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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的参加者是69名大学生，其中男性占14.7%，女性占85.3%，平均年龄为20.68岁。他们都是母语为西班牙语者，学过第二语言巴斯克语和第三语言英语。被试根据其英语的流利程度分为两组。“英语流利组”由“英语研究”（English Studies）专业的49名被试组成，其余的20名被试为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英语掌握程度很低，归入“英语不流利”组。所有被试都在中小学学过英语必修课，但是“英语流利组”的学生在大学均接受全英语授课，并且被要求通过一个相当于“剑桥水平”（the Cambridge Proficiency）考试的英语测试作为其英语课程通过的一个必要条件。“英语不流利组”在该研究实施之前只在中小学学习过至多3年英语，并且再也没有进一步接触过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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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的调查工具是一份一般背景问卷和一个基于布龙——库尔卡等人（BlumKulka et al，1989）的“话语补全测试”。“英语流利组”在不同的日子既用英语也用西班牙语完成话语补全测试，“英语不流利组”只用西班牙语完成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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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中使用的话语补全测试包含下列请求情景，代表4种不同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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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位老师要一个学生去图书馆取一本书。（教师/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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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个学生向一位同学要前一堂课发的讲义。（学生/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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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要一个同事从他/她的公寓打一个长途电话。（同事/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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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个停车处管理员要一个司机开走他/她的车。（管理员/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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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涉及到请求言语行动的5个因素，包括：招呼语（alerters）、请求策略（request strategies）、句法降级手段（syntactic downgraders）、词汇降级手段（lexical downgraders）以及缓和辅助语（mitigating suppor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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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将两组被试的3组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首先，针对“英语流利”组的英语和西班牙语数据的对比结果表明，对应于英语和西班牙语中的招呼语、预陈式策略（preparatory strategy）、句法降级手段、词汇降级手段和缓和辅助语的总数的平均数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他们用两种语言说出的请求之间的差异也不显著。这就说明，二语达到高度流利水平的人基本上以相同的方式用其一语和二语提出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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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针对“英语流利”组和“英语不流利”组用西班牙语产出的请求的对比结果表明，就要素的总数来说，由两组产出的请求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对应于请求（1）和请求（4）的某些措施（预陈式策略、句法降级手段以及词汇降级手段）方面，两组之间有显著差别。同时，两组在招呼语方面有最低限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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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之间在招呼语方面的主要差异是：“英语流利”组的学生倾向于比“英语不流利”组的学生更频繁地使用其对话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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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请求策略方面，“英语不流利”组比“英语流利”组倾向于使用更直接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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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句法降级手段方面，两组之间的主要差异是，“英语流利”组的学生使用范围广泛的句法降级手段（体、时态、条件从句、疑问句），而“英语不流利”组倾向于使用单一类型的句法降级手段——疑问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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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词汇降级手段方面，“英语流利”组使用范围更广的词汇降级手段（降低程度语、礼貌标记），“英语不流利”组倾向于使用单一类型的词汇降级手段，即礼貌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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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缓和辅助语方面，“英语流利”组使用范围更广的缓和辅助语（预设话语、奖励、迂回表达），“英语不流利”组倾向于使用单一类型的缓和辅助语——迂回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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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果表明，英语水平高的学习者似乎发展出了一种中介文化样式，这种样式既反映了用西班牙语和英语说出的请求之间的相似性，也反映了这些请求和由其他西班牙语母语者所表述的请求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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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习得通论 6.3 中国国内的二语对一语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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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国内二语对一语效应研究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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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有关二语对一语效应的研究目前还相当薄弱，相关文献也极少。零星的研究集中在母语损耗和语用反向迁移方面，而且实证研究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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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损耗研究方面，蔡寒松、周榕（2004）对国内外的语言损耗研究作了述评，并指出，国内对语言耗损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仅限于记忆或遗忘和僵化（石化）等方面，全方位的考察尚未起步。杨连瑞、潘克菊（2007）也指出，在我国，语言损耗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领域。我国在这个方面仅仅有少数的学者进行了一些综述研究，这些方面的研究大多十分宽泛，并没有对语言损耗做深入、精确的论述。而且，仅有的这些初步研究关注的焦点仍然局限于国内学生的外语损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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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用反向迁移研究方面，康灿辉（2008）较早针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汉语恭维语回应中的语用反向迁移开展了实证对比研究。该研究采用了话语完成测试（DCT）和非参与观察方式。测试问卷中的问题涵盖外貌、能力以及所有物等方面。被试是湖南工业大学的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各40名大学生。问卷调查发现，英语专业被试和非英语专业被试的汉语恭维语回应策略使用显著不同。英语专业生采用“赞同准则”的占77.5%，采用“谦虚准则”的只占22.5%。相比之下，非英语专业生采用“赞同准则”的仅占20%，采用“谦虚准则”的达到了80%。此外，通过非参与观察方式也发现，在8例学习英语10年以上者的对话中，有7例回答“谢谢”，只有1例回答“一般”，即英语学习时间更长的人群对赞美作接受型回应的比例为87.5%，大大高于英语学习时间较短人群。此结果与问卷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也就是说，长期的英语学习和使用对英语专业生的语用策略起了显著的作用，证明他们在语用上存在程度不同的语用反向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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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针对语用反向迁移和中介文化风格的两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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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来华汉语学习者英语恭维语回应中的语用反向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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