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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钱穆为了使这一解释更为顺畅，有意原封不动地引述《吴越春秋》明显错讹的文字，将“徙琅邪，起观台”书作“从（從）琅邪起观台”，这样一来，《吴越春秋》在所谓“勾践二十五年”下有关新都的记载，就只剩有徙都后在琅邪建造观台一事（实属勾践三十年），而看不到迁移都城的确切时间。其实“从（從）琅邪起观台”这句话完全不通，将“从（從）”订正为“徙”字，并不会妨碍钱氏上述观点。盖迁徙都城，工程浩大，需要持续一段时间，很可能在勾践二十九年启动之后，到第二年亦即勾践三十年才最终完成。再说按照钱穆的看法，勾践迁都与建造观台，不过是转年前后相继的事情，《吴越春秋》牵连书之于一处，也完全合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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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勾践徙都琅邪时间这一问题上，钱穆所持周贞定王元年之说，显然最为可信，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后来的研究者却大多疏忽未能注意到钱氏所做考订，故或如前述杨宽等简单袭用王先谦胡乱折中调和的荒唐说法；或如陈桥驿虽然承认今本《竹书纪年》周贞定王元年“于越徙都琅邪”的记载“是可靠的”〔111〕，却只是简单采信《吴越春秋》所谓“勾践二十五年”的记载，谓勾践二十四年灭吴后，随即“于次年迁都琅邪”〔112〕。另外，蒙文通则根本不理会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并同钱穆一样，也对《吴越春秋》“从（從）琅邪起观台”的文字讹误遵而不改，仅据此判定所谓勾践二十五年时越人已经徙都琅邪，从而“姑定徙都之年为勾践之二十四年”〔113〕，亦即越人灭吴之当年。钱林书后来研究越国迁都琅邪问题，对此也持有大致相同的看法〔114〕。虽有个别学者如童书业认同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但也只是说“此说自有所据，或本于古本《竹书纪年》”〔115〕，既没有顾及《吴越春秋》的记载，也没有就钱氏《先秦诸子系年》的考订有所表述，显然同样没有深入探究这一问题。凡此种种，均说明仍有必要进一步申说钱穆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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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哀公二十五年（亦即越王勾践二十七年），卫出公在诸卿大夫的逼迫下，仓惶出逃，幸臣拳弥谓晋、齐、鲁诸地均不宜前往，同时劝诱出公曰：“请适城鉏，以勾越，越有君。”出公即如其所言，经此城鉏而出奔于宋国。晋人杜预注释云，城鉏乃“近宋邑”，而拳弥谓可因城鉏以“勾越”，则是因为“越新得诸侯”亦即刚刚成为中原盟主，而“宋南近越”，得以“转相钩牵”，入越请求勾践出兵扶助，恢复其国君的地位。后来卫出公果然派人“如越请师”，勾践亦于次年应邀发兵，打算护送出公返回卫国〔116〕。案此事发生在越王勾践灭吴三年之后，亦在《吴越春秋》所说勾践二十五年徙都琅邪两年之后，卫侯为获取越国庇护而南逃至宋，足以确切证明越国都城尚未北迁。又《左传》载同年鲁哀公自越归国，“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杜预谓五梧乃“鲁南鄙地”〔117〕，这可以进一步印证此时越都仍在江南故地，而钱穆谓越都迁徙于继此之后的鲁哀公二十七年（亦即越王勾践二十九年、周贞定王元年），恰恰与之合若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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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应，如前所述，顾栋高尝谓“（鲁哀公）二十七年越使后庸来正邾、鲁之界，公与之盟于平阳。后哀公尝欲以越伐鲁而去季氏，公又尝如越。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见于《孟子》。武城今沂州费县西南九十里，季氏之私邑亦在费，与琅邪之说相合”，即谓若非都城北移至琅邪，由于南北相去悬远，上述诸事当无以生成。钱穆根据他考定的勾践迁都时间，进一步明确指出，这些事件恰好都发生在越都北徙之后〔118〕。由此可见，勾践徙都琅邪的时间，理应以钱穆所说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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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四、琅邪位置祛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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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虽然非常精辟地考订出越国都城北迁的时间，但在新都的具体地点上，却提出了一个恐怕很难成立的观点。关于越都琅邪的位置，本来并不存在多大问题。