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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尼可洛·波罗和马菲奥·波罗——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准备到克里米亚从事贸易。其后，他们在向导的带领下访问了布哈拉，并从那里来到了大可汗忽必烈的宫廷，忽必烈非常礼貌地接待了他们，而且他非常希望将西方文明介绍到蒙古帝国，于是便委托兄弟俩给教皇带去消息，请他派遣一百名西方的智慧之士到东方来，给蒙古人传授基督教信仰和西方艺术。1269年，兄弟俩回到故乡威尼斯，却发现无法找教皇满足大可汗的要求；因为教皇克雷芒四世已经在前一年去世了，他的继任者尚未任命。他们只好等了两年多，直到新教皇格列高利十世当选，然而新教皇对大可汗的要求并不热心，仅派了两位多明我会修士陪同波罗兄弟返回东方，时年17岁的马可·波罗也偶然跟随父亲一起去了东方。他们在1271年11月出发，但两位同行的修士很快便对旅行失去了信心，原路返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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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先是去了波斯湾口的霍尔木兹，然后北上，穿过呼罗珊巴尔赫到阿姆河，再到帕米尔高原。接着穿越戈壁大沙漠，1275年5月，他们终于来到了忽必烈在开平府的夏宫，觐见大可汗。尽管他们没有满足忽必烈的要求，可汗还是友好地接见了他们，并且对马可·波罗产生了特别的好感，甚至请他为自己效力；后来，人们在中国的史册中发现，1277年，一个叫作波罗的人被任命为枢密院的二级专员，他的职责是出使西藏东部、交趾支那甚至印度等地区。波罗一家虽然从可汗那里得到了大量的赏赐，但他们发现可汗不愿意放他们返回欧洲。马可·波罗曾经担任多个重要职务；他做过三年扬州总督，这是一个伟大的城市，而且他很有可能终生都为忽必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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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个时机出现了，他们终于能够返回欧洲。与大可汗有亲属关系的波斯汗希望与大可汗家族的一位公主成亲，但如果从中国到波斯走陆路，这位年轻的女子可能无法忍受沿途的辛苦，于是人们为她选择了环绕亚洲海岸的海路。鞑靼人不擅长航海，所以波罗一家人便奉命护送年轻的公主，完成这段相当危险的旅行。1292年，他们从福建的港口泉州出发，经过两年多的航行，终于成功地沿着亚洲大陆南岸将公主送到了婆家。但是提亲的波斯汗已经去世，公主只得嫁给他的儿子。辞别了公主，波罗一家人穿过波斯国，在1295年回到故土。当他们身穿粗糙的鞑靼服装抵达波罗家族的祖屋时，亲戚们甚至一度没有认出他们。在后来的宴会上，他们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每上一道菜，就要换一套新衣服，还把换下来的服装送给仆人们。宴会结束的时候，他们把到家时穿的破衣烂衫拿出来，用快刀将衣服的接缝割开，从里面取出大堆的红宝石、蓝宝石、石榴石、钻石和祖母绿，他们正是用这种方式带回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此次家族聚会也自然而然地从原本的欢迎宴会变成了亲戚们打听致富消息的“新闻发布会”。作为主要发言人的马可·波罗不得不使用数字“百万”来描述大可汗的财富和他所统治的人口数量，但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他们只是把他的讲述当成普通旅行者的故事姑妄听之，马可·波罗也从他的朋友那里得到了“马可百万先生”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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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热情不高，这自然令马可·波罗讲述他非凡旅行的积极性大打折扣，不过在他回到威尼斯的那年，热那亚和威尼斯爆发了战争。马可·波罗被俘，关在热那亚的监狱里。在那里，他的狱友比萨人鲁思梯谦有些学问。在托马斯·马洛礼爵士之前，鲁思梯谦就开始以散文的形式改写一些与圆桌骑士有关的故事。他没有用意大利语（当时，这种语言似乎欠缺文学价值）写作，而是选择了法语，法语是当时西欧骑士们的通用语。与马可·波罗一同坐监的时候，鲁思梯谦用法语记下了这位伟大旅行家的口述，并且将材料保存了下来。1299年，马可·波罗获释并返回威尼斯。他死于1324年1月9日，这一天是他立下遗嘱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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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游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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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可·波罗的书中详细描绘的行程在地理大发现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没有人能与他的成就相比，而上校亨利·裕尔爵士在他翻译的《马可·波罗行纪译注》中的总结文字也堪称英语文学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