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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周天子将王土、王臣封给诸侯，国家获得了什么？分封制通过授土、授民将王土、王臣的一部分转移给诸侯，这既是针对国家管理采取的政治制度，也是用利益换忠诚的政治举措。那些获得了王土与王臣的诸侯有义务拱卫王室，代天子守疆固土，并向天子纳贡、协助天子讨伐逆臣，所有这一切都是天子用利益换忠诚的结果。当然，用利益能否换取永久的忠诚，西周王室及其臣子自然考虑过这样的问题，“血浓于水”不仅是今天通行的道理，因此理论上姬姓诸侯比非姬姓诸侯更靠得住，利用姬姓诸侯牵制非姬姓诸侯，是其中一项方略。从诸侯国封地位置的政治地理特点不难看出其中的考虑。周初封国数量大约在数十到数百之间，荀子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5]，《吕氏春秋·观世》称“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6]，司马迁则称“武王、成、康所封数百”[7]。虽然目前学术界尚不能确定封国数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众多封国中姬姓诸侯占有明显的优势。荀子所言七十一国中，“姬姓独居五十三人”。李峰根据20世纪以来的考古成果、历史文献确定了部分姬姓封国的位置，《左传》所载西周早期建立的26个姬姓封国（见表9-1）中，周武王少弟康叔所封卫国位于今安阳南40公里处，周公之子所封邢国位于今河北邢台，应国位于今河南平顶山，周公另外两个儿子所封之凡国、胙国分别位于今河南辉县、延津，武王的儿子所封邘国位于今河南沁阳，邘国两侧为武王两个弟弟的封国原（今河南修武）与雍（今河南济源市西北），蔡国位于河南上蔡，蒋国位于今河南淮滨，曹国位于今山东定陶县，距曹国不远的巨野泽南部还有郜国与茅国，这三个姬姓诸侯国分别为武王的两个弟弟与周公儿子的封国，今山东境内还有周公长子伯禽所封位于曲阜的鲁国，以及位于滕县的滕国与位于宁阳的郕国，此外位于今山西境内的当以晋国为要。[8]姬姓与周天子同姓，血缘关系使这些诸侯的可信任度高于非姬姓诸侯，其封国地理位置也自然处于关要之处。从上述已确定姬姓诸侯国所在位置可以看出，占有交通优势是这些封国主要的地理选择。其中卫国、邢国、凡国、胙国集中分布在自中原向北延伸于太行山东麓交通大道的关要之处；邘国、原国与雍国位于太行山南段通向山西上党一带的咽喉地带；晋国控制沿汾河谷地通向今山西腹地的道路；韩国位于今山西芮城，这是秦晋两地渡河的关津地带；应国、蔡国、蒋国则位于中原通向淮河流域的关要之处；曹国、郜国、茅国地处中原通向黄河下游必经之路；滕国与郕国位于通向江淮地区的道路上。所有交通冲要地带均具有重要的军事地理与政治地理意义，地处这些地方的姬姓诸侯国不仅承担控制四方、拱卫王室的任务，而且空间上对非姬姓封国形成分割之势，进一步发挥监视、牵制非姬姓封国的作用，其中包括分布在豫东平原中心的宋（今河南商丘）、杞（今河南杞县）、葛（宋、杞两国之间）、戴（今河南民权）、陈（今河南淮阳）、郐（今河南密县）、许（今河南许昌）。[9]这些非姬姓封国与姬姓封国之间的位置关系，清楚地体现了用血缘关系维持地缘政治的政治地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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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 西周早期建立的姬姓封国（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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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之子 地方封国 文王 管、蔡、郕、霍、鲁、卫、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 武王 邘、晋、应、韩 周公 凡、蒋、邢、茅、胙、祭 西周时期的王畿与封国是两个政治属性完全不同的区域，王畿是王室直接控制区域，各个封国则通过分封委托给他人管理，这样的委托依靠制度本身以及用利益换忠诚得到的回报，而姬姓与非姬姓封国之间的布局则是利用地理实现进一步保障的措施。姬姓封国既要有拱卫王畿，控制交通冲要的位置，又要起到空间上分割非姬姓封国的作用。因此，西周分封制是政治与空间的结合体，地理因素不仅仅构成政治的发生地，而且时刻左右着政治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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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周封建制的衰落与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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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前期凭借分封制用血缘关系维持地缘政治，在近200年的时间内维持了国家的稳定，这样的稳定至公元前9世纪开始出现瓦解，而周厉王出奔正是从稳定到瓦解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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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国家的建立得于分封，国家的衰落也失于分封。