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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摩尼教的生命力又是非常强大的，到了宋代，随着西北方的失势，摩尼教突然又出现在了中国的东南方，从海上第二次传入，于是福建成了摩尼教的大本营。[386]这种信仰又从福建沿着海岸线北上到了温州，最后遍布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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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人对摩尼教的称呼是“吃菜事魔”，带着嘲弄他们食素、不杀生习俗之意。[387]北宋时期的“方腊之乱”，方腊虽然反对的是宋徽宗的花石纲，但他的信众中，就有很多的摩尼教徒。[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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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除了在沿海地区和南方传播，也到了北方地区，却由于金元等外族的统治，没有扩张起来。而在南方，摩尼教的盛行一直持续到元末，并在元末民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支从摩尼教演化来的军队最终赶走了蒙古人，完成了汉人的再统一，只是这时的摩尼教已经改用了另一个名字——明教。当一位出身于明教的和尚朱元璋统治中国时，也就到了明教衰亡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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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祆教和摩尼教两个小教派，在中国最大行其道的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景教。景教在西方根据创始人的名字又称为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在中国还被称为十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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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斯脱利派之所以诞生，源自基督教内部一个非常拗口的悖论。从基督教将耶稣看成上帝之子那一天开始，这个悖论就产生了，它可以描述为：上帝是唯一的神，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耶稣是神还是人？[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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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耶稣不是神而是人，那么神的儿子怎么会成了人？如果说耶稣是神，这又和“上帝是唯一的神”这个原则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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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开这个悖论，必然不能简单地将耶稣说成是人或者神，而是必须创造新的概念。不同的人们采取了许多种方法创造概念。其中正统的基督徒创造了一个叫“三位一体”的概念。所谓“三位一体”，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神，也就是只有一个神的“实体”，可是，这个神的“实体”却可以拥有多个形象，这种形象称为“位格”，每一个“位格”都不是一个单独的“实体”，只是实体的一个表象。所以，上帝这个神拥有一个实体，三个位格，这三个位格分别是“圣父”（上帝本尊）、“圣子”（耶稣）和“圣灵”。所以，耶稣是神，和神是一体的（不违背只有一个神的原则），却又拥有单独的位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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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造出“实体”和“位格”这两个概念，就把这个悖论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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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了这种“正宗”的解释，还有人采取了其他的解释。比如，另一个派别阿里乌斯教派则认为，圣子不是神也不是人，他次于天父但是比人高。这就在人和神之间创造了一个中间概念，既不是神也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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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斯托利（大约去世于公元451年）曾经担任过基督教最高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390]，他则认为，圣母马利亚所生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上帝只是在她生产之后，将自己的精神注入了这个孩子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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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教义的以弗所会议上，正统教义确立后，聂斯托利的学说成了异端，他也逃往了波斯。之后，聂斯脱利派在东方大行其道，并在中国以景教之名而存在。[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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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到达中国的时间是公元635年（贞观九年），此时玄奘还在印度学习。这一年，一位叫阿罗本的人来到长安，唐太宗派出房玄龄迎接。三年后，皇帝允许景教在长安义宁坊建立了大秦寺，有僧人21人。之后，景教在中国传开，最盛时可能在全国上百座城市都建立了景教寺庙。[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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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景教和祆教、摩尼教一样，到了唐武宗灭佛时期遭到了打击。另一次打击则是唐末的动荡。景教的生命似乎并没有摩尼教强，逐渐在中国出现了断档。到了宋初的公元987年（雍熙四年），最后的在华景教教士归国，从理论上说中国再也没有景教徒存在了。公元1062年（嘉祐七年），苏轼来到长安游览，还能够看到废墟之中的大秦寺。