时进行的另一项针对美国西南地区墨西哥裔妇女英语二语学习者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中，欧勒尔等人（Oller et al，1977b）却发现，对英语母语者的个性特质持否定态度的学习者与持肯定态度的学习者相比，前者的英语反而学得更好。也就是说，越是喜欢美国人，英语学得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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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次调查结果的差异，他们解释道，那些中国人都来自较高的社会经济阶层，在美国生活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那些墨西哥妇女则是较低社会经济阶层的成员，她们可能觉得自己是“受殖民统治的少数民族”，因而怨恨说英语的主体民族。欧勒尔和皮尔金斯（Oller&Perkins，1978）进一步解释道，她们可能受到了“马基雅维利动机”的影响，即想要学会二语，以便操纵和战胜说目的语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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