分封制导致西周国家衰落的缘由，在历史学界的研究中已经表述得十分清楚，即在这一政治制度持续实行的过程中，滋生在制度内部的离心力不仅动摇了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而且产生了具有号令诸侯力量的霸主。在天子声威下降、霸主或方伯地位上升的变化中，原因虽是多元的，但以土地与人口为核心的权益转移应是其中的关键。西周大规模分封虽然仅限于王朝的初期，但在此后的历史中周天子以各种缘由赏赐给官员或诸侯的财产、土地都造成削弱自己的结果；而在周天子削弱自己的同时，诸侯的力量却在壮大，这样的变化自周平王东迁，历史进入东周社会后越来越明显。经济实力是政治的支撑体。在西周初期，王畿的空间范围远在各诸侯国之上，因此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不仅凭借伐纣灭商的大业奠定了基础，而且由范围广大的王畿提供了经济与物质的有力支撑，故此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礼乐规定了社会秩序，征伐涉及生死存亡，无疑这是集中体现政治权威的大事。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王畿缩小的同时，诸侯通过以强凌弱、以大并小的军事行动，完全打乱了原有的土地空间：“春秋之时，国之大者十，其兼并见于经传者：鲁兼九国，齐并十国，晋并二十二国，楚兼四十二国，宋兼六国，郑并三国，卫兼二国，吴灭五国，越又从而有之，秦有周地。”[10]兼并直接导致部分诸侯国土地与经济实力大增，这样的情况正如《孟子·告天下》“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今鲁方百里者五”陈述的事实，即自周公初封至战国时期鲁国土地已经扩展了五倍。王畿缩小，诸侯土地扩展，实力此消彼长的变化，不仅使被称为“春秋五霸”的诸侯国君拥有“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声威，而且号令天下的话语权也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向“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正是孔子所哀叹的“礼崩乐坏”时代。事实上分封制下权力的变化并没有到此为止，《论语·八佾》篇载有“八佾舞于庭”之事。一佾即八人为列的舞蹈行列，八佾六十四人，依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却享用了天子八佾。这样的僭越与无视礼法的现象屡屡发生，不但标志着一些卿大夫的政治地位已经不同于过去，而且“陪臣执国命”也并非仅限于孔子的议论之中[11]。如《战国策》记载，春秋后期晋国智氏以及赵、韩、魏三家大夫瓜分了范、中行二氏的故地，随之赵、韩、魏又联合在一起打败了智氏，揭开了“三家分晋”的序幕。在诸侯国、卿大夫政治地位逐步上升的同时，王畿缩小的周天子不仅不具备号令天下的声威，而且逐步沦为中等诸侯乃至战国时期大国角逐之中的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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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仅就分封制而言，这一制度的支撑体系为宗法制，西周封邦建国之初，姬姓诸侯非天子子侄即兄弟，均为近缘血亲，几代之后固然同为姬姓这一事实不能改变，但随着时代的推移，诸侯国国君与周天子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甚至已出五服，周天子作为姬姓家族大宗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固，而由诸侯乃至卿大夫建构的小宗号召力却逐渐提升。时至春秋时期，惟王命是从的时代已然成为过去时，即使是姬姓诸侯此时致力的政治与军事行动也不再服务于天子，其目标在于自身的封土与属民。周天子几乎在同一个时代淡出天下共主与姬姓大宗的地位，依此而存在的分封制也必然走向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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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县制并非从天而降，在各种力量的较量中，它破土而生。春秋时期王畿与诸侯国各自领属的空间不仅存在此消彼长的变化，而且诸侯国的数量经历着由少至多，又由多至少的历程。从地理角度审视分封制下诸侯国数量的变化，前者由少至多的分割，其基础来自于王畿，是王畿空间减少、封国空间增长的过程；后者由多至少的兼并，则是空间从众多封国向少数霸主手中集中的过程。当国家政治保持在众多封国的时期，伴随王畿减少，王权固然在削弱，但尚能维持其声威；而权力向少数具有霸主地位的封国集中，则成为分封制的离心力，这些霸主不但具备了号令诸侯的实力，而且拥有与王室分庭抗礼的力量。领土是政治、经济实力的载体，政权的力量来自于它的领土，以及植根于领土上的资源与人口，因此当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天子经过土地的不断分割，已经沦为弱小诸侯。齐、楚、秦、燕、赵、魏、韩七雄之外，尚存宋、鲁、中山、卫、郑、越、巴、蜀、莒等国，这时凭借分封制分割天子属下土地的现象已经不存在，但建立在这一制度下的卿大夫采邑依然如旧，目睹天子天下共主地位逐步丧失的诸侯国君，深切地意识到战争中新增长的土地继续授予卿大夫的后果，于是不同于分封制的政治制度——郡县制逐渐萌生。