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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钱穆为了使这一解释更为顺畅,有意原封不动地引述《吴越春秋》明显错讹的文字,将“徙琅邪,起观台”书作“从(從)琅邪起观台”,这样一来,《吴越春秋》在所谓“勾践二十五年”下有关新都的记载,就只剩有徙都后在琅邪建造观台一事(实属勾践三十年),而看不到迁移都城的确切时间。其实“从(從)琅邪起观台”这句话完全不通,将“从(從)”订正为“徙”字,并不会妨碍钱氏上述观点。盖迁徙都城,工程浩大,需要持续一段时间,很可能在勾践二十九年启动之后,到第二年亦即勾践三十年才最终完成。再说按照钱穆的看法,勾践迁都与建造观台,不过是转年前后相继的事情,《吴越春秋》牵连书之于一处,也完全合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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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勾践徙都琅邪时间这一问题上,钱穆所持周贞定王元年之说,显然最为可信,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后来的研究者却大多疏忽未能注意到钱氏所做考订,故或如前述杨宽等简单袭用王先谦胡乱折中调和的荒唐说法;或如陈桥驿虽然承认今本《竹书纪年》周贞定王元年“于越徙都琅邪”的记载“是可靠的”〔111〕,却只是简单采信《吴越春秋》所谓“勾践二十五年”的记载,谓勾践二十四年灭吴后,随即“于次年迁都琅邪”〔112〕。另外,蒙文通则根本不理会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并同钱穆一样,也对《吴越春秋》“从(從)琅邪起观台”的文字讹误遵而不改,仅据此判定所谓勾践二十五年时越人已经徙都琅邪,从而“姑定徙都之年为勾践之二十四年”〔113〕,亦即越人灭吴之当年。钱林书后来研究越国迁都琅邪问题,对此也持有大致相同的看法〔114〕。虽有个别学者如童书业认同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但也只是说“此说自有所据,或本于古本《竹书纪年》”〔115〕,既没有顾及《吴越春秋》的记载,也没有就钱氏《先秦诸子系年》的考订有所表述,显然同样没有深入探究这一问题。凡此种种,均说明仍有必要进一步申说钱穆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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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哀公二十五年(亦即越王勾践二十七年),卫出公在诸卿大夫的逼迫下,仓惶出逃,幸臣拳弥谓晋、齐、鲁诸地均不宜前往,同时劝诱出公曰:“请适城鉏,以勾越,越有君。”出公即如其所言,经此城鉏而出奔于宋国。晋人杜预注释云,城鉏乃“近宋邑”,而拳弥谓可因城鉏以“勾越”,则是因为“越新得诸侯”亦即刚刚成为中原盟主,而“宋南近越”,得以“转相钩牵”,入越请求勾践出兵扶助,恢复其国君的地位。后来卫出公果然派人“如越请师”,勾践亦于次年应邀发兵,打算护送出公返回卫国〔116〕。案此事发生在越王勾践灭吴三年之后,亦在《吴越春秋》所说勾践二十五年徙都琅邪两年之后,卫侯为获取越国庇护而南逃至宋,足以确切证明越国都城尚未北迁。又《左传》载同年鲁哀公自越归国,“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杜预谓五梧乃“鲁南鄙地”〔117〕,这可以进一步印证此时越都仍在江南故地,而钱穆谓越都迁徙于继此之后的鲁哀公二十七年(亦即越王勾践二十九年、周贞定王元年),恰恰与之合若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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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应,如前所述,顾栋高尝谓“(鲁哀公)二十七年越使后庸来正邾、鲁之界,公与之盟于平阳。后哀公尝欲以越伐鲁而去季氏,公又尝如越。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见于《孟子》。武城今沂州费县西南九十里,季氏之私邑亦在费,与琅邪之说相合”,即谓若非都城北移至琅邪,由于南北相去悬远,上述诸事当无以生成。钱穆根据他考定的勾践迁都时间,进一步明确指出,这些事件恰好都发生在越都北徙之后〔118〕。由此可见,勾践徙都琅邪的时间,理应以钱穆所说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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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四、琅邪位置祛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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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虽然非常精辟地考订出越国都城北迁的时间,但在新都的具体地点上,却提出了一个恐怕很难成立的观点。关于越都琅邪的位置,本来并不存在多大问题。