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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朝梁陈之际的梁敬帝绍泰元年十月,梁秦州刺史徐嗣徽背梁入齐,南豫州刺史任约亦响应反叛。至十一月,北齐复进兵姑熟,加以策应。同时,北齐又另派遣安州刺史翟子崇等率兵入据石头,徐嗣徽则移师南州采石,几处兵马互为犄角〔64〕。南豫州系梁武帝太清元年以寿春所置〔65〕,其地在清凤阳府寿州亦即今安徽寿县附近〔66〕;姑熟亦书作“姑孰”,在当涂县地〔67〕,即今安徽当涂;采石同在当涂县境〔68〕。这几处地点,都在梁国京师建康城的西面,而石头即所谓石头城,虽然就在建康城边,却也是建在城西四里的地方〔69〕,是都城西面的重要渡口〔70〕,萧梁时更被视作建康城西界的标志〔71〕。同年十二月,陈霸先由建康城方面出兵,一一击破上述各地敌军。史载“先是太白自十一月景戌(丙戌)不见,(十二月)乙卯出于东方”,随后陈霸先即于次日景辰(丙辰)发起进攻〔72〕。当时两军的相对方位关系,正是陈霸先居东击西,结果大获全胜。此事同样表明,在当时人看来,发兵于金星所出的方向,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这也可以看作是与“明星出西方”相反相成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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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部诸国相对应,迄至始皇帝统一六国之前,秦国一直偏处西陲,太白夕现于西方天际,自然是秦国兴兵征伐关东诸国的吉祥征兆。《石氏星经》曰:“太白出西方,出酉,秦胜楚;出申,楚胜秦。”〔73〕如上所述,酉表述正西方位,申则属西偏南,明星见西方,显然对秦国并吞诸国的军事行动最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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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历史文献中并没有留下秦伐六国时明星出现在西方的事例,但是,在按照五行学说配置五大行星并为各大行星划定地面上的“分野”范围时,太白被“处位”于西方,是“主西维,主金”的西方之神〔74〕,本来就与秦国所在的方位相对应,故《汉书·天文志》记云:“秦之疆,候太白。”〔75〕《乙巳占》亦云:“太白主秦国。……太白大,秦、晋国与王者,兵强得地,王天下。”〔76〕梁刘昭注《续汉书·天文志》引《星经》乃谓之曰:“太白主华阴山,凉州、雍州、益州。”〔77〕同样还是以关中为主的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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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人邹阳上书梁孝王,内有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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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划长平之事,太白蚀昴,而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喻两主,岂不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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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时人苏林释之曰:“白起为秦伐赵,破长平军,欲遂灭赵,遣卫先生说昭王益兵粮,乃为应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诚上达于天,故太白为之蚀昴。昴,赵地分野。”同时人如淳复有语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败赵之兆也。食(蚀)谓干历之也。”〔78〕旧题唐李淳风所撰之占筮家书《观象玩占》,对这一天象有更为简洁的表述,径称“太白食昴”为“赵地受兵”之象〔79〕,自然也是沿承战国以来的说法。这一情况,具体反映出至迟从战国时期起,太白就是佑护秦国出兵作战的吉星。又史载汉高祖“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乍北乍南,过期乃入。……是时,项羽为楚王,而汉已定三秦,与相距荥阳。太白出西方,有光几中,是秦地战将胜,而汉国将兴也。……后二年,汉灭楚”〔80〕。汉高祖刘邦据关中而与项羽争夺天下,同秦王政统一山东诸国时的东西地域关系,恰相仿佛,因此,同样能够说明太白星对秦地用兵关东的重要佑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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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考虑到太白星出现在东、西不同方位所体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象征意义,那么,这种护持秦国的太白星,恐怕只能是在傍晚悬挂于西天。由此进一步推论,在战国时期,秦国为祈求作战获胜,应当存在经常祠祀“明星出西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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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81〕,这本来是上古以来的传统。司马迁尝述及春秋战国时期星占术的流行情况,谓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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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役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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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谓列国争战,“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说“天时”,就是指包括星象在内的种种“时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虚之属”〔83〕,而孟子这种有为而发的议论,恰恰显示出此等“天时”观念在各国君王和统兵将帅之间正受到普遍尊奉。《尉缭子》中记载有一个具体事例,可以更为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虽然作者在这里是用以阐释决定胜负的根本因素“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其首要者只是在于“人事而已”〔84〕,犹如孟子所说人和重于天时,但楚公子心这一违逆常规的战法,也正说明当时两军交战,乃普遍遵信彗柄所在者胜不可击。再向前追溯,则《国语》记载伶州鸠对周景王论律,其间尚谈到武王伐纣时星象因素对周人决计出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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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太姜之侄、伯陵之后逄公之所冯(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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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顺应星象以用兵作战,在中国古代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渊源〔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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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望星气既然已经成为列国之间竞相趋从的一种普遍风气,其中最为“争于攻取”的秦国,自然无由置身事外,尤其应当重视像太白星这样司职兵事的星官。在这次颁布禁祠西方明星诏命之后两年的秦始皇三十五年,有人谈及,当时秦廷所豢养之“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87〕。众多星占家麇集于秦廷,更不能不占测与祠祀太白星出于西方这一上佳吉兆。《史记·天官书》有相关记载云:“秦、晋好用兵,复占太白。”〔88〕这里虽然没有说明秦、晋两国为占候太白,做出过怎样的祠祀,但依据上文所述当时人们的观念,显然只能祠祀现身于西方的太白星(其实,秦始皇诏令“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一事,恰好可以反证这一点,此即清人姚范所说:“当是前祠而秦皇废之也。”