前面第一节已经谈到，《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述了琅邪所在的具体地点，乃谓汉琅邪郡琅邪县，“越王勾践尝治此，起馆台”〔119〕，王先谦云《越绝书》勾践徙琅邪、起观台之“观台”，即此“馆台”，盖《汉书》当中本“观、馆字通”〔120〕。《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表明西汉琅邪县城很可能是沿用勾践故都的城址。惟《水经·潍水注》记云琅邪城“即秦皇之所筑也”〔121〕，疑乃秦始皇时在越国旧都的基础上又有较大规模改建。至明初，在此设置夏河千户所，山东文物部门在城址文化层内采集有东周时期以来的遗物〔122〕，与文献记载恰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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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记载有“琅邪台在渤海间，琅邪之东”，西晋人郭璞谓“今琅邪在海边有山嶣峣特起，状如高台，此即琅邪台也”〔123〕。晋人伏滔所撰《地记》，云此古琅邪台在“琅邪城东南十里”〔124〕；唐开元时人司马贞著《史记索隐》，亦曰：“盖海畔有山，形如台，在琅邪，故曰琅邪台。”〔125〕此前李泰于贞观时撰《括地志》，谓此琅邪台在“密州诸城县东南百七十里”，乃“越王勾践观台也，台西北十里有琅邪故城”〔126〕。又与司马贞差相同时的张守节，同样认为这里就是当年“勾践起台处”〔127〕。据此可知，勾践徙都后所建“观台”，位于琅邪城东南约十里左右的海畔山岩之上。清人郝懿行综合分析上述记载，得出结论说：“是地本有台，勾践特更筑之耳。故《史记索隐》云是山形如台也，斯言得之。”〔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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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秦始皇二十八年，嬴政在“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而去”之后，又“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此秦始皇所作琅邪台，伏滔《地记》谓“台亦孤山也，然高显出于众山之上。高（广？）五里，下周二十馀里，山上累石为台，石形如砖，长八尺，广四尺，厚尺半，三级而上，级高三丈，上级平敞二百馀步，刊石立碑，纪秦功德”〔129〕；北魏郦道元亦有类似描述说，秦人系“作层台”于山上，“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馀步，广五里，刊石立碑，纪秦功德”，该台“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里馀，傍滨巨海”，而“台上有神渊，渊至灵焉”〔130〕。案秦始皇此台应当是在勾践观台的基础上加以增筑，元人胡三省即谓秦始皇所作系“因越之旧也”〔131〕，清人陈寿祺亦云“《史记》于始皇登琅邪下复言作琅邪台，是秦再作之矣”〔132〕，至少这两座台的位置不会有大的移改，故后世注疏家都是连贯并言二事〔133〕。阮元在乾隆末年记其形制云：“东、南、西三面环海，迤北为登台沙道。”〔134〕现有遗址在今山东胶南市琅邪镇台洞头村西，山东文物部门谓“遗址状如小丘，位于琅邪山顶部，……高10馀米，东西长73米，南北宽34米，夯筑，……夯土中夹杂有砖瓦。地表亦散布有大量砖瓦。采集有‘千秋万岁’瓦当、云纹瓦当、板瓦残片等”〔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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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记载与历史遗迹相印证，足以证实上述琅邪城和琅邪台的位置，俱明晰无疑。可是，钱穆却对此提出质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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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僻在齐东之海滨，越为求霸中原，何为择都于此，衡以地理形势，知必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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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认识，钱穆查阅相关史料，做出推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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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续汉书·郡国志》：“东海国赣榆，本属琅邪。注引《地道记》，海中去岸百九十步，有秦始皇碑，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八尺三寸，一行十三字，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则三尺见也。”又《水经·淮水注》：“赣榆县北东侧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则三尺见东北倾（德勇案“见”字下似当句断），石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十二字。”