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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人口转型模型是为描述西北欧国家的经历而设计的，那时这些国家从乡村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工业社会。模型可能并不能完全反映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前景。有些欧洲教会和市政的记录可追溯到16世纪，这些记录表明那时人们倾向于晚婚或不结婚。英国工业革命前，15—50岁年龄组多达半数的妇女不结婚。婴儿死亡率高，预期寿命低。随着18世纪和19世纪工业化的到来，直接支付的工厂薪金制代替了长期的学徒制度，提供了较早结婚和生育更多儿女的可能性。由于医疗卫生方面的进步进展较慢，死亡率依然较高。到1800年前后，瑞典25%的婴儿在1周岁前死亡。法国整个19世纪人口增长率仍然低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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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前后开始，先是死亡率，然后是出生率开始下降，虽然下降缓慢但是意义重大。首先出现的是作为疾病转型标志的“死亡率革命”，它是与死亡率有关的人口转型的反映。许多原先致命的流行病——一个世纪前已经开始下降——变成了地方性疾病。就是说，基本上只在一个地区中经常发生，而且死亡率的格局表明其由传染性转变为非传染性。由于人们逐渐有了部分免疫力，所以与这些疾病有关的死亡率下降。畜牧业和轮作等农业实践的进步，以及从海外殖民地传来的新粮食品种（马铃薯就是早期的例子），从总体上提高了欧洲人口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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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城市中逐渐普及了下水道系统和清洁供水系统，各地一般卫生水平也有所改善（图6.18）。在源于传染病、寄生虫、呼吸道疾病和营养不良的死亡减少的同时，与成年和老年人口有关的慢性病死亡增加了。西欧从“瘟疫与饥馑的时代”过渡到一个假想的最终“退化性疾病和源自人类的疾病（Human-Origin Disease）的时代”。但是，近来由于抗药性、耐抗生素的疾病和携病昆虫对杀虫剂抗药性的增加，以及欠发达和发达国家像艾滋病之类的新灾难，使人对“最后阶段”的定局产生怀疑（见“我们脆弱的健康状态”专栏）。不过，即使旧灾难的复苏和新灾难的出现，例如疟疾、肺结核和艾滋病（1945—2005年这些疾病造成约1.6亿人死亡），也不大可能造成全球规模的人口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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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8 19世纪欧洲和北美城市日益用自来水管取代了各户或邻里共用的水井，下水道与垃圾处理厂代替了简易厕所。其后继者，照片中的拉斯维加斯和内华达等地的处理厂，彻底完成了发达国家的“疾病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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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SDA, 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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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由于社会开始改变关于理想家庭规模的传统概念，在死亡率显著下降的同时出生率也下降了。城市中，儿童劳动法与义务教育意味着儿童不再是家庭经济的重要贡献者。由于“扶贫”的立法以及其他形式的公共福利改变了家庭赡养的结构，养儿防老的价值下降了。工业革命不仅能够提供基本生活的多种需求，而且能制造种种商品满足各种消费欲望，家庭消费模式也因此发生改变。儿童不是有助于而是阻碍人才流动与改进生活方式取得成功的因素。也许最重要的是妇女地位的改变以及她们对生育是自己的权利与利益的信念。通过某些措施，这种情况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出现，而且与工业革命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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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5 我们脆弱的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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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直线下降，加上现代医药、抗生素和卫生习惯的效益，使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提高了生命质量和预期寿命。但是，预防传染病的斗争远未取得胜利，而且寄生虫病日益严重——也许永远难有胜算。在抗生素被发现的半个多世纪后，原想用它根除的疾病反而增加了，原有的和新的致病微生物传播到全世界。因传染病和寄生虫病致死的人数每年达1700万—2000万人；按官方计算，占全球死亡率的1/4—1/3，但由于诊断不确，所占份额无疑还要高得多。全世界这些疾病的发病率仍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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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位的传染病杀手是肺炎之类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痢疾、肺结核、疟疾和麻疹。此外，本世纪初艾滋病每年致死300万人，远多于麻疹和疟疾。当然，传染病的发生频率远高于死亡率。例如，全世界几乎30%的人受到致肺结核病的细菌感染，但每年因此而死的人只有200万—300万。有5亿多人受到像疟疾、嗜睡病、血吸虫和河盲症之类的热带病感染，每年可能因此死亡300万人。新病原体不断出现，诸如造成拉沙热、裂谷热、埃博拉出血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西尼罗河脑炎、丙型肝炎、非典型肺炎的那些病原体，导致残疾和受伤害的人群远多于其致死的人数。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至少出现了30种未知的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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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的传播和毒性与地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大幅变化有关。气候变暖使得受制于温度的病原体侵入新的区域，产生新的受害者。砍伐森林、水污染、疏干湿地和自然环境的种种人为改变扰乱了生态系统，同时破坏了自然系统对这些传染病的控制。人口迅速增长、高速城市化、日益增长的全球性旅游业、使人流离失所的战争与移民，以及不断扩大的世界贸易，这一切都增加了人与人之间传播疾病的几率，增加了致病微生物的活动性与范围，包括因新开辟的陆路与空中交通系统而从原先孤立地区带来的那些微生物。计划不周或执行不好的公共卫生计划、卫生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医务人员与设备分配不当，以及种种人为的原因，在目前许多疾病的流行中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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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1993年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发病监测项目（Program for Monitoring Emerging Diseases，ProMED），并开发了一个全球性传染病在线系统，联系着100多国卫生工作者与科学家，向日益增长的被称为“传染病中的传染病”开战。我们已经知道在这场战争中应该使用哪些有效的武器，包括改进卫生教育、对疾病的预防与监控、对疾病媒介物与病区的研究（包括对某些疾病适宜的生境进行GIS和其他方法制图）、对药物治疗的谨慎监控、供应卫生饮用水、推广简易低廉的药物与预防方法，如儿童免疫、口服补水治疗与补充维生素A等。