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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朝梁陈之际的梁敬帝绍泰元年十月，梁秦州刺史徐嗣徽背梁入齐，南豫州刺史任约亦响应反叛。至十一月，北齐复进兵姑熟，加以策应。同时，北齐又另派遣安州刺史翟子崇等率兵入据石头，徐嗣徽则移师南州采石，几处兵马互为犄角〔64〕。南豫州系梁武帝太清元年以寿春所置〔65〕，其地在清凤阳府寿州亦即今安徽寿县附近〔66〕；姑熟亦书作“姑孰”，在当涂县地〔67〕，即今安徽当涂；采石同在当涂县境〔68〕。这几处地点，都在梁国京师建康城的西面，而石头即所谓石头城，虽然就在建康城边，却也是建在城西四里的地方〔69〕，是都城西面的重要渡口〔70〕，萧梁时更被视作建康城西界的标志〔71〕。同年十二月，陈霸先由建康城方面出兵，一一击破上述各地敌军。史载“先是太白自十一月景戌（丙戌）不见，（十二月）乙卯出于东方”，随后陈霸先即于次日景辰（丙辰）发起进攻〔72〕。当时两军的相对方位关系，正是陈霸先居东击西，结果大获全胜。此事同样表明，在当时人看来，发兵于金星所出的方向，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这也可以看作是与“明星出西方”相反相成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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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部诸国相对应，迄至始皇帝统一六国之前，秦国一直偏处西陲，太白夕现于西方天际，自然是秦国兴兵征伐关东诸国的吉祥征兆。《石氏星经》曰：“太白出西方，出酉，秦胜楚；出申，楚胜秦。”〔73〕如上所述，酉表述正西方位，申则属西偏南，明星见西方，显然对秦国并吞诸国的军事行动最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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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历史文献中并没有留下秦伐六国时明星出现在西方的事例，但是，在按照五行学说配置五大行星并为各大行星划定地面上的“分野”范围时，太白被“处位”于西方，是“主西维，主金”的西方之神〔74〕，本来就与秦国所在的方位相对应，故《汉书·天文志》记云：“秦之疆，候太白。”〔75〕《乙巳占》亦云：“太白主秦国。……太白大，秦、晋国与王者，兵强得地，王天下。”〔76〕梁刘昭注《续汉书·天文志》引《星经》乃谓之曰：“太白主华阴山，凉州、雍州、益州。”〔77〕同样还是以关中为主的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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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人邹阳上书梁孝王，内有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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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划长平之事，太白蚀昴，而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喻两主，岂不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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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时人苏林释之曰：“白起为秦伐赵，破长平军，欲遂灭赵，遣卫先生说昭王益兵粮，乃为应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诚上达于天，故太白为之蚀昴。昴，赵地分野。”同时人如淳复有语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败赵之兆也。食（蚀）谓干历之也。”〔78〕旧题唐李淳风所撰之占筮家书《观象玩占》，对这一天象有更为简洁的表述，径称“太白食昴”为“赵地受兵”之象〔79〕，自然也是沿承战国以来的说法。这一情况，具体反映出至迟从战国时期起，太白就是佑护秦国出兵作战的吉星。又史载汉高祖“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乍北乍南，过期乃入。……是时，项羽为楚王，而汉已定三秦，与相距荥阳。太白出西方，有光几中，是秦地战将胜，而汉国将兴也。……后二年，汉灭楚”〔80〕。汉高祖刘邦据关中而与项羽争夺天下，同秦王政统一山东诸国时的东西地域关系，恰相仿佛，因此，同样能够说明太白星对秦地用兵关东的重要佑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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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考虑到太白星出现在东、西不同方位所体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象征意义，那么，这种护持秦国的太白星，恐怕只能是在傍晚悬挂于西天。由此进一步推论，在战国时期，秦国为祈求作战获胜，应当存在经常祠祀“明星出西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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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81〕，这本来是上古以来的传统。司马迁尝述及春秋战国时期星占术的流行情况，谓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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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役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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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谓列国争战，“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说“天时”，就是指包括星象在内的种种“时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虚之属”〔83〕，而孟子这种有为而发的议论，恰恰显示出此等“天时”观念在各国君王和统兵将帅之间正受到普遍尊奉。《尉缭子》中记载有一个具体事例，可以更为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虽然作者在这里是用以阐释决定胜负的根本因素“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其首要者只是在于“人事而已”〔84〕，犹如孟子所说人和重于天时，但楚公子心这一违逆常规的战法，也正说明当时两军交战，乃普遍遵信彗柄所在者胜不可击。再向前追溯，则《国语》记载伶州鸠对周景王论律，其间尚谈到武王伐纣时星象因素对周人决计出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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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太姜之侄、伯陵之后逄公之所冯（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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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顺应星象以用兵作战，在中国古代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渊源〔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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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望星气既然已经成为列国之间竞相趋从的一种普遍风气，其中最为“争于攻取”的秦国，自然无由置身事外，尤其应当重视像太白星这样司职兵事的星官。在这次颁布禁祠西方明星诏命之后两年的秦始皇三十五年，有人谈及，当时秦廷所豢养之“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87〕。众多星占家麇集于秦廷，更不能不占测与祠祀太白星出于西方这一上佳吉兆。《史记·天官书》有相关记载云：“秦、晋好用兵，复占太白。”〔88〕这里虽然没有说明秦、晋两国为占候太白，做出过怎样的祠祀，但依据上文所述当时人们的观念，显然只能祠祀现身于西方的太白星（其实，秦始皇诏令“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一事，恰好可以反证这一点，此即清人姚范所说：“当是前祠而秦皇废之也。”