今按《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大乐之，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凡九百九十七字。其辞曰：“乃抚东土，至于琅邪”云云，是始皇登琅邪，乃今东海之赣榆。而《水经·潍水注》复云：“琅邪山名，越王勾践之故国，秦始皇灭齐以为郡，城即秦皇所筑。遂登琅邪，大乐之。……汉武帝亦尝登之”云。是郦氏言琅邪秦碑，本有两处，一在琅邪，一在赣榆，而余疑勾践琅邪，实应在赣榆，不在诸城。何也？按《水经·淮水注》又云：“游水东北经赣榆县北，又东北经纪鄣故城南，东北入海。旧吴之燕岱，常泛巨海，惮其涛险，更沿溯是，渎由是出。”则赣榆为自昔海道要地，秦末之田横，东汉初之吕海，避居海中，皆在此邑。越为海国，其北徙琅邪，以争中原，宜当在此。……证以秦始皇琅邪碑石，则越都琅邪，当定在赣榆、日照一代滨海之地，为尤惬也。〔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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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钱氏还提到其他一些证据，譬如赣榆当地与勾践相关的传说，以及某些历史活动与琅邪的相对位置关系等，但都只是很次要的辅助性旁证，假若没有上面引述的论据作为基本支撑，其说服力微乎其微，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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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除了僻在海隅之外，钱穆否定有关琅邪位置的传统看法，另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却未曾明确叙说的认识前提，这就是前面第一节谈到的《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田常为相“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一事。钱氏以为“是必指诸城琅邪言”，而勾践徙都时田常尚在，势力方盛，这样一来，勾践便绝不可能将都城迁至其封地之内，从而也就不得不另行寻求越都琅邪所在的地点〔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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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面第一节的论述，我们已经清楚，田常的封地和齐国的疆土都并没有延伸至传统所说琅邪地区，因而看待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初不必如钱穆一样非另行朝其他方向寻觅不可。至于钱氏以为诸城之琅邪较赣榆滨海地带要更为偏僻，不能满足勾践北上争霸的需求，其实也似是而非。盖所谓诸城之琅邪与赣榆同样偏离中原核心地带，在这一点上，两地之间，似乎并没有明显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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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以与邻近地区几个较为强大诸侯国的空间距离而论，距离这一带海滨最近的两大诸侯国，一是齐国，一是鲁国。另外，稍远一些，还有偏靠西南方向的宋国。今琅邪与赣榆两地至鲁国都城曲阜的距离，可以说远近大致相当，而琅邪明显更逼近当时四强之一的齐国。所以，单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今琅邪的位置，恐怕要更有利于勾践来展示力量，施加影响，至于与宋国的联系，虽然赣榆一带会更加便利，但越国徙都后并没有放弃江南故地，即使有楚国的间隔，越国在江南地区的兵力，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可以对宋国及其附近地区构成一定威慑，而且北迁至琅邪地区的越军，还可以与之构成犄角之势，南北呼应。可见今琅邪的地理位置，或许要比赣榆更为便利，至少并不会比它更显偏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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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国都城的选址，并不仅仅考虑地缘政治一个要素。在政治和军事地理条件基本相当的情况下，还需要综合衡量港口海岸地貌条件、陆上交通条件，以及附近地区的农业、渔业、盐业各项产业的地理条件，等等。在未经一一考察对比之前，恐怕不宜草率地判断究竟哪一个地方的城址条件会更为优越，更不应该以这种很不靠谱的判断作为既定的前提，来推断越都琅邪所处的位置。至少在目前情况下，还是应当首先考订清楚关于琅邪位置的直接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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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提出赣榆“琅邪”说，其最基本的史料依据，是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东海郡赣榆县下之梁刘昭注引《地道记》，此《地道记》本是晋人王隐所撰《晋书》当中的一篇。