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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东汉还知道天竺/身毒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不是具体国家名称，这个地理名词由数十个国家和数百个城市组成，每个国家都有国王，每个城市都有城市长官（称为城长），它们都称自己是身毒。[109]在东汉时，身毒的大部分是属于贵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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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贵霜控制的北印度，东汉人还知道了南印度的存在。在当时所谓天竺/身毒多指北印度。这主要是由于印度南北的人种有着巨大的差异，北方人中雅利安人（印欧人）比例较高，而在南方，肤色更深的早期印度人（达罗毗荼人）却占了主导地位。在人类历史早期，雅利安人从北方地区来到印度，之前印度存在着分布在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河文明，也就是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雅利安人到来后，印度河文明被压缩到了印度南方，形成了如今的达罗毗荼人社会，而北部则由肤色更浅的印欧人（雅利安人）统治，形成了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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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北方由于平原多，主要是陆地模式；而在南方，中间是高原，人们大都生活在海岸两侧，所以成了海洋文化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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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汉时期，身毒南方的东海岸有一个大国叫朱罗国[110]，首都是沙奇城，也就是现在著名的甘吉布勒姆（Kānchīpuram）。朱罗国是一个主导了印度洋贸易的国家，在与东南亚地区乃至中国南方的海洋贸易中，朱罗国是一大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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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东面的缅甸也已经进入了东汉人的视野，缅甸当时的人种是骠人，他们在伊洛瓦底江河谷建立了一系列的小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磐起国，首都可能位于现代城市卑谬附近，称为室利差旦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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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远的西方，东汉所在的大部分时期里，波斯地区仍然是安息帝国（即帕提亚帝国）的天下，但安息之外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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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时，整个叙利亚、埃及和欧洲地区还没有合并成同一个国家，其中叙利亚属于塞琉古王国，埃及属于托勒密王国，这两个国家都是从亚历山大帝国中分裂出来的，分别被中国人称为条支和黎轩。但到了东汉时期，塞琉古王国和托勒密王国都不存在了，崛起的是位于欧洲的罗马帝国，东汉称之为大秦。于是，条支和黎轩都不再具有政治意义，而是变成了地理名词，条支指的是叙利亚地区，而黎轩变成了大秦的同义词。[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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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班超曾经派甘英出使西方，甘英到达了叙利亚海岸，没有渡过地中海，但他带回了不少关于大秦的消息，使得中国人对大秦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其中比较重要的信息包括：与中国的城池不同，大秦的城池都是石头的；大秦有着完善的道路系统和邮传系统；大秦的国王不是世袭的，而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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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和罗马帝国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也表明，到了东汉时期，位于欧亚大陆南北两端的两个超大帝国的确相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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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166年（延熹九年），据称有大秦使者从南海过来进贡，送来的东西包括玳瑁、象牙、犀角等物。这件事显得非常蹊跷，因为罗马帝国的使节竟然会走海路过来，送来的东西还大都是海道上的寻常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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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件事似乎又不可完全否认，因为史籍上记载了大秦王的名字叫安敦。这个说法是非常准确的，当时，罗马帝国恰好处于巅峰时期，在经过了建国初期的内乱之后，先后出了五位贤帝，即所谓的“五贤帝”，最后两位被称为“两个安东尼”，老的叫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公元138年到161年在位，小的叫马可·奥勒留·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12]，是老安东尼的养子，又被称为小安东尼，在位时间是公元161年到180年。