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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讲讲经变故事画。所谓经变，即利用绘画、文学等艺术形式，通俗易懂地表现深奥的佛经要义。经变画分为说法图和故事画两部分，用绘画手法表现者即经变故事画。经变故事画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莫高窟壁画中的经变故事画非常有中土特色，显然它力图将佛教中国化，将深奥难懂的佛经要义用图画形式直观、形象、通俗地地表达出来，好看、易懂，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莫高窟中的说法图大约有900多幅，神态各异的佛像有12208身。其中第290窟窟顶前部人字披东、西两披，各分3层连续描绘佛经故事里释迦牟尼从出生到出家的全部情节，共87个画面，组成长达27余米的连环画长卷。这是莫高窟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故事画，也是世界上现存于世的早期石窟壁画中最完好的一幅佛传故事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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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经变故事画也并非完全为说明佛法而绘制，有的经变故事画也曲曲折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如莫高窟第285窟南壁，绘有《五百强盗成佛图》。这个故事说的是在古印度南部有个叫乔萨罗的王国，国中出现500个强盗，占山为寨，抢劫行人，无恶不作，百姓深受其害。后来国王派精兵强将征剿，500强盗全被俘虏。国王宣布处以他们极刑，500强盗的双眼全被剜掉，然后放逐于深山老林之中，任其自生自灭。强盗们在深山老林中绝望地号哭着，惊动了释迦牟尼。佛祖动了恻隐之心，便用神力送来灵药，使强盗的眼睛复见光明。佛祖还亲临山谷，为其说法，令众强盗幡然悔悟，立地成佛。就在该窟营建之前，当时河西一带发生农民武装暴动，一度截断了敦煌与中原的通道。后来东阳王元荣派兵进行残酷镇压，也许是为了消除自己的罪愆，元荣特命人凿建此窟，并绘此彩画，而且元荣在他的写经题记中也多次提及此事。再如莫高窟第428窟绘制了河西全境僧人、供养人1200余名，表明窟主瓜州刺史于义与其兄凉州刺史于实以及于氏家族在河西的势力。武周时女皇武则天说自己是弥勒降生，敦煌石窟不仅凿建了弥勒大像，而且在莫高窟第148窟绘制壁画《天请问经变》、《报恩经变》，激励敦煌汉唐军民合力抗击吐蕃入侵，在战争中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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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壁画故事鲜明地体现了当时的历史大事件，反映了敦煌地区的社会状况。如公元8世纪后期，吐蕃人占领敦煌。在吐蕃统治敦煌70余年间，敦煌石窟的营造活动十分繁盛，石窟题材、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以壁画为例，一窟之内绘制多达十几幅、二十几幅经变画，大有包揽天下一切佛教之势。公元9世纪后期，张氏归义军统治敦煌，营建佛窟名为崇敬佛法，实际上却成为旌表个人历史功绩和其家族荣耀的纪念堂。如莫高窟第156窟内绘制了巨幅历史名作《张议潮出行图》，以此来庆贺纪念张议潮收复河西的功绩及升迁高位的荣耀，体现了鲜明的政治目的。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张氏归义军统治敦煌的几十年间，敦煌地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莫高窟又开凿了许多大窟，包括对第96窟北大像的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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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914年，敦煌豪强大族曹氏从张氏手中接管政权，为维护统治、巩固政权，曹氏大肆营造佛窟。首任节度使曹议金营造了莫高窟第98窟，窟内绘僚属及高僧供养人像计200多身，多为张氏时期的功臣旧勋，曹议金利用此举成功地笼络了敦煌旧势力，完成了从张氏家族到曹氏集团政权交接的平稳过渡。曹议金的回鹘夫人陇西李氏营造了莫高窟第100窟，里面绘有长达10余米的《曹议金出行图》和《李氏出行图》，展示了曹氏强大的势力和敦煌地区的繁荣稳定。至于第98窟中绘的那些功臣旧勋，在第100窟以后营建的曹氏大窟中再没有出现过。从这些洞窟的壁画故事来看，曹氏营建的洞窟显然成为曹氏诸节度使的“纪念堂”，反映了曹氏政权由弱到强的过程，见证了敦煌地区社会状况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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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洞里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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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洞为莫高窟第17窟，唐代河西著名的僧人洪英曾在此修行参禅，这里又曾在千百年的岁月中堆积了5万余件震惊中外学术界的经卷、遗书。当你来到这里，一定会满腹孤疑，小小一方斗室，本隐于一堵绘有菩萨画的墙后，安然度过了漫长时光，又是如何重新被人发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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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将时光倒退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有一个名叫王圆的道士云游来到莫高窟。大概谁也不曾想到，就是这个人，发现了蜚声中外的藏经洞，也给莫高窟艺术带来了灭顶之灾。王道士祖籍湖北麻城，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卒于民国二十年（1931）。他是农家子弟，曾读过几年私塾，后来由于连年灾荒，被迫外出逃荒，后来还在甘肃肃州巡防军当了一年的兵。多年的颠沛流离使王道士感到“历尽魔劫，灰心名利”，于是回到家乡，出家为道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云游至敦煌。当时的莫高窟前有上、中、下三座寺庙，前两寺皆住红教喇嘛，王道士便在下寺安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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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能诵道经，又会测字算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竟也在当地闯出点名气，香火渐渐兴盛起来，生活也过得比较富裕，他俨然成为寺庙当家之人。渐渐地，王道士开始用化缘得来的钱财大兴土木，他将一些五彩的佛教壁画刷白，将一些佛像敲碎，打算把莫高窟改造成为道教的灵宫。