在讨论这段记载之前，需要对其文字内容稍加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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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覈诸《续汉书·郡国志》原文，赣榆县隶属于“东海郡”，而不是钱穆所说“东海国”。其次是秦始皇碑位于“海中去岸百九十步”处，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所据宋绍兴刻本作“海中去岸百五十步”，《初学记》引王隐《晋书》此文与绍兴本同〔138〕，故应依从绍兴本作“百五十步”。又碑石“厚八尺三寸”，与其广仅五尺不成比例，《初学记》引述此文作“三尺八寸”〔139〕，《北堂书钞》引《徐州记》同〔140〕，应是。再有碑文“一行十三字”，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所据宋绍兴刻本作“一行十二字”，《玉海》引此文以及《北堂书钞》引《徐州记》与绍兴刻本相同〔141〕；又晋人虞喜所撰《志林》，述及此碑，亦作“行有十二字”〔142〕，故应从宋绍兴本改正。另外，“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则三尺见”，清人何焯校本将此“三丈”改作“三尺”。今案潮起潮落，高度理应一致，绝不会存在十倍的高差，且所谓“秦始皇碑”高仅一丈八尺而已，潮水如何能够“加其上三丈”？《北堂书钞》引《徐州记》即谓此碑“水至加上三尺”〔143〕，所以，应当遵从何义门所做校订。经过上述改订之后，《地道记》这段文字应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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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郡。……赣榆，本属琅邪，建初五年复。〔刘昭注补：……《地道记》曰：“海中去岸百五十步，有秦始皇碑，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十二字。潮水至加其上三尺，去则三尺见也。”〕〔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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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段记载本身，还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需要留待下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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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竖立有所谓“秦始皇碑”的东海郡赣榆县，在秦代隶属于琅邪郡，而《水经注》也记载在赣榆县境内有此秦碑存在，钱穆便认为“郦氏言琅邪秦碑，本有两处，一在琅邪，一在赣榆”，而“始皇登琅邪，乃今东海之赣榆”，复以“赣榆为自昔海道要地”，从而得出结论说“越都琅邪，当定在赣榆”。即使确如钱穆所说，在秦琅邪郡之琅邪县和赣榆县界内各自存在一处琅邪，恐怕也不宜像钱氏这样武断，不加任何解释就把秦始皇登临的琅邪定在了赣榆；与此相似，在没有排除传统所说琅邪城足以通航、甚至同样也是一处“海道要地”的情况下，又怎么能够断然指认越都琅邪亦“当定在赣榆”呢？再说钱穆引据《水经·淮水注》的记载来论证“赣榆为自昔海道要地”，而他对《水经注》文义的理解，似乎还存在很大偏差。盖《水经注》在叙述游水水道时讲到“旧吴之燕岱，常泛巨海，惮其涛险，更沿溯是渎（案钱穆将此“渎”字属下连读，似误），由是出”，明显是讲吴国乘船北之燕岱地区时，为躲避海上风涛之限，往往改行陆上河道，由淮河下游转入其叉流游水北上，并不能用以论证赣榆的海上通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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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这一判断，看似很不审慎，不过，赣榆这座“秦始皇碑”，倒确实是在研究琅邪问题时需要一并考虑的重要问题，而且若是追究起来，钱氏这一说法，可以说是其来有自，既非首创，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会如此别出心裁地看待这一问题。南宋末年人王应麟在所著《玉海》当中，就已经把王隐《晋书·地道记》中有关赣榆秦始皇碑的记载，与记载诸城东南传统所说琅邪、越王勾践徙都之琅邪以及秦始皇登临之琅邪的历史文献在“秦琅邪台”的名目下混合辑录在一起〔145〕。至清乾嘉时人陈寿祺，则更明确叙述说“东海与琅邪接壤，此碑（德勇案指赣榆秦始皇碑）当即始皇琅邪石刻，晋宋时尚存”〔146〕。由此可见，此赣榆“秦始皇碑”确实很容易和秦始皇琅邪台刻石相混淆，要想彻底祛除对琅邪位置的疑惑，需要对此作出清楚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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