[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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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小看了景教的生命力又是不妥当的，虽然在汉地没有蔓延开来，但景教却通过中亚向游牧地区扩张，成了许多游牧部落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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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当初摩尼教幸运地让回鹘人皈依，成功地在中国站住了脚，那么景教就幸运地让几个游牧部落皈依：汪古人、乃蛮人和克烈部。这几个部落的位置大都在如今蒙古国的西部。在宋金时代，以今天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为界，蒙古国被分成了东半部和西半部，东半部后来成了一个叫铁木真的首领的天下，而西半部则是几个景教部落把持，这里拥有蒙古最好、最险要的盆地，后来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就建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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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景教部落虽然被蒙古人并吞，但由于部落之间的婚姻关系，使得蒙古人内部有着强烈的景教情结。到了西方天主教派教士去访问蒙古帝国时，他们发现其实景教已经捷足先登了。[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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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的辛勤耕耘使得蒙古人对基督教一直保持着友好，并允许天主教派出传教士驻扎在元大都。景教也由此获得了二次复兴。直到蒙古人再次被赶出中原，景教才最终衰落，并从中华大地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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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唐朝和宋朝是两个既连续又非常不一样的朝代。它们中间只隔了短短五十几年的五代，就又进入了另一个统一时代。宋代的许多制度都继承自唐代，并又做了一定的发挥，避免了唐代后期中央权力不足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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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唐宋在气质上又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有人将中国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分界线划在了唐宋之间。这主要是因为唐宋两个不同的特质：唐人重信仰，更加务虚；宋人重制度，更加务实。以唐宋文学为例，唐代的文学大都是天马行空，充满了想象力，而宋代的文学大都是充满了市井气息，更注重实际的生活。李白的诗篇中不停地出现各种道教的仙山、仙岛，神游万仞；苏轼已经算是宋代最浪漫的人，但他的作品中依然有许多实务性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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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仰上，唐代是各种宗教和信仰交汇的高峰，而宋代却更加注重历史、规章制度，回到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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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唐代到宋代的转变，在唐后期就已经出现了，唐代早期的官僚大都是浪漫化的，但到了中唐就出现了著名的务实派政治家杜佑，创造了流传千古的制度之书《通典》。只是浪漫主义情结和信仰依然保留着，直到唐代结束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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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唐代的灭亡，就是中国一带一路信仰时代的落幕时刻。然而，唐代后期的务实已经打开了另一条路，对一带一路来说，就是贸易的繁荣。从信仰到贸易，也反映了从务虚到务实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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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时，一带一路上的另一个特征，是阿拉伯人碾轧了东西方。在西方世界中由于中世纪的到来，人们变得虔诚而愚蠢，缺乏对外探索的动力。东罗马帝国由于官僚弊端也丧失了扩张能力。东方的唐朝由于财政制度的不稳定，缺乏足够的物质条件进行大规模扩张，与此同时，地理条件也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很难冲出现代新疆的边界进入中亚。这一切给阿拉伯帝国的崛起留下了很好的空档。阿拉伯人迅速占据了从西班牙、北非到中亚的广大空间，成了一个超级帝国，因此，这个时代可以认为是阿拉伯人主导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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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留给世界的并非只有征服。事实上，幸运的是，阿拉伯人除了擅长打仗，还是一个更加擅长贸易活动的民族，至今的所有阿拉伯国家，要么靠资源致富，要么靠贸易维持，很少有国家能够产生强大的工业，就和阿拉伯人的贸易特质有关。这种特质是被固化在《古兰经》中的，并且千年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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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对于贸易的信奉，使得这个时代也成了阿拉伯人主导的贸易时期。在东亚，它表现为阿拉伯人对印度航线的探索和控制。当唐代摆脱了单纯的信仰，加入了务实的成分之后，也开始跟随阿拉伯人开展贸易，学习造船，探索航线。因此，唐代成了一个技术积累的时期，积累了大量的贸易冲动，这种冲动在宋代终于开出了花朵，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落，宋代终于在东亚地区成了具有控制力的贸易大国，宋元时代的造船技术也领先于世界，于是开启了一带一路上属于中国的贸易时代。这个时代虽然在宋代最为繁荣，却是发端于唐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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