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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第一个沿经度线横穿亚洲的旅行者，亲自命名和描述了他亲眼所见的诸多王国：沙漠之国波斯、鲜花盛开的高原和巴达赫尚的荒凉峡谷、碧玉般的和田河、蒙古草原——劫掠基督教世界的蒙古铁骑的家园、汗八里崭新的辉煌宫殿；他是第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国的财富和广袤的旅行者：它浩瀚的河流、宏伟的城市、丰富的物产、密集的人口、在海洋和内河快速航行的不可思议的庞大船队；他介绍了中国疆域之内的各个民族、他们的行为举止和宗教崇拜；告诉我们西藏的情况，以及那里形容邋遢的教徒；介绍了缅甸和那里金色的佛塔、叮当作响的屋檐；还有老挝、暹罗、交趾支那、日本、东图勒，红润的珍珠和金顶的宫殿；他是第一个向我们展示那个美丽而神奇的博物馆的人，它的宝藏不可胜数，如印度群岛，珍贵香料的产地；爪哇，岛屿中的珍珠；苏门答腊，那里有许多国王，出产古怪而昂贵的商品，还有食人族；尼科巴和安达曼的裸体野人；宝石之岛锡兰，它的圣山和亚当的墓地；印度帝国，并非亚历山大时代的传说所描述的梦幻之地，而是居住着有德行的婆罗门、面目可憎的苦行者的国度，它拥有钻石、奇特的土产、诞育珍珠的海床和强烈的日照；他是中世纪第一个确切地介绍与世隔绝的基督教帝国阿比西尼亚和半基督教岛屿索科特拉的人；他曾经隐晦地提到了桑给巴尔，此地的黑人和象牙，以及南大西洋中广阔而遥远的马达加斯加，那里的各种奇怪生物，另外还有相反方向上的偏远地区——西伯利亚和北冰洋，那里有狗拉雪橇、白熊和骑乘驯鹿的通古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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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时期的世界东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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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可·波罗成为地理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当然，其他旅行者也有可能对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功不可没，但在斯坦利先生之前，除马可·波罗之外，没有任何人访问过欧洲人眼中如此之多的未知之地。他所发现的土地，虽然居住了许多人口，但很快便陷入混乱，继而闭关锁国，抗拒任何外部文明的影响。因此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东方，人们再也没有什么新的发现。直至今天，大家也是带着怀疑去阅读他的故事，正如宁愿称其为“马可百万先生”，而不是“马可·波罗”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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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的游记不仅内容博大，而且涉及的地域范围相当广，但其多样化比不得那些最伟大的阿拉伯旅行者写的游记。如穆罕默德·伊本·拔图塔，他是丹吉尔人，从1325年开始旅行，因为到圣地麦加朝拜是一名合格的伊斯兰教徒的应尽职责。在亚历山大城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名叫博罕·艾丁的渊博智者，拔图塔向博罕诉说了他想要旅行的愿望。博罕告诉他：“那么，你应该去拜访我的兄弟法里德·艾丁和洛恩·艾丁，他们在辛迪亚，还有我在中国的兄弟，他也叫博罕·艾丁。当你见到他们，请代我致意。”由于教皇格列高利十世没有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去，鞑靼亲王们已经放弃基督教，改信伊斯兰教，伊本·拔图塔得以见到博罕·艾丁的全部三位兄弟。实际上，拔图塔的探索是非常了不起的。拔图塔在中国见到了谢赫·加万·艾丁，甚至设法把他的问候带给了艾丁住在苏丹的亲戚。在出门旅行的将近三十年里，拔图塔访问了圣地麦加、亚美尼亚、克里米亚、君士坦丁堡（在一位嫁给鞑靼可汗之一的希腊公主的陪同下，他游览了此地）、布哈拉、阿富汗和印度德里。在印度，他获得了皇帝穆罕默德·英格拉克的好感，皇帝任命他为外交使节，出使中国。拔图塔先选择经陆路到中国，后来发现这样太危险，最终他从卡利卡特港口走海路，经锡兰、马尔代夫和苏门答腊岛，抵达中国的大港口刺桐城[3]。当时中国正在打内战，他只好原路返回卡利卡特，但他不敢面对皇帝，便去了霍尔木兹和麦加，并于1349年回到丹吉尔。不过，即使如此，他对旅游的兴趣仍未耗尽。不久，他又去了西班牙，并一路来到摩洛哥，穿过撒哈拉沙漠，进入苏丹。他沿着尼日尔河（他认为是尼罗河）航行，访问了廷巴克图。1353年，在外游历了28年后，他终于返回了非斯。拔图塔的游记最主要展示了当时伊斯兰教的兴盛程度，以及一个共同而普遍的信仰能够给旅行带来何种便利。但他的书都是用阿拉伯语写的，对欧洲知识界并无影响力，而且自马可·波罗之后，欧洲能够从他那里了解的东西并不多，除了苏丹的那一部分。可以说，拔图塔给中世纪的地理学史画上了句号。因为，在他去世8年后，航海家亨利王子展开了他的探索活动，标志着现代地理学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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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人们对印度的了解也加深了，这主要归功于那些流浪的修士，他们到印度去一般是为了瞻仰圣托马斯的陵墓，据说圣托马斯是在印度殉教的；还应提到的是景教教会早期对中亚的渗透。