前面第一节已经谈到,《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述了琅邪所在的具体地点,乃谓汉琅邪郡琅邪县,“越王勾践尝治此,起馆台”〔119〕,王先谦云《越绝书》勾践徙琅邪、起观台之“观台”,即此“馆台”,盖《汉书》当中本“观、馆字通”〔120〕。《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表明西汉琅邪县城很可能是沿用勾践故都的城址。惟《水经·潍水注》记云琅邪城“即秦皇之所筑也”〔121〕,疑乃秦始皇时在越国旧都的基础上又有较大规模改建。至明初,在此设置夏河千户所,山东文物部门在城址文化层内采集有东周时期以来的遗物〔122〕,与文献记载恰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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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记载有“琅邪台在渤海间,琅邪之东”,西晋人郭璞谓“今琅邪在海边有山嶣峣特起,状如高台,此即琅邪台也”〔123〕。晋人伏滔所撰《地记》,云此古琅邪台在“琅邪城东南十里”〔124〕;唐开元时人司马贞著《史记索隐》,亦曰:“盖海畔有山,形如台,在琅邪,故曰琅邪台。”〔125〕此前李泰于贞观时撰《括地志》,谓此琅邪台在“密州诸城县东南百七十里”,乃“越王勾践观台也,台西北十里有琅邪故城”〔126〕。又与司马贞差相同时的张守节,同样认为这里就是当年“勾践起台处”〔127〕。据此可知,勾践徙都后所建“观台”,位于琅邪城东南约十里左右的海畔山岩之上。清人郝懿行综合分析上述记载,得出结论说:“是地本有台,勾践特更筑之耳。故《史记索隐》云是山形如台也,斯言得之。”〔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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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秦始皇二十八年,嬴政在“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而去”之后,又“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此秦始皇所作琅邪台,伏滔《地记》谓“台亦孤山也,然高显出于众山之上。高(广?)五里,下周二十馀里,山上累石为台,石形如砖,长八尺,广四尺,厚尺半,三级而上,级高三丈,上级平敞二百馀步,刊石立碑,纪秦功德”〔129〕;北魏郦道元亦有类似描述说,秦人系“作层台”于山上,“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馀步,广五里,刊石立碑,纪秦功德”,该台“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里馀,傍滨巨海”,而“台上有神渊,渊至灵焉”〔130〕。案秦始皇此台应当是在勾践观台的基础上加以增筑,元人胡三省即谓秦始皇所作系“因越之旧也”〔131〕,清人陈寿祺亦云“《史记》于始皇登琅邪下复言作琅邪台,是秦再作之矣”〔132〕,至少这两座台的位置不会有大的移改,故后世注疏家都是连贯并言二事〔133〕。阮元在乾隆末年记其形制云:“东、南、西三面环海,迤北为登台沙道。”〔134〕现有遗址在今山东胶南市琅邪镇台洞头村西,山东文物部门谓“遗址状如小丘,位于琅邪山顶部,……高10馀米,东西长73米,南北宽34米,夯筑,……夯土中夹杂有砖瓦。地表亦散布有大量砖瓦。采集有‘千秋万岁’瓦当、云纹瓦当、板瓦残片等”〔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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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记载与历史遗迹相印证,足以证实上述琅邪城和琅邪台的位置,俱明晰无疑。可是,钱穆却对此提出质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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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僻在齐东之海滨,越为求霸中原,何为择都于此,衡以地理形势,知必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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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认识,钱穆查阅相关史料,做出推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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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续汉书·郡国志》:“东海国赣榆,本属琅邪。注引《地道记》,海中去岸百九十步,有秦始皇碑,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八尺三寸,一行十三字,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则三尺见也。”又《水经·淮水注》:“赣榆县北东侧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则三尺见东北倾(德勇案“见”字下似当句断),石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十二字。”