其中，藏经洞是他的主要目标之一，他雇了些人来清扫洞口甬道中常年堆积的沙土，不久藏经洞的沙土便被清扫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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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还雇了一个识字的杨姓之人给他打打下手，写写经文。当时天气炎热，杨某见藏经洞内凉爽，就把桌子搬进洞窟抄写经书。他嗜好旱烟，常在休息之余吞云吐雾一番，还惯常用芨芨草点火，并把燃剩的草插在洞窟墙壁的裂缝中保存以备使用。光绪二十六年阴历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杨某照常在点着烟袋后往墙缝里插草，突然发现墙缝深不可止，他感觉有点奇怪，便用烟袋头敲了敲墙壁，从墙壁的回音可以判断里面竟然是空的，于是便赶紧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也觉得蹊跷，于是相约夜半，两人破壁而入，发现壁后有一个用泥块封着的小门，高不足一人。两人又敲掉泥块，一条漆黑的通道出现在了二人面前。王道士与杨某手持照明工具，跨入通道之内，便看见尽头现出一个洞窟，约一人高，一丈见方，室内堆满了数不清的白布包裹。打开包裹，里面都是经卷，包裹之下又有绣画、法器等，不计其数。一个隐藏了将近千年的神秘洞窟就这样无意中重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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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藏经洞内发现宝物的消息就散播开了。人们对此有着种种说法，有人说是佛祖显灵示宝，有人说王道士倒卖宝物发昧心财，为了掩人耳目，他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至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这一段文字写在王圆所著的《催募经款草册》中，读来真是让人备觉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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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四月八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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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有“四月八庙会”这一民间传统节日。每逢农历四月初八，当地居民，尤其是佛教信徒为纪念释伽牟尼，纷纷携老扶幼，成群结队，聚集在莫高窟、三危山、雷音寺等处烧香拜佛。人们怀着虔诚的心，向佛祖祝祷，或诉说内心的痛苦和烦恼，或祈求佛祖保佑，或祈福纳财，或求消灾灭祸，或求子，或求官。佛前一炷香，心头澄明事。做完这一切，人们如释重负，信心倍增，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待。从四月初八起，敦煌整个窟区、寺庙人山人海，各处小吃摊点、工艺品商店、文艺节目演出场，甚至树林中、小溪边，游人皆摩肩接踵，异常热闹，接连几日，盛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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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来惊天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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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圆箓发现的藏经洞为今天莫高窟第17窟，窟身为正方形，边长约3米，四面墙高约2.5米，窟顶呈覆斗形。洞窟打开之日，里面堆满了经卷、彩幡、法器等物。据统计，留存至今的写本经卷、文书、织绣、绘画、画着佛像的绢幡、印花织物、拓本、写本和印本的图书丝织物、儒家经典、地理志、通俗诗词歌曲、契约、信札、账单、铜像等物，仍在5万件左右。这些文物，其所属年代自359年至1006年之间，涵盖了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的内容，是极为珍贵的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但在晚清社会，藏经洞的发现也同时意味着它的厄运的到来，这将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场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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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经洞发现以后，王圆捡出一些精美的绢画和完整的写经，作为古董送给敦煌县衙的要人和当地名流。光绪二十八年（1902），甘肃学台叶昌炽从敦煌县令汪宗翰手里得到了在藏经洞发现的几种唐碑拓片、绢画和写经，又从另一个文人王宗海手里得到一些绢画和写经。叶昌炽是位金石学家，深知这些绢画和经卷的重要价值，立刻建议省府把所有经卷送至省城兰州保管。但是省政府竟然舍不得出运费，仅在光绪三十年（1904）一月下令由敦煌县衙清点，并责成王道士就地封存，暂为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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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出后，从1905年到1924年间，俄、英、法、日、美等国“考察家”来到敦煌，肆意掳掠，骗走了三四万件经卷，采用各种手段剥去了许多壁画，大量珍贵文物流失，给莫高窟造成了巨大且无法弥补的破坏，这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也是整个人类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其中规模大者有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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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人勃奥鲁切夫仅以6包劣质的石蜡为代价，就从王圆手中骗走了大批的经卷、典籍。更为遗憾的是，这些经卷书籍一直未得到整理和发表，迄今为止已不知流落何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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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0年，在英属东印度公司支持下，匈牙利人马克·奥里尔·斯坦因曾三次来到中国新疆和甘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地理测量和“考察”。斯坦因毕业于德国杜宾根大学，曾在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从事东方语言和考古学研究一年，服过兵役，由此获得测量地形和绘制地图的技能，后在英属印度政府供职，富有语言天赋，懂得匈、德、英、法、希腊、拉丁、波斯、克什米尔、突厥语和梵文，但不懂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