[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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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使节到来时，恰好是小安东尼执政时期，所以，不管来的那个人是不是真的大秦使节，进贡的事是一定发生过的，确实有人以大秦的名义到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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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证明，在东汉时期，从地中海经过西亚陆地，再通过海洋到达中国，即便不是有船只直达，经过数次转运之后，也已经有一条开通的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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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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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通西域之后，除了汉武帝主导的马匹、宝物和鲜血交流，虽然西域的贸易量并不大，但民间的各种交流却在快速地进行着，这就产生了中国和西方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物品大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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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交换中，除了丝绸作为汉朝的主打产品，也有一系列的农产品传到了西方和印度，最著名的就是桃和杏。[114]在张骞之后，这两种原产于中国的水果被丝绸商人带到了西方，最早于公元前2世纪（一说公元1世纪）进入伊朗，之后又经过亚美尼亚、希腊到达罗马（公元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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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公元2世纪的贵霜王迦腻色迦时代，中国的梨和桃传入了印度。关于中国的梨和桃如何传入印度的故事，竟然是由玄奘记录下来的。[115]根据玄奘的记载，由于迦腻色迦声名远播，位于现代中国河西走廊以外的国家纷纷送出人质前往贵霜。迦腻色迦王厚待了这些人质，每年给他们换三次地方以应付寒暑变化，并派遣了卫兵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些人质的冬日居所被称为“至那仆底”，也就是“汉封”的意思，这个名字就演变成了这个小国的国名。这里原本没有梨和桃，正是这些人质带来了这两种水果，并传入了印度。所以，桃被称为“至那你”，也就是“汉持来”的意思，梨被称为“至那罗阇弗呾逻”，意思是“汉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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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将桃、梨、杏传往西方的同时，西方的大量植物也随着商业交流而遍布中国的土地。这些植物许多都带有“胡”字（如胡桃），也有直接带“波斯”两个字（如波斯枣），或者“安”字（表示中亚，如安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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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武帝到大宛寻求宝马时，使者们还把一种专门给马吃的食物带回了汉地，它就是苜蓿。苜蓿的原产地可能在波斯一带，当公元前5世纪波斯王大流士发动希波战争时，这种植物也随着军队传入了希腊，之后进入欧洲其他地区。苜蓿向东传播途径是从波斯进入了中亚地区，在大宛广泛种植，到了张骞时代，又被中国人发现了，跟随西域宝马一同来到了中国。[116]汉武帝由于喜欢马匹，也将苜蓿种满了各种离宫别苑。[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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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只是动物的食物，而另一种水果则代表了享乐精神。尼采认为希腊精神有两种代表，一种是代表了理性的日神精神，另一种则是代表了狂欢的酒神精神。欧洲之所以多酒，是因为欧洲人很早就使用葡萄酿酒。葡萄酒可能是人类最容易获得的一种酒，只要把葡萄汁放在容器中，不再需要放其他任何东西，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发酵成酒。但希腊、罗马等地的葡萄也并非原产，它们可能来自中东或者埃及。埃及人在公元前三四千年的时候就有了葡萄酒。葡萄在中亚地区也分布广泛，张骞去往中亚时，发现那儿有很多葡萄酒。比如大宛就以酒闻名，富人们以储酒为乐，最多可达万余石，放十几年都不会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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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酒和中国的米酒比起来，度数更高、更稳定，口感也更好。在政治上总是找不准方向的张骞，在物种引进上却拥有超前意识，在他的努力下，葡萄也引入了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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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两种明确为张骞带回的植物，还有许多植物被认为与张骞有关。比如，果仁长得像人大脑的“胡桃”（就是现在的核桃），就被认为是张骞引进的。[118]胡桃的原产地可能在波斯的北部，但除了传闻，并没有其他有效的证据证明是张骞带入中国的，只能认为，胡桃的引进可能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由不知名的商人慢慢地带到了中国。[119]在汉代，皇帝的上林苑里已经种上了胡桃树。[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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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重要的产物，最早被中国称为“安石榴”（就是现在的石榴），也是来自伊朗地区，它也被冠以张骞引进之名，[121]但同样没有证据，只能说可能是由汉代不知名的商人传入。从“安石榴”这个名字来看，它可能是从“安国”和“石国”引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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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四大作物，在这个阶段从西域引入的作物还包括胡麻、藏红花、芫荽、胡葱、胡瓜（黄瓜）等，都被和张骞挂上了钩，却一直缺乏可靠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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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植物上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西方还带来了许多文化方面的变化。在中国古代，受西方音乐影响最大的是唐代，但在汉代张骞之后，一种叫胡笳的乐器已经传入了中国，由此带来了胡乐。汉武帝时期的李延年更是根据传入中国的一首胡乐，创作了28首曲子。[122]汉代有名的蔡文姬创造了《胡笳十八拍》，就是在胡笳的伴奏下演唱的一首乐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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