郡县制作为全国性的政治制度出现于秦代，但制度的产生与实施却早在战国乃至春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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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705376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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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二 郡县制与地方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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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县制具有集权政治的特点，在这一政治体制下中央与地方属于统辖与被统辖关系，各级地方政府对于所管辖的土地不具备独立的权力，他们代表中央管理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民事，管理对象是土地上的人民，而官员自身不是土地的拥有者，因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并没有在分封制时代真正实现，却成为郡县制时代的特征。郡县制下，中央统辖地方依托各级行政区。所谓行政区就是国家为了实现地方管理依据一定原则将国土划分为不同层级的地域单元，每个地域单元由中央派官从事管理，通过行政区土地与管理者结合为一体，真正具有《周礼》中“体国经野，设官分职”所表述的内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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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制下，天子、诸侯、卿大夫均为有土之君，每一个受封者政治上不仅保持相对独立，而且对自己的封土实行独立管理。郡县制则不同，中央派往各地的官员是代表中央且执行中央旨意的管理者，而不是土地与民众的拥有者。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央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以集权政治为特征的郡县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键在于中央赋予地方官员的权利以及权利的附着体——行政区，郡县制下，行政区空间大小与边界选择决定着官员施政区的资源禀赋，中央给予地方官员权力的大小以及中央对于地方官员的制衡措施，则直接影响政权的稳定与疆土的完整。因此行政区以及执掌行政区的官员在整个郡县制政治体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他们不仅仅是施政的空间单元与中央旨意的执行者，更是国家肌体的构成者，正是如此以行政区为核心产生的政治地理格局不仅成为历代政治家思考的要点，对于当代同样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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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针对选择何种经济模式出现“摸着石头过河”的提法，事实上“摸着石头过河”不仅限于经济模式的探讨，历史每前进一步都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经历，行政区以及中央对于地方管理的方略也是如此，最初并没有可参照之物，在中央与地方的较量中，在权利与空间的结合中，逐渐形成一套成熟的行政区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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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代郡县制的实行与一级行政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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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县制萌生的时代虽早，但真正作为全国的政治制度却开始于秦代。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制度性变革。行政区的层级与行政区的数量是官员权力的载体，秦代采取郡、县两级行政区进行管理，县一级行政区1000多个，保持相对稳定，郡一级行政区数量却有过多次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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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完成统一后马上确定郡县制作为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初并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各个行政区层级中，显然一级行政区的设置事关社稷，且是权力与空间纠结的核心，因此厘清秦郡的数量与变化是把握秦代政治地理格局的关键之处。秦以后，几乎各代都留有研究秦郡的著述，其中三十六郡之说虽载于《史记》，但传世史籍中明确记述三十六郡的名称却始于刘宋时期裴骃的《史记集解》。[13]裴骃“三十六郡”之说在很长时间内为史家所认同[14]。清康熙年间考据学兴起，清代考据学家始对裴骃“三十六郡”说提出异议，但各家之间存在分歧与矛盾，这些争论不仅始终不能厘清所有疑问，且互存抵牾。