今按《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大乐之,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凡九百九十七字。其辞曰:“乃抚东土,至于琅邪”云云,是始皇登琅邪,乃今东海之赣榆。而《水经·潍水注》复云:“琅邪山名,越王勾践之故国,秦始皇灭齐以为郡,城即秦皇所筑。遂登琅邪,大乐之。……汉武帝亦尝登之”云。是郦氏言琅邪秦碑,本有两处,一在琅邪,一在赣榆,而余疑勾践琅邪,实应在赣榆,不在诸城。何也?按《水经·淮水注》又云:“游水东北经赣榆县北,又东北经纪鄣故城南,东北入海。旧吴之燕岱,常泛巨海,惮其涛险,更沿溯是,渎由是出。”则赣榆为自昔海道要地,秦末之田横,东汉初之吕海,避居海中,皆在此邑。越为海国,其北徙琅邪,以争中原,宜当在此。……证以秦始皇琅邪碑石,则越都琅邪,当定在赣榆、日照一代滨海之地,为尤惬也。〔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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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钱氏还提到其他一些证据,譬如赣榆当地与勾践相关的传说,以及某些历史活动与琅邪的相对位置关系等,但都只是很次要的辅助性旁证,假若没有上面引述的论据作为基本支撑,其说服力微乎其微,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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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除了僻在海隅之外,钱穆否定有关琅邪位置的传统看法,另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却未曾明确叙说的认识前提,这就是前面第一节谈到的《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田常为相“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一事。钱氏以为“是必指诸城琅邪言”,而勾践徙都时田常尚在,势力方盛,这样一来,勾践便绝不可能将都城迁至其封地之内,从而也就不得不另行寻求越都琅邪所在的地点〔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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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面第一节的论述,我们已经清楚,田常的封地和齐国的疆土都并没有延伸至传统所说琅邪地区,因而看待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初不必如钱穆一样非另行朝其他方向寻觅不可。至于钱氏以为诸城之琅邪较赣榆滨海地带要更为偏僻,不能满足勾践北上争霸的需求,其实也似是而非。盖所谓诸城之琅邪与赣榆同样偏离中原核心地带,在这一点上,两地之间,似乎并没有明显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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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以与邻近地区几个较为强大诸侯国的空间距离而论,距离这一带海滨最近的两大诸侯国,一是齐国,一是鲁国。另外,稍远一些,还有偏靠西南方向的宋国。今琅邪与赣榆两地至鲁国都城曲阜的距离,可以说远近大致相当,而琅邪明显更逼近当时四强之一的齐国。所以,单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今琅邪的位置,恐怕要更有利于勾践来展示力量,施加影响,至于与宋国的联系,虽然赣榆一带会更加便利,但越国徙都后并没有放弃江南故地,即使有楚国的间隔,越国在江南地区的兵力,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可以对宋国及其附近地区构成一定威慑,而且北迁至琅邪地区的越军,还可以与之构成犄角之势,南北呼应。可见今琅邪的地理位置,或许要比赣榆更为便利,至少并不会比它更显偏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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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国都城的选址,并不仅仅考虑地缘政治一个要素。在政治和军事地理条件基本相当的情况下,还需要综合衡量港口海岸地貌条件、陆上交通条件,以及附近地区的农业、渔业、盐业各项产业的地理条件,等等。在未经一一考察对比之前,恐怕不宜草率地判断究竟哪一个地方的城址条件会更为优越,更不应该以这种很不靠谱的判断作为既定的前提,来推断越都琅邪所处的位置。至少在目前情况下,还是应当首先考订清楚关于琅邪位置的直接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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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提出赣榆“琅邪”说,其最基本的史料依据,是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东海郡赣榆县下之梁刘昭注引《地道记》,此《地道记》本是晋人王隐所撰《晋书》当中的一篇。