〔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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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出西方”特别有利于秦国这一局面，到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战争完成之后，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即如秦始皇在峄山刻石中所自诩的那样，他成功地终结了“功（攻）战日作，流血于野”的战国时代，“壹家天下，兵不复起”〔90〕，这时的战争，已经转化成为统一的秦王朝与周边各部族的冲突，而北面的胡人亦即匈奴是秦人最主要的征伐对象。如同前引《五星占》所显示的那样，与西北边境之外的“狄”人亦即匈奴等族相比，秦国的地位已经变换成了“阳国”，亦即东方之国。《史记·天官书》云“及秦并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91〕，讲的也是这一新的天地系统。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祠祀作为西方之国瑞应的西出太白，只会给自己带来破军杀将的厄运。据《史记·天官书》记载，在讲述太白与辰星（水星）并出于一处的天象时，星占家对这一观念做有明确表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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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星）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其与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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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同样原理，假若太白星“其西出失行，外国败；其东出失行，中国败”。此外，《史记·天官书》中还有类似说法云：“五星分天下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92〕这些占验规则，都反映出在当时的星占家眼中，西方是同以匈奴为代表的外夷具有对应关系〔93〕。汉宣帝时派遣赵充国征伐西羌，因嫌老将赵充国用兵过于持重，宣帝尝致书督促，谓“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曹魏张晏注云：“五星所聚，其下胜。羌人在西，星在东，则为汉。”〔94〕所谓“五星”，自然包括太白金星，金星与其他四大行星汇聚于东方，当然是要发生在太白晨出于东方这段时期之内。这一实例可以进一步说明，对于统一的中原王朝来说，太白出自东方，才对自己有利；反之，若是出于西方，则只能有利于西北塞外的戎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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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秦始皇三十三年这次派蒙恬统领重兵大举北伐匈奴，除了开拓疆土以确保北边安宁之外，还有一项很特别的触发因素。这就是在这前一年，始皇帝嬴政为享度无疆长寿，“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燕人卢生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对于正梦想亿万斯年的秦始皇来说，这实在是一种致命的威胁。正是因为担心西北边塞之外的胡人灭掉他奋力建造的大秦帝国，才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办法，“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95〕。也正是基于这种对胡人亡秦的深切忧虑和恐惧，他才在蒙恬进军节节取得胜利的同时，下令“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以防秦人这种习惯性祠祀活动，反而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美国学者卜德（Derk Bodde）曾经以为卢生奏录“亡秦者胡也”图书一事的真实性至为可疑，且无端揣测这很可能是出于对秦始皇的憎恶而妄自窜入的瞎话〔96〕。若是能够理解秦始皇“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内在涵义，并以之与卢生奏录图书事相互参证，再对比一下太初元年西伐大宛时，汉武帝令“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的做法〔97〕，以及征和时谋击匈奴，“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且谓“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的情况〔98〕，卜德其人或许就不会萌生这样奇特的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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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史记·秦始皇本纪》之“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句话，语义清晰，其实并没有什么错讹或费解之处，既不宜像中华书局点校本那样以“禁不得祠”为句，也不能像杨宪益等人那样以私意增改文字，在“禁不得祠明星”处句断。昔清人顾炎武曾颇为感慨地讲道：“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99〕此等情形，实则与唐朝始设“私习天文”之禁而在律法中明确规定私家不得拥有“天文图书”具有直接关系〔100〕。唐制不仅规定“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其任，不得与焉”，甚至连朝廷所设专门负责观察记录天象的“观生”，也“不得读占书，所见徵祥灾异，密封闻奏，漏泄有刑”〔101〕，朝廷对天占徵验的控制，尤为严密。就此太白金星的情况而言，如李唐时王摩诘尝有诗句云：“长城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102〕所说夜看太白，便是属于不明金星出没时刻所随意敷陈出来的谬误〔103〕。司马迁身隶天文世家，复以考究天人之际以通解古今之变为己任，自宜郑重记述秦始皇这一因应天象的举措，而后世学人，难以正确解读太史公此文，甚至削足适履，正是缘于未能清楚知晓相关天体运行知识。其实，当年司马温公撰著《资治通鉴》，对这一纪事弃而未取，恐怕也是因无法通畅解读而只好加以回避〔104〕，没有意识到此事清晰显现出秦始皇对待匈奴，在骄横气势和凌厉兵锋背后所潜藏的惶恐心态，正宛如一面昭明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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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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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文史》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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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3。案此处引用《史记》以及本文引述其他史籍，所施标点或与所标注之通行本不尽相同，系作者根据本人的理解，自行点断，希读者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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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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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凌稚隆辑，李光缙增补《史记评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影印明万历刻本）卷六《秦始皇本纪》，页384。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六《秦始皇本纪》，页167。案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之《点校后记》（页5—6）明确说明断句时参考过《史记评林》等书，“择善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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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孙楷《秦会要》，据徐复《秦会要订补》（北京，中华书局，1950）卷五《礼·郡县各祠》，页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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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藤田丰八《支那に於ける刻石の由來——附「不得祠」とは何ぞや》，据作者文集《东西交涉史の研究》之《西域篇及附篇》（东京，荻原星文馆，1943），页44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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