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对那些正在传播的传染病——其中许多是新近发展的对抗生素有抗性的品系——加大投入和给予更多关注，而最近人们还认为不再需要对其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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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生活（插图第11版） [:170540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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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世界日渐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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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转型模型描述了现代化之前（不发达）社会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向先进（发达）国家低而稳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这种假想人口模式转型的必然过程。但是，模型未曾预料到欧洲人口史显然不适用于20世纪中后期所有发展中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停留在模型的第二阶段，不能实现进入第三阶段出生率下降所必需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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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医学与公共卫生技术的引入，包括抗生素、杀虫剂、卫生设施、免疫、婴幼儿卫生保健，以及天花的根除，使发展中国家迅速而且大幅降低了死亡率。这些重要技术和治疗在若干年内就完成了，而在欧洲经过50—100年才得以实现。例如，在斯里兰卡，广泛喷洒DDT（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以防治疟疾，使国民预期寿命从1946年的44岁延长到1954年的60岁。印度在1947年以后用同样的公共卫生计划经历了死亡率稳定下降的过程。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遭遇旱灾和其他灾害时，在国际粮食援助下也大大减少了死亡人数。欧洲各国死亡率的大幅下降是渐次出现的，而195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以惊人的速度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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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率并未立即随之下降，并且世界人口总数飙升——从1950年的25亿增加到1960年的30亿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50亿。关于“人口爆炸”及预期对全球粮食与矿物资源的毁灭性冲击的警钟频传而刺耳。从人口学的意义上说，许多人把世界看成永恒不变的两部分：一边是已实现了人口转型、人口数目稳定的发达国家；一边是人口不断增长、尚未实现人口转型的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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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出生率的水平有别于预期寿命，对技术与援助的依赖较少，更多有赖于社会对小家庭和较少孩子的认同（图6.19）。在区域与世界人口增长似乎不可控制的情况下，这种认同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显著但不均衡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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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9 世界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后的“人口爆炸”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死亡率的急剧降低及出生率并没有同步的补偿性减少。但是，到20世纪末，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3种相互联系的趋势：（1）生育率比25年前全面下降得更大、更快；（2）接受并使用避孕方法的人数明显增加；（3）婚龄上升。结果，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型时间从一个世纪压缩到一个世代。其他国家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减缓，但仍反映了许多国家中的家庭依旧愿意有4个以上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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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evised and redrawn from Elaine M. Murphy, World Population: Toward the Next Century, revised ed. (Washington, D.C.: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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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世界上只有18%的人口生活在生育率处于或低于替代水平（即已经达到人口转型）的国家。但是，到了2000年，生活在这种国家的人口已达44%，而且到21世纪初，已经越来越难以按生育率来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印度的个别邦（例如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和斯里兰卡、泰国、韩国以及中国等国家，生育率比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还要低。亚洲和拉丁美洲近年来许多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也出现了在一个世代的时间内生育率明显下降到接近替代水平的情况。低生育率似乎日益成为富国和穷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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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生育率总体上呈现实质性趋同，但是发展中世界仍有相当重要的少数国家保持着替代水平1.5—2倍以上的平均出生率。的确，21世纪初几乎有14亿人还生活在总生育率3.5以上（当然，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水平并不算高，那时只有1/4的世界人口总出生率低于这个数字）的国家或地区。目前这种总出生率高的国家和地区，在极大程度上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亚中部和中东（图6.5）。联合国人口学家预测，至少在2050年以前，总出生率高的地区将是世界人口增长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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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确立的高生育率和低生育率格局都趋向于自我强化。人口低增长使提高生活质量与生命安全的个人收入增加和资本积累成为可能。反之，在高出生率地区，人口增长消耗了社会服务与国家对投资资本的补助，而这些方面本应有可能刺激经济的扩展。日益增加的人口对土壤、森林、水、草地和耕地资源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由于环境基础退化，农作物产量下降，人口支持能力缩小到使人口转型所赖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这是国际上日益关心的明显的因素（见“开罗计划”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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