在讨论这段记载之前,需要对其文字内容稍加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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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覈诸《续汉书·郡国志》原文,赣榆县隶属于“东海郡”,而不是钱穆所说“东海国”。其次是秦始皇碑位于“海中去岸百九十步”处,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所据宋绍兴刻本作“海中去岸百五十步”,《初学记》引王隐《晋书》此文与绍兴本同〔138〕,故应依从绍兴本作“百五十步”。又碑石“厚八尺三寸”,与其广仅五尺不成比例,《初学记》引述此文作“三尺八寸”〔139〕,《北堂书钞》引《徐州记》同〔140〕,应是。再有碑文“一行十三字”,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所据宋绍兴刻本作“一行十二字”,《玉海》引此文以及《北堂书钞》引《徐州记》与绍兴刻本相同〔141〕;又晋人虞喜所撰《志林》,述及此碑,亦作“行有十二字”〔142〕,故应从宋绍兴本改正。另外,“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则三尺见”,清人何焯校本将此“三丈”改作“三尺”。今案潮起潮落,高度理应一致,绝不会存在十倍的高差,且所谓“秦始皇碑”高仅一丈八尺而已,潮水如何能够“加其上三丈”?《北堂书钞》引《徐州记》即谓此碑“水至加上三尺”〔143〕,所以,应当遵从何义门所做校订。经过上述改订之后,《地道记》这段文字应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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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郡。……赣榆,本属琅邪,建初五年复。〔刘昭注补:……《地道记》曰:“海中去岸百五十步,有秦始皇碑,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十二字。潮水至加其上三尺,去则三尺见也。”〕〔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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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段记载本身,还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需要留待下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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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竖立有所谓“秦始皇碑”的东海郡赣榆县,在秦代隶属于琅邪郡,而《水经注》也记载在赣榆县境内有此秦碑存在,钱穆便认为“郦氏言琅邪秦碑,本有两处,一在琅邪,一在赣榆”,而“始皇登琅邪,乃今东海之赣榆”,复以“赣榆为自昔海道要地”,从而得出结论说“越都琅邪,当定在赣榆”。即使确如钱穆所说,在秦琅邪郡之琅邪县和赣榆县界内各自存在一处琅邪,恐怕也不宜像钱氏这样武断,不加任何解释就把秦始皇登临的琅邪定在了赣榆;与此相似,在没有排除传统所说琅邪城足以通航、甚至同样也是一处“海道要地”的情况下,又怎么能够断然指认越都琅邪亦“当定在赣榆”呢?再说钱穆引据《水经·淮水注》的记载来论证“赣榆为自昔海道要地”,而他对《水经注》文义的理解,似乎还存在很大偏差。盖《水经注》在叙述游水水道时讲到“旧吴之燕岱,常泛巨海,惮其涛险,更沿溯是渎(案钱穆将此“渎”字属下连读,似误),由是出”,明显是讲吴国乘船北之燕岱地区时,为躲避海上风涛之限,往往改行陆上河道,由淮河下游转入其叉流游水北上,并不能用以论证赣榆的海上通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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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这一判断,看似很不审慎,不过,赣榆这座“秦始皇碑”,倒确实是在研究琅邪问题时需要一并考虑的重要问题,而且若是追究起来,钱氏这一说法,可以说是其来有自,既非首创,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会如此别出心裁地看待这一问题。南宋末年人王应麟在所著《玉海》当中,就已经把王隐《晋书·地道记》中有关赣榆秦始皇碑的记载,与记载诸城东南传统所说琅邪、越王勾践徙都之琅邪以及秦始皇登临之琅邪的历史文献在“秦琅邪台”的名目下混合辑录在一起〔145〕。至清乾嘉时人陈寿祺,则更明确叙述说“东海与琅邪接壤,此碑(德勇案指赣榆秦始皇碑)当即始皇琅邪石刻,晋宋时尚存”〔146〕。由此可见,此赣榆“秦始皇碑”确实很容易和秦始皇琅邪台刻石相混淆,要想彻底祛除对琅邪位置的疑惑,需要对此作出清楚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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