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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金星运行规律，亦可知其显现于西天，也并非如杨宪益所说属于每天晚上恒有的现象（岑仲勉说太白星“初昏时必出现于西方，更不烦史臣特记”〔50〕，差误与杨氏略同）。马王堆出土帛书《五星占》记有秦始皇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期间金星的运行状况，谓始皇三十三年“正月与营室晨出东方，二百廿四日，以八月与角晨入东方。浸行百廿日，以十二月与虚夕出西方，取廿一于下”。翌年的天象，为金星“与虚夕出西方，二百廿四日，以八月与轸晨出东方……”〔51〕。因为当时是以十月为岁首，既然先从正月讲起，后面的十二月实际上应当隶属于下一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四年的第三个月，从而可知《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始皇三十三年末尾记述的这一禁令，应当是直接针对即将到来的第二年十二月至七月这次“明星出西方”天象而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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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厌胜钱上的朝见启明与夕见长庚〔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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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特地提出“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也自有其特殊缘由，这涉及到天文占验观念伴随着战国至嬴秦间政治地理格局而发生的转折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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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星司“甲兵”而“主大将”、“主兵革诛伐”、“主杀”，这是战国秦汉间占星家普遍秉持的观念〔53〕，故其位置所在，常常被视作一项重要征兆，来占测不同地域间相互征伐的胜负成败，即《石氏星经》所说“用兵象太白，吉；反之，凶”〔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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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天官书》记述太白星所对应之地域方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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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当期出也，其国昌。其出东为东，入东为北方，出西为西，入西为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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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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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西至东，正西国吉。出东至西，正东国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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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还有以十二地支中的卯、酉来分别表示东、西方位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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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出……正在卯，东国利。……正在酉，西国胜。〔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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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钱大昕以为“史公《天官书》古奥，自成一种文字，此必出于甘、石之传，非龙门所能自造”〔56〕，所说很有道理，《天官书》所记星占，至少可以说是战国以来的传统说法。稍后，刘表在汉魏间所撰《荆州占》亦有句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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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始出东方，西方之国不可以举兵，始出西方，东方之国不可以举兵，破军杀将，其国大破败。〔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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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太白星福佑所出东西方位这种观念，前后持续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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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占家们有时也用阴国、阳国来表示太白星所表征的地域，如《史记·天官书》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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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西方，昏而出阴，阴兵强；……其在东方，乘明而出阳，阳兵之强。〔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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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出土帛书《五星占》也记有同类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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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从西方来，阴国有之；从东方来，阳国有之。〔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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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西居东，或是居阴居阳，其吉凶祸福，与太白星之出西出东，显然存在比较固定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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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国与西国，自然是指两国间的相对方位，阳国与阴国亦然。马王堆出土《五星占》对此做有说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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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齐、□□□□，荆、秦之阳也。齐者，燕、赵、巍（魏）之阳也。巍（魏）者，韩、赵之阳也。韩者，秦、赵之阳也。秦者，翟（狄）者之阳也。以南北进退占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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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时大致是以西或西北为阴，东或东南为阳，所谓太白出西方有利于阴国，实际上依然是西方之国的吉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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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在军事行动中应用这一观念实施占测，有一个很典型的例证，见于西晋平吴之役。《华阳国志》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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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元年春三月，吴平。（何）攀、（李）毅以下功封各有差，以淮南胡罴为益州刺史，（王）濬迁辅国将军。初，濬将征，问靳普：“今行何如？”普对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岁星在西方，占曰：‘东方之国破。’必如志矣。”普学术，不贪荣贵，卒于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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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王濬是“自成都帅水陆军及梁州三水胡七万人伐吴”〔61〕，即从蜀中出夔门，由西向东进军吴地，《宋书》也记载正值咸宁四年五年十一月西晋出兵东征之际，“太白始夕见西方”〔62〕。出于西方的太白，其福西祸东的神灵效用，在此得到了很好的应验。类似的例子，还有南朝萧衍在襄阳决计反齐，当行将发兵东取建康之时，有人以为“时月未利，当须来年二月，遽便进兵，恐非庙算”，萧衍断然斥之曰：“今太白出西方，仗义而动，天时人谋，有何不利？”〔63〕其西负金星以东施兵戈的态势，正与晋人灭吴时的星象人事，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