早在公元7世纪，追随景教的叙利亚基督徒开始向东传教，在波斯和土耳其斯坦建立了教区，其影响力甚至蔓延到北京地区。在蒙古大汗统治下的中国，他们的传教活动兴盛一时，然而因为语言方面的限制，他们撰写的报告并未促进地理知识的传播，但一个有趣的地方除外，是关于“十个消失的以色列部族”的。据传，他们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在东方的某地生活，统治他们的国王也是个牧师，人称“祭司王约翰”。一些在西部传教的景教牧师在报告中提到，有位叫作“翁汗”的蒙古亲王信奉了基督教，这个名字用叙利亚语读起来像是“约翰可汗”或者“祭司”，所以人们觉得翁汗就是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到东方去就是为了发现这个基督教王国。后来有人查清，在阿比西尼亚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基督教国家。但由于受到托勒密错误观点的影响，阿拉伯人认为阿比西尼亚就是祭司王约翰的国家，而且位于印度支那附近。我们以后将看到这个错误是如何促进了地理大发现的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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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王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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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世纪的游记所增添的地理知识主要包括中国大部以及日本列岛的情况，随附的地图展示了各种重要探索和游历的路线，以帮助读者理解地理学科是如何将托勒密对东西方世界的估测和马可·波罗带来的地理新知识结合起来，从而拉近欧洲与东方的距离，进而为哥伦布的探索做好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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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大发现的故事 第 5 章 道路与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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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一般的道路定义为沟通两个城镇之间最方便的手段；这在逻辑上意味着城镇存在于道路出现之前；为了更全面地考察道路情况，有必要从考察人们在特定地点居住的原因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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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大发现的故事 我们已经讨论了古代世界、中世纪至十五、十六世纪地理大发现前夕的地理学发展史，也大略指出了人们在这段时间的早期学到了哪些地理知识，以及是如何学到的。但是，我们还需要考虑的是，前人通过何种方式获得这些知识，还有他们寻求这些知识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探讨历史上征服活动的过程时可能已经回答了后一个问题，不过人们很少只是为了征服而征服。我们还要考虑到战争附加的物质利益。同样地，如果人们继续为了发现而战，就必须取得进步。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沿着他们所征服的国家顺序去探索，而且要常打胜仗，并通过创建更适合的、新的沟通方式来巩固其统治。简言之，我们仍然需要研究古代和中世纪的道路，以及使用这些道路的主要目的——商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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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一般的道路定义为沟通两个城镇之间最方便的手段；这在逻辑上意味着城镇存在于道路出现之前；为了更全面地考察道路情况，有必要从考察人们在特定地点居住的原因入手。一开始，出于防御的目的，人们的房屋都是建在一起的，所以早期的城镇，如雅典和耶路撒冷，都利用天然的地形自我防御，易守难攻。然后，宗教也对城镇的布局产生了影响，民居常常环绕庙宇或修道院而建。但后来出于便利性的考虑，位于河畔水边（特别是在河流的浅滩处）的城镇，如威斯敏斯特、那不勒斯等防御良好的港口，或者纽伦堡、维也纳这样的地区中心，人们会选出一些最便利的地方作为贸易场地。无论位于河畔还是海边，最佳的运输工具就是船舶。不过一旦这样的城镇建立起来，同样有必要用陆路将它与其他城镇连接起来，这主要由地形决定，如果沿途有山脉，就得绕山修路——例如比利牛斯山脉周围的道路；如果有河流阻挡，则要寻找浅滩，很可能会在过河最方便的地方建造一座新城镇。如果找到了两点之间的合适路线，出于本能，人们就会把这条路径维护下去，即使后来发现了更好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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