〔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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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出西方”特别有利于秦国这一局面,到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战争完成之后,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即如秦始皇在峄山刻石中所自诩的那样,他成功地终结了“功(攻)战日作,流血于野”的战国时代,“壹家天下,兵不复起”〔90〕,这时的战争,已经转化成为统一的秦王朝与周边各部族的冲突,而北面的胡人亦即匈奴是秦人最主要的征伐对象。如同前引《五星占》所显示的那样,与西北边境之外的“狄”人亦即匈奴等族相比,秦国的地位已经变换成了“阳国”,亦即东方之国。《史记·天官书》云“及秦并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91〕,讲的也是这一新的天地系统。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祠祀作为西方之国瑞应的西出太白,只会给自己带来破军杀将的厄运。据《史记·天官书》记载,在讲述太白与辰星(水星)并出于一处的天象时,星占家对这一观念做有明确表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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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星)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其与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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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同样原理,假若太白星“其西出失行,外国败;其东出失行,中国败”。此外,《史记·天官书》中还有类似说法云:“五星分天下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92〕这些占验规则,都反映出在当时的星占家眼中,西方是同以匈奴为代表的外夷具有对应关系〔93〕。汉宣帝时派遣赵充国征伐西羌,因嫌老将赵充国用兵过于持重,宣帝尝致书督促,谓“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曹魏张晏注云:“五星所聚,其下胜。羌人在西,星在东,则为汉。”〔94〕所谓“五星”,自然包括太白金星,金星与其他四大行星汇聚于东方,当然是要发生在太白晨出于东方这段时期之内。这一实例可以进一步说明,对于统一的中原王朝来说,太白出自东方,才对自己有利;反之,若是出于西方,则只能有利于西北塞外的戎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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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秦始皇三十三年这次派蒙恬统领重兵大举北伐匈奴,除了开拓疆土以确保北边安宁之外,还有一项很特别的触发因素。这就是在这前一年,始皇帝嬴政为享度无疆长寿,“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燕人卢生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对于正梦想亿万斯年的秦始皇来说,这实在是一种致命的威胁。正是因为担心西北边塞之外的胡人灭掉他奋力建造的大秦帝国,才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办法,“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95〕。也正是基于这种对胡人亡秦的深切忧虑和恐惧,他才在蒙恬进军节节取得胜利的同时,下令“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以防秦人这种习惯性祠祀活动,反而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美国学者卜德(Derk Bodde)曾经以为卢生奏录“亡秦者胡也”图书一事的真实性至为可疑,且无端揣测这很可能是出于对秦始皇的憎恶而妄自窜入的瞎话〔96〕。若是能够理解秦始皇“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内在涵义,并以之与卢生奏录图书事相互参证,再对比一下太初元年西伐大宛时,汉武帝令“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的做法〔97〕,以及征和时谋击匈奴,“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且谓“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的情况〔98〕,卜德其人或许就不会萌生这样奇特的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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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史记·秦始皇本纪》之“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句话,语义清晰,其实并没有什么错讹或费解之处,既不宜像中华书局点校本那样以“禁不得祠”为句,也不能像杨宪益等人那样以私意增改文字,在“禁不得祠明星”处句断。昔清人顾炎武曾颇为感慨地讲道:“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99〕此等情形,实则与唐朝始设“私习天文”之禁而在律法中明确规定私家不得拥有“天文图书”具有直接关系〔100〕。唐制不仅规定“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其任,不得与焉”,甚至连朝廷所设专门负责观察记录天象的“观生”,也“不得读占书,所见徵祥灾异,密封闻奏,漏泄有刑”〔101〕,朝廷对天占徵验的控制,尤为严密。就此太白金星的情况而言,如李唐时王摩诘尝有诗句云:“长城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102〕所说夜看太白,便是属于不明金星出没时刻所随意敷陈出来的谬误〔103〕。司马迁身隶天文世家,复以考究天人之际以通解古今之变为己任,自宜郑重记述秦始皇这一因应天象的举措,而后世学人,难以正确解读太史公此文,甚至削足适履,正是缘于未能清楚知晓相关天体运行知识。其实,当年司马温公撰著《资治通鉴》,对这一纪事弃而未取,恐怕也是因无法通畅解读而只好加以回避〔104〕,没有意识到此事清晰显现出秦始皇对待匈奴,在骄横气势和凌厉兵锋背后所潜藏的惶恐心态,正宛如一面昭明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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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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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文史》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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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3。案此处引用《史记》以及本文引述其他史籍,所施标点或与所标注之通行本不尽相同,系作者根据本人的理解,自行点断,希读者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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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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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凌稚隆辑,李光缙增补《史记评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影印明万历刻本)卷六《秦始皇本纪》,页384。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六《秦始皇本纪》,页167。案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之《点校后记》(页5—6)明确说明断句时参考过《史记评林》等书,“择善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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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孙楷《秦会要》,据徐复《秦会要订补》(北京,中华书局,1950)卷五《礼·郡县各祠》,页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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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藤田丰八《支那に於ける刻石の由來——附「不得祠」とは何ぞや》,据作者文集《东西交涉史の研究》之《西域篇及附篇》(东京,荻原星文馆,1943),页44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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