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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看到，所有这三个款项——订亲钱、买东西钱和装烟钱——在80年代后期，都被转化成了一个单独的新项：干折，即折合彩礼（参见表9中的示例礼单）。如上所示，这一折合了的彩礼钱直接给新娘本人。据下岬村民说，干折兴起的第一年是1985年，因为谣传那一年过后就不再分盖房子的地了。那时准备结婚的人都担心失去获得房基地的机会，许多新郎建议他们的新娘只要现金作订亲钱，这个钱好用来买盖房子的材料。从那时起干折的标准额开始上涨，其后几年继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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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家提供的实物性礼物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前面已经指出，直接资助包括三项：家具、床上用品和大件物品。如表8所示，50年代婚姻交换中不存在这些实物性礼物。据老人们说，那时床上用品是由新娘家作为嫁妆来置办的，如果他们不置办，新娘就得接受新郎家所能提供的一切（有时是二手货）。那时家具和大件物品也不由新郎家提供。由于黑龙江省冬天极度寒冷和村民们普遍贫穷，无论是革命前时期还是50年代，很少有新婚夫妇在结婚不久便立即能拥有自己的新房。他们通常得到一个单独的热炕，而其他家庭成员也睡在同一个房间（当然，这个房间相对较大；热炕由帘子隔开）。只有在生下第一个甚至第二个孩子后，他们才在正屋里或正屋边得到一间小房子。这种居住安排实际上需要很少的家具，而且不管怎么说，很少有普通村民能为儿子们的婚事买得起新家具。结果，新娘家就不得不提供新婚夫妇所需的家具，通常只有一个木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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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实物类礼物的需求上涨了，床上用品是最先正式写到礼单上去的——这是它们成为社会接受的婚姻礼物组成部分的一个信号。到60年代为止，手表成为妇女们渴望的理想礼物，表明奢侈品（以贫困和短缺经济的标准而言）开始进入村民们彩礼的观念之中。在后来的20年中，为新婚夫妇准备实物类礼物的趋势继续发展。如表8所示，家具成为婚姻花销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很快又出现了对“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和奢侈的床上用品的需求。如上所示，尽管这些礼物被正式记入礼单中，它们却不是直接给予新娘个人，相反，它们由新娘和新郎组成的夫妇单位拥有。与彩礼中订亲钱相对缓慢的增长相反，为新房买这些物件所需的钱数却飞快地增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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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更激烈的变化发生了。四大件仍然必要，但礼单上已出现了新物件，包括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和摩托车。早期对耐用家具的需要已发展成对时髦样式的追求，包括一套体现城市品位的沙发——其时，城市生活品位已开始影响乡村社区。某些礼物——诸如购置四套豪华床上用品——超过了新婚夫妇的实际需求。这一趋势在90年代初交换的新形式干折出现时，已经登峰造极。在这一新形式中，所有用于购买婚事礼物的花销被折合成现金，并且，在折合彩礼之后，这些现金交到新娘手中——在新郎家和新娘家眼中，她都被视为新婚夫妇的代表。这里，直接资助最后转变成了我愿称之为“折合的资助”的事物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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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过去40多年来，新郎家提供的婚姻礼物，从订亲礼这种简单的、单一的类别发展成六种类别的现金礼和实物礼。近来，这些类别转而变回一种简单而单一的类纸——干折。图3概述了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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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1959年1960 ——1969年1970 ——1979年1980 ——1989年1990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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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新郎家婚事支出的变化，1950——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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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这里的干折指我所说的“折合彩礼”，即三类财礼（礼钱、买东西钱和装烟钱）折合成一个现金总数，由新郎家把现金交给新娘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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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这里的干折包括“折合彩礼”和“折合资助”。后者包括家具、床上用品和大件，它们通过干折的形式折合成一个现金总数。这两种干折（折合彩礼和折合资助）的现金由新郎家送给新娘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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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新彩礼类别的创造都表明婚姻交换中一种新关系的出现，因而在持续的变迁过程中构成一个重要的步骤。再者，尽管对婚事花销一直有激烈的批判，每一桩婚事的平均花销却已经增长了50倍——从1950年的200元到1993年的10 000元。然而，高额彩礼的实践却并不总像一般所批判的那样意味着“买卖婚姻”。新娘的父母并不一定从由新郎家提供的婚姻花费中获益。事实上，婚姻花费的上涨主要源于新的款项的发明，而这些款项有益于新娘和新郎的夫妇单元。进一步说，最近的创新干折完全改变了婚姻交换的结构：现在是新娘（还有隐藏在后的新郎）对由新郎家提供的婚姻开支有最终的支配权（后面我会重新回到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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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的货币一直保持稳定。订亲礼的波动主要是由于地方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的变动，而不是由于通货膨胀。