[15]近年考古学界发现里耶秦牍中提到洞庭郡[16]，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秦朝文书中记有苍梧郡[17]，这些传世文献中从未涉及的郡名又为已存疑惑的秦郡增添几分迷离。探求秦郡的著述屡有问世，其中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的观点颇具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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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在重新回归裴骃“三十六郡”说的同时，提出秦郡经历了四十二郡、三十六郡到四十八郡的数目变化，穿插其中的既有郡境的分合，也有疆土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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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确定“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之前，秦朝已经实行“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治国方略[18]，四十二郡的出现就在这一时期。因此，继此之后出现的三十六郡，并不是兼并六国土地的自然结果，而是与“车同轨，书同文”等一系列开国规划同时实施的举措。划定三十六郡，必然需要对始皇二十六年前已经设置的郡裁撤并改，一个问题自然呈现出来：为什么不能继续实行四十二郡，而求三十六郡之数？辛德勇的研究在政治之外，看到了一个隐形却对秦郡数目起支配作用的因素，这就是中国历史时期盛行的神秘数字。中国古人把从一到十这十个自然数中的五个奇数称为天数或阳数，把另外五个偶数称为地数或阴数，分别作为象征天、地的神秘符号；其中天三地四两数，为真正天地数；天九地八两数分别为最大的天数和地数，即阳极和阴极之数，也是真正天地数的极数。十以上的神秘数字，原则上须是以天三地四或天九地八两数之积，即十二或七十二作为基数的数字。天三地四为真正天地数的来源，与古代天圆地方的观念以及几何学中圆方周径的比数有关。三、四两数，应是圆、方之形的象征数字，这是因为当圆的直径与方的边径相等时，圆与方的周径之比为三比四，故分别以三、四两字来象征圆天方地。三、四两字相乘所得出的积数“十二”，被古人视为“天之大数”[19]，正由于十二为天地互乘之积数，可以视作天地六合的表征，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以为自己服膺天命，基于十二这一象征天地之积的数字，划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为了满足三十六郡，裁撤并改，并非仅限于一种途径。其中之一，属于沿承，即直接由秦郡沿续为汉郡。在《汉书·地理志》中，这一类秦郡，在对应的汉郡下，标注“秦置”或“故秦某郡”等字样。第二类表现为分割，即一郡分割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秦郡，其中一郡沿用原来的郡名，另一郡则重新命名，再分别沿续为汉郡。沿用旧名的秦郡，一如第一类，在相对应的汉郡下注明“秦置”或“故秦某郡”等字样；而分出的另一秦郡，则不再标注为秦郡。这是因为《汉书·地理志》追溯建置沿革，只反映秦始皇所划定的这三十六郡，以及始皇二十六年以后新拓岭南地区所置南海等三郡，其余始皇二十六年以后的秦代建置一律不予表述，故凡汉初沿承的这类秦郡，一律标注为高帝所置。第三类比较复杂也很特殊，且仅限于黔中郡。秦始皇二十七年分别将三十六郡中黔中、长沙两郡改名为洞庭和苍梧郡，秦末或楚汉之际黔中郡被合并到长沙郡，汉初又在黔中旧境设立武陵郡，此时乃是割长沙郡地以分置，而长沙郡本是秦始皇三十六郡之一，自身有清楚的沿革起点，所以《汉书·地理志》中的武陵郡沿革便被记为“高帝置”[20]，从而丧失了其前身本为秦三十六郡中黔中郡的身份（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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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秦三十六郡形成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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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三十六郡研究之所以为各代学者留下疑义，不仅来自《汉书·地理志》对三十六郡记述方式导致的迷惑，而且对于哪些郡隶属于三十六郡也存有分歧，其中内史就是一例。内史是秦朝在京城咸阳周围地区设置的郡级政区，相当于后世的首都特别行政区。内史虽然较一般郡级政区特殊，但三十六郡基于天地之数十二而来，既然是象征天地之积，就理应涵盖普天之下每一块土地，京畿重地更不应该轶出天覆地载之外而不预于这一成数。所以，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必定要包括内史在内。此外裴骃三十六郡列有鄣郡，其他文献却出现“故鄣郡”，后人一贯认为“故”字指过去，鄣郡是本名，其实此郡的真正名称就是故鄣郡，因此三十六郡有故鄣郡，而无鄣郡。另外，三十六郡包括九原郡，而且根据传世秦封泥，泗水郡秦代应称四川郡，三川郡应为叁川郡，辽东郡为潦东郡，辽西郡为潦西郡（图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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