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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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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包括部队在高原、雪地、丛林、沙漠等各种作战环境中生存和工作所需的医疗和生活保障，如各种环境下战场损伤的诊断与治疗，医疗诊断设备的研制，作战人员在环境压力下心理疾病的治疗，军用食品的营养调配和保存，饮用水的净化与消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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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航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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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航空航天的科研领域包括航天火箭和卫星的制造，卫星的发射、跟踪、制导及控制，宇宙射线、天体观测、大气研究等。近期目标是利用卫星实现通信、电视广播和自然资源管理，长远目标是开发空间资源，建立半永久性的、能自行补给的载人空间站。研究重点是具有军事意义的运载火箭和应用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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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印度使用SLV－3型卫星运载火箭首次将罗希尼卫星送入椭圆形轨道，并从此具备了每年装配和发射两枚同类火箭的能力。1994年，印度成功地发射了ASLV－D4加长型卫星运载火箭，并将一颗科学卫星送入太空。该火箭为5级固体火箭，载荷150公斤。1996年，印度发射了带有一颗遥感卫星的PSLV－D3极地卫星运载火箭，该火箭为四级液体和固体混合助推火箭，载荷900公斤。目前正在研制中的地球同步卫星运载火箭（GSLV）可将重量2500公斤的通信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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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研制的卫星类型主要有：用于收集地球水文和地质资料的地球观测卫星，测量运载火箭发射过程中生成数据的罗希尼系列卫星，电视转播和邮电通信中继实验通信卫星，电视、广播、移动通信和气象数据传输卫星，以及资源与环境遥感卫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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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2日，印度用一枚由自制的极地卫星运载火箭（PSLV-C11）将首个月球探测器“月球飞船1号”成功送入地球轨道。“月球飞船1号”呈立方形状，体积约1.5立方米，重1304公斤，飞船1号上携带了11部科学仪器，以便从距月球表面100公里的轨道对月球进行研究，其中5部科学仪器是由印度自行研制的，其他6部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瑞典和保加利亚等国。标志着印度成为继俄、美、中、日之后第五个掌握探月技术的国家。此外，一个重约30公斤的着陆器将对月球表面进行撞击，以寻找氦-3同位素。“月球飞船1号”将绘制月球表面的立体电子地图，对月球表面矿物质、化学和地形等特征进行全面深入的探测，任务的主要目标是发现水、镁、铝、硅、放射性元素氡、铀、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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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印度太空研究组织（ISRO）已启动“月球飞船2号”任务，并准备发射遥感卫星“雷达成像卫星”（RISAT）。“月球飞船2号”有望在2011～2012年前发射。“雷达成像卫星”重1780公斤，可以在夜晚绘制地图。印度航天科学家将“雷达成像卫星”视为该国遥感卫星的重大里程碑。该卫星将携带一个C波段合成孔径雷达有效载荷，按照多极与多分辨率模式运行。与“雷达成像卫星”一同发射的还有一枚重35公斤的微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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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非致命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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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5月，印度武器与电子系统工程研究院提出了非致命性武器和低致命性作战技术的初步发展设想。1996年，该院提出的题为“非致命性和低致命性作战技术的发展预测及印度的对策”的研究报告认为，20年内，非致命性武器有可能改变军事力量的结构和部署。印度在通信技术等基础科学和计算机软件等微电子科学方面的发展，为其谨慎地发展这种武器创造了条件。目前，印度正在发展进攻型和防御性非致命性武器，争取研制周期比发达国家短。可行项目有计算机病毒对抗、C4I系统防御机制、微生物武器、激光武器、电磁脉冲武器、次声波武器和微波武器等，部分项目的研制周期约为3～5年。此外，印度还对部分非致命性武器的防护方法进行了研究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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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第六章 教育、科技、文艺、卫生、体育和新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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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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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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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吠陀时代早期，即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当时的教师主要是被后世称为“仙人”（Risi）的一批圣者或先知。他们远离尘嚣，居住在森林中静思修行。他们的栖息地被称为净修林（Arshram）。他们的学生主要是从不同地方慕名而来的弟子及自己的子女。所传授的知识基本源于《梨俱吠陀》及其余三部“吠陀”。后来，“吠陀支”和“奥义书”也成为教学内容。“奥义书”被解释为师生对坐所传授的“秘密教义”，因此似乎可以从中窥见有关印度古代教育的信息。显然，教育内容是宗教性的和哲理性的。再后来，数学、天文学、医学和权术等属于科学和世俗范围的学问，也被纳入教育内容之中。印度古代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的成就十分辉煌，当与净修林中的教育有密切关系。但也应当看到，这种教育是自发的、零星的、分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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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前6～前5世纪，印度佛教诞生，对古老的婆罗门教教育体制形成巨大冲击。释迦牟尼对自己的弟子传授佛法，形成印度古代教育辉煌的篇章。一些宗教及世俗的教育中心建立起来。在公元前3～公元5世纪，在今印度比哈尔邦的那烂陀、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塔克西拉（古名呾叉始罗）、印度泰米尔纳杜邦的康契普腊姆（古名建志补罗）等地，一些规模可观的佛教学术中心次第出现。其中名声最隆的那烂陀寺，在全盛时期拥有数百名杰出的学者，近万名学生学习佛教等不同学科。我国唐代高僧玄奘就曾在此留学和授课。随着印度教的复兴和崛起，这些佛学中心渐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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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0年前后，穆斯林从西部侵入印度并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伊斯兰文化和学术随着他们的足迹传入印度。