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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荒草萋萋的云顶城，这座古城的风云曾经影响了宋蒙战争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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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末年，四川军民共建立了83座山城，或扼守在两江之汇，或坐落于险滩之旁，比如嘉陵江沿线的苦竹隘、大获城、运山城、青居城、钓鱼城、多功城，渠江沿线的得汉城、平梁城、小宁城、大良城，沱江沿线的云顶城、虎头城，长江沿线的白帝城、神臂城、天生城，等等，依托嘉陵江、渠江、沱江、长江，彼此之间互为犄角，组成了一条严密的军事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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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制司曾有精兵十万，下辖四大戎司，即沔戎司、利戎司、兴戎司、金戎司，分别驻守沔州、利州、兴元、金州，蒙古入蜀后，四大戎司驻地皆已沦陷，驻军辗转流离，折损大半。余玠令沔戎司驻青居城，备嘉陵江；利戎司驻云顶城，备岷江、沱江；兴戎司驻钓鱼城，备嘉陵江、涪江；金戎司驻大获城，守护蜀口，同时放弃无险可守的城池，将府治、州治搬于山城上，令麾下庆定军、精锐军、武进军、保定军、飞捷军驻扎，收缩防线，据城固守，以免被蒙古铁骑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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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大良城残存着八道城门，分别为东门、（内外）南门、太阳门、长庚门、西门、月亮门及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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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大良城的城墙、已经与树根缠绕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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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大良城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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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山城面前，蒙古铁骑失去了速度优势，且山城之间以舟楫往来，又令不善水战的蒙古人吃尽了苦头。忽必烈幕僚姚燧在《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一文中如是评价：“宋臣余玠议弃平土，即云顶、运山、大获、得汉、白帝、钓鱼、青居、苦竹筑垒，移成都、蓬、阆、洋、夔、合、顺庆、隆庆八府治其上，号为八柱，不战而自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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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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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祐元年（1241），大汗窝阔台病逝，此后蒙古陷入长达十年的混战之中，无暇南顾；山城防御体系的建立，也使得蒙古铁骑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来去自如。四川战场局势日趋胶着，而淳祐年间的一次意外事件，又触动了宋朝脆弱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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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州都统王夔历来恃功骄恣，不受节制，且为人贪财，每得富裕人家，即以酷刑敛财，蜀人苦不堪言，称其“王夜叉”。王夔还有个敛财高招，平时将军中战马圈养起来，遇到战事则高价卖给将士，朝廷虽然知晓，却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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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玠对王夔所为素有耳闻，一天深夜，他派人召集王夔来帅府议事，趁机将其诛杀。宋朝军队有个陋习，将领离任后往往由驻军自行举代，这一次，利戎司推举统制姚世安继任。余玠为革除军中弊病，派一金姓都统前往云顶城任职，姚世安闭门不出，公然违背帅令，此事遂不了了之。姚世安从此惴惴不安，当时云顶城云集了诸多官吏、百姓，丞相谢方叔子侄也在山中避难，姚世安以重金结交，暗地里搜罗余玠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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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玠经略西蜀多年，喜好结交官员，上奏给朝廷的奏折语气轻慢，令宋理宗颇为不快，王夔之死又给他留下独断专行的印象，这比蒙古人更令他如坐针毡。在参知政事徐清叟建议下，宋理宗一连发出几道庚牌，急招余玠回临安，庚牌刚刚发出，四川制司就送来余玠病重的消息。宝祐元年（1253），余玠郁郁而终（《宋季三朝政要》记为“饮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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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余玠死于姚世安的谗言，倒不如说他死于宋朝对武将的态度。诚如清人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言：宋家朝廷所最忌者，是孔武有力的武将，而非偷生邀宠的文生。宋朝军队一向羸弱，少有胜绩，武将也大多萎靡无能，一旦出现王德用、狄青、岳飞这样的名将，即想方设法防范，害怕“尾大不掉”。宋朝名将大多难得善终，余玠之死，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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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顶城瓮城门至今犹存，一棵榆钱树与城门盘根错节地生长在一起，苍虬的树根暴露在黄土之中，经年的风吹日晒，城楼已经垮塌，残存的券拱之上，“皇宋淳祐己酉仲秋吉日帅守姚世安改建”几个楷体大字历历在目。淳祐己酉是1249年，此时的姚世安依旧负责云顶城防务，对余玠的诋毁也源源不断从这里送到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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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祐元年（1253）六月，宋理宗任命余晦为四川宣抚使。余晦令都统甘闰在紫金山筑城，不料被蒙军偷袭，几个月后即被狼狈地召回临安。《宋季三朝政要》记载，当年宋理宗任命余晦为宣抚使，连徐清叟都觉得太不恰当，认为余晦“素无行检，轻儇浮薄”，此举必定会招来蒙古人的耻笑。宋理宗的回答倒很是直白：“数十年来未见执政缴回成命者。卿若固执，15-9 金堂云顶城瓮城门，姚世安当年筑城题记历历在目则庙堂之间、同列之义皆有不安，诏令已颁，决能反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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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令既下，岂能更改？与他的历代先祖一样，宋理宗相信，本朝的武将远比蒙古人更加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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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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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年6月，托雷之子蒙哥在忽里勒台（即部落大会）被推立为大汗，这位好战的大汗一上台便调兵遣将，出征四方。蒙哥感于祖辈在南征北战中创立了不朽基业，意图剿灭南宋提高自己在蒙古贵族中的声望，于1258年2月发布伐宋的号令，一时间，诸王穆哥、穆都哥，驸马君不花，万户八里赤，阿速氏部将拔都儿、阿答赤，薛亦氏部将哈八儿秃，率领蒙古铁骑云集六盘山，北方四大汉将史天泽、张柔、郑温、董文蔚也率部应召。这也是蒙古侵宋以来，在四川战场最大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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