然而，从1983——1984年开始，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的一个问题；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强化了当今索要高额彩礼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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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婚妇女能掌管其私有财产多久仍然是中国研究中一个引起大量争论的问题。孔迈隆认为，只有当一个妇女和她丈夫仍然是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时，她才能控制其私有财产（Cohen 1976：210-11）。华若碧则认为，无论是在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中还是在夫妻型的小家庭中，妇女们都有自己的私房钱，尽管在前一种情况下，其私人积蓄可能比在后一种情况下要多（R.Watson 19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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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种发展与帕里什和怀特在中国南方的发现相呼应：“在许多地方，过去是嫁妆部分的物品（比如家具、新房的床上用品）现在成了新郎家的唯一责任。”（Parish and Whyte 197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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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80年代起，为儿子的婚事盖房子变得越来越流行——对于那些有好几个儿子的家庭来说，房子是其未来的儿媳妇所要考虑的基本条件。不过，在下岬村，房子尚未被视为婚姻交换的一部分，还没有进入聘礼单，因此，笔者关于婚姻交换的讨论中还不包括房子问題。在中国其他的农村地区，房子已经成为婚姻交换的必要组成部分。参见孔迈隆（Cohen 1992）；波特夫妇（Potter and Potter 1990：209）；萧凤霞（Siu 199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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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1705437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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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新娘家的婚姻投入：从间接嫁妆到直接嫁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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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妆实践的变迁很难衡量，原因有二。首先，对于盼子成婚的父母来说，付彩礼是强制性的义务，而嫁妆则有选择余地（参见Ebrey 1991）。一些家庭可能根本不提供任何嫁妆，而这种决定并不会破坏一桩婚事（尽管它会损害这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和声誉）。此外，尽管一直在变化，但总是存在一个社会普遍接受的彩礼标准，相反，每个家庭却不得不就嫁妆的丰厚程度和内容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与村民们谈起嫁妆的习俗时，他们都将标准化的彩礼作为参照点。如上所述，他们根据嫁妆和彩礼的比例来区分间接嫁妆和直接嫁妆（陪送）。与之相应，表10总结了1950年来嫁妆和彩礼的对比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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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受访者说，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家庭将收到的一大部分彩礼扣留下来，用于儿子们的结婚开支。这个阶段的嫁妆十分少，通常只包括一对镜子、一个脸盆和两盒肥皂。一种纯彩礼体系的趋势在表10中清晰可见，从中可以看出，1950到1964年期间，新娘的父母收到的订亲钱中只有10%（或更少）被用作女儿的间接嫁妆。60年代后期，25%的彩礼作为间接嫁妆被返还，而在70年代，嫁妆扶摇直上。村民们回忆说，从60年代后期开始，娘家父母开始允许他们的女儿带走一只木柜或一张桌子、一些床上用品和衣服，但它们的总价值仍然低于收到的彩礼。到70年代末，许多家庭将收到的所有彩礼转换成物件用品，给他们待嫁的女儿作（间接）嫁妆。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种间接嫁妆风行一时，与此同时一些富有的家庭开始在彩礼额之外置办嫁妆。1989年一个村民送出了最贵重的嫁妆，包括一台彩电、一套组合音响和一台洗衣机，总共值3000多元。我对1992——1993年的16桩婚事的调查表明，50%以上的家庭采用间接嫁妆策略，不到10%的家庭仍然扣留其收到的部分彩礼，其余40%的家庭提供时髦或豪华的陪送（即直接嫁妆）。这些变化揭示出一个从70年代单向送彩礼和间接嫁妆转向80年代后期起开始提供奢侈嫁妆的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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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新娘家的婚事支出（对比新郎家的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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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各婚事案例的数字表示在既定的五年期间每次婚事的平均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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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先生的情况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例子。高，1991年65岁，是一个有六个女儿和两个儿子的普通农民。由于孩子多劳力少，高家在下岬村多年来一直是穷户。70年代期间，高是有名的“卖女儿的”，因为他不用彩礼来准备女儿的嫁妆，却还索要高额的订亲礼。我亲眼见到了他两个女儿的婚事，她们的年龄都跟我差不多，并和我在同一个生产队劳动了好几年。他第三个女儿结婚那天离家时，只带走了一小包衣服和梳妆用品。尽管第四个女儿有一只小衣柜和一对镜子作嫁妆，她父亲仍然扣留了90%的订亲礼。然而，我1989和1991年重访下岬时，发现高已让他第五个和第六个女儿带走所有的现金彩礼，并努力为小儿子的婚事筹钱。我和他谈到这个变化时，他风趣地说，他想恢复自己的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