伊斯兰教的建筑、绘画和音乐等艺术门类不胫而走。穆斯林在德里、阿格拉、勒克瑙、拉合尔等北部重镇建立了数以千计的学术教育中心。南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也建立了一些类似的学校。人们通常以阿拉伯语词“马德拉沙”（madrasah）称呼这些学校。学生除了学习《古兰经》等宗教课程外，也学习语言、文学、数学乃至自然科学。穆斯林统治者明白，没有自己的文化教育，任何外来民族都可能在印度文化的汪洋大海中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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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上半叶，印度近现代教育随着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而肇始。当时，对于印度教育究竟应当奉行什么样的方针和走什么样的道路，“英语学派”和“东方学派”长期聚讼纷纭。1835年，印度总督本廷克（William Bentinck）勋爵核准《麦考莱教育备忘录》，以英语为教学媒介的西方教育成为印度教育的基础。传统宗教学校教育逐渐遭到冷落。殖民者在印度推行和确立英语教育制度，旨在为其殖民政权培养行政和管理人才，传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1854年7月19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监察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武德（Charles Wood）提出一份关于健全印度教育体系的“急件”，为印度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他提出了建立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善教育体系、设立教育管理部门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1857年，印度各省成立公共教育部。同年，依照武德教育文件，在英属印度政府的三大辖区分别按伦敦大学的模式建立了加尔各答大学、孟买大学和马德拉斯大学。鉴于该文件对印度教育的巨大意义和贡献，它被称为“印度教育大宪章”。1947年独立前，印度已经建立了19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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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独立以后，印度现代教育开始获得长足发展。尼赫鲁政府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教育问题。他提出，印度的整个教育基础都应当重新调整。独立最初的数年间，大学教育委员会（著名学者S.拉达克里希南任主席）、初等教育委员会和中等教育委员会相继成立。1950年开始生效的印度宪法规定，任何印度公民都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然而，依照英国模式建立的高等教育体系却缺乏英国大学的自由办学精神。大学虽然得到了政府的资助，但也受到官方的过多控制，存在结构刻板和运转不灵等弊病，难以适应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直到1966年，国家教育政策才逐步趋于完善。以著名物理学家D.S.科塔里教授为主席的教育委员会在该年提出题为《教育与国家发展》的报告，分析了印度教育体制与国家发展目标的关系，确认教育在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大作用，建议改革现存教育体制，大力培养和开发人力资源，并对各级教育发展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建议。该报告强调了有关发展教育的七个目标：①对14岁以下的学龄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②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工资，并为他们提供进修机会；③以三种语言（英语、印地语和一种当地语言）进行教学，扶植地方语言；④教育机会均等，重视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⑤为农业和工业发展培养人才；⑥教材要价廉质优；⑦将国家财政收入的6%投资于教育[1] 。该报告在全国引起广泛讨论。1968年，印度政府根据该报告的建议制定并通过国家教育政策，断然对国家教育体制进行改革，采取了包括确立新学制、实行免费等义务教育等多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教育基本设施得以大力发展。全国形成统一的教育结构，普遍推行10+2+3的教育体制，即小学和初级中学学制为10年，高级中学、中等专业或职业教育学制为2年，高等教育学制为3年。1968年国家教育政策为印度教育的迅猛发展提供了依据和保障，因而成为独立以来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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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印度议会进一步通过《国家教育政策》，旨在使教育成为“将印度导向21世纪的有效工具”。同时，议会还通过了实施这一国策的《行动方案》（1992年该方案被更新）。1986年国家教育政策强调采取断然措施普及初等教育，大力发展成人教育。为此，国家确定的课程体系既包含一个共同的核心，也允许地方根据自身特点灵活增添其他成分。这一核心对不同的课程领域均有影响，旨在培养有关民族文化、民主主义、世俗主义、男女平等、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社会公正、科学精神等方面的重要价值观念。该政策强调为大众拓展教育机会，主张巩固现存高等教育和技术教育体制。同时强调国家教育投资至少应当达到国民收入的6%。1986年国家教育政策和1992年修订过的《行动方案》，预期在21世纪开始之前实现向14岁以下的所有学龄儿童提供优质免费义务教育。政府承诺将国内生产总值的6%拨给教育部门，其中50%用于初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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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虽然尚未完全实现国家教育政策预期的投资目标，但多年来对教育部门划拨的教育经费却一直在大幅度增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1～1956）期间，国家教育经费预算为15.3亿卢比，到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1992～1997），增加到744.3亿卢比。在1951～1952年度，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7%，到1999～2000年度，这一百分比增加到了3.94%。第九个五年计划（1997～2002）制定的教育预算是第八个五年计划的2.7倍，即从744.3亿卢比增加到了2038.164亿卢比。换言之，中央政府安排的教育经费从1995～1996年度的182.5亿卢比增加到了2000～2001年度的545亿卢比。这一数字在2001～2002年度又增加到了592亿卢比。这一增长幅度为印度独立以来所仅见。同时，拨款数量开始明显向初等教育倾斜。在2001～2002年度，初等教育经费占全部教育经费的64.19%。在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最后3年，印度政府拨付总额达452.674亿卢比的经费为小学生提供午餐营养资助。这笔资金不在教育经费之列。从2004年9月起，印度政府开始正式为1～5年级的所有学生提供免费午餐。这一举措，有力地提高和保证了贫困小学生的入学率和出勤率，增强了他们的营养。印度最高法院将在学校获得免费午餐规定为儿童应当享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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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个五年计划（2002～2007）期间教育经费支出为4382.5亿卢比，是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教育经费实际支出的2490.838亿卢比的1.76倍，其中3000亿卢比用于小学教育，1382.5亿卢比用于中等和高等教育。仅在2005～2006年度，用于小学的教育经费即达1253.176亿卢比，而用于中等和高等学校的教育经费则达271.2亿卢比。近年来的这些数据说明，印度政府在经济稳健发展的形势下不断增加教育投入，并且十分注重基础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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