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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这或许都是特务头目的华丽掩护而已。事实上，如果我们推测这位老辣又政治上敏感的贵族可能为了自己搞些私人情报工作，甚至可能将搜集到的线报情况提供给姐夫——天皇，似乎也并非牵强。然而反过来讲，他没准就是一位热心的日本贵族，通过接触欧洲而对地理痴迷，试图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事实上探险的经费令他差点破产，被迫出售别墅，散走一些宝贝。但是只有日本人公布秘密情报档案，或是大谷的亲人肯说出关于他的一切，不然的话他对中亚的真实目的将一直是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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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寺庙以及被沙漠掩埋的城市一时平静无事，但没持续多久。位于斯利那加和柏林的两个老对手斯坦因（如今成为爵士）与冯·勒柯克，早就热心筹备再一次的古物争夺。斯坦因特别顾虑的是德国人抢先一步抵达米兰，转移走他1907年找到的壁画，那个时候由于拉姆·辛格突发失明，导致他未能运走那些东西。斯坦因在奇尼巴格写信给一位友人，焦虑地讲：“他看上去一定要拿到那些米兰壁画……”不过他不用操心德国人了。冯·勒柯克的探险一开头就困难重重，有中国方面的干扰，巴特斯遇袭，经济窘迫还有差点让他送了命的疾病。这是冯·勒柯克最后一次到访中亚，而且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探险被缩短了。1914年德国人的探险队伍出乎意料的撤走让斯坦因（当年已是52岁，超过了服役年龄）独占丝绸之路。当时他的对手全部撤离了那里，尽管他们的痕迹尚未彻底消失。然而他抵达米兰以后大为诧异，彩色灰泥残片散落得到处都是。很多年之后，在《西域考古记》里面，斯坦因批评“一位光有考古兴趣却缺乏相应的准备、技能和经验的日本青年”。但愿年轻的橘瑞超在从事间谍活动方面（倘若他的确做这行）比从事考古工作方面更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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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在米兰大失所望，但他这次旅程的其余部分得偿所愿。在敦煌他又从王道士那些拿不完的“藏品”里面运走五箱写本（数月之后奥尔登堡在那边不仅弄到不少彩色造像，而且又从他那儿榨出两百余卷写本）。斯坦因转移至哈拉浩特以后发觉柯兹洛夫上校的工作并不彻底，尽管由造像和壁画的损坏迹象判断他挖掘的兴致是很高的。拜俄国人粗枝大叶所赐而留下来的东西让斯坦因十分惊喜。接下来他朝西行进，穿过戈壁沙漠来到吐鲁番。上一回他在这边停留的时间短暂。他预想没准德国人早就把这边全部挖空了。不过两个月后，他带了100多箱壁画动身离开这里，其中很多来自柏孜克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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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坦因的事情尚未结束。还有一处遗迹的秘密等待他去发现，这就是从前一直作为吐鲁番地区埋葬死人的地方的阿斯塔那大坟场。此地的存在能够追溯到7世纪，包括一系列埋在地下16英尺的墓葬群。每个墓葬都有一个从岩石中开凿出来的地沟通向地底墓道，墓道终点便是墓室。大部分墓葬里面即便藏过贵重物品，多年之前也早就被盗空了。由于斯坦因没有被当地盗墓者视为竞争对手，他不费吹灰之力就雇了一名业内行家，也就是他所谓“叫人不寒而栗的行当”，带着他走进这座地下死人城开始了可怕的挖掘。不少墓葬就连棺木都被人盗取了，可能是在这个现在缺乏树木的沙漠区域当作燃料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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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坦因觉得最有意义的东西未被盗走。他首先找到了中文墓志，上面有每个棺材的墓主的名字、出生日期以及生平。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很多由尸体穿着的非常古老的纺织品，大多是丝绸，极其繁多的样式中，既有纯中国风格，也有显然源自中东的风格。对纺织历史研究者而言，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墓志推断纺织品的准确年代。古老精美的丝绸被无礼但仔细地从尸体上面割下来，这为斯坦因重新发现丝绸之路的生涯画上了恰如其分的句号。但是1915年他用45匹骆驼装上壁画以及其他珍宝，花两个月去喀什的时候，他压根不曾想到这会是他最后一趟从中国运走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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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今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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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掠丝绸之路：从斯文·赫定到斯坦因的中国寻宝历程 第十五章 兰登·华尔纳尝试难以置信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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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秋天，两个来自美国的旅行者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向西蹒跚而行，他们顶着瓢泼的大雨，蹚过满是淤泥的河流，有时泥浆都没到他们骑的骡子的肚子了。当两人到达一间路边客栈时，全身早已紧紧地糊了一层中国中部的黑泥，他们不得不让仆人用树枝才能刮干净。但是，这还不够惨，他们还要时时面对遭到强盗抢劫甚至被杀的危险，这危险不仅非常现实，而且正在不断迫近。全身沾满污泥的这两个美国人都是东方学家，一位是兰登·华尔纳，来自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另一位是霍拉斯·翟荫（Horace Jayne），来自宾夕法尼亚博物馆。这俩人加上一位随行的翻译王秘书，以及四辆破旧的双轮大车，构成了美国第一支中国新疆探险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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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政府指派一队武装警卫人员一路护送他们抵达了西安。这座古城曾是通向罗马的丝绸之路的起点。他们从西安开始，就不得不靠自己了，身边只有一支霰弹枪和一支自动手枪。兰登·华尔纳听从了一位友好的中国军阀的劝说，决定在队伍里的每辆车上都插上一幅星条旗，这样可以预防车辆被中国地方军队征收，而且运气好的话，也能避免强盗们的骚扰。华尔纳和翟荫雇了四个中国裁缝赶制了星条旗，但是，他们俩都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国旗上到底有几颗星。还好裁缝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旗子面积有限，只能有六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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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带着大量的珍宝最后运离中国已经是八年前的事情了。从那时起，到这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只探险队之间，没有考古学家从中国新疆搞走任何东西。这部分是因为战争使得各国中止了所有新探险（战争开始时斯坦因已经在新疆了），部分是因为中国随后发生的政治危机。中国爆发了抵制所有外国人的运动，并且在1925年达到高潮，不仅如此，各地军阀为了争权夺利不断混战，导致中国的法律和秩序几乎全面崩溃。尽管如此，美国人依然决定试一试。本来，首次远征的目标并不是运走大量的文物（他们只是抱着希望），但华尔纳和翟荫也不打算空手而归。华尔纳把这次行动定义为“侦察性的旅行”，也就是说，行动的目的是探究六国考古者发掘过的地方，看看之前的人把文物搬走之后有没有剩余，能剩下什么东西。他们还希望能为艺术史上的一些难题找到答案。难题之一是在哈佛大学实验室的帮助下确定唐代壁画大师们究竟是用什么颜料进行创作的，以及这些颜料是从哪里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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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远征队就要离开北京时，关于他们这次行动的明智性和安全性受到了深深的怀疑。《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是华尔纳描写这次行动的书，里面写道：“但是想象力打败了谨慎的建议。来自印度的圣徒们翻过世界屋脊……蒙古游牧民、帝王的大使、印度的绿宝石、中国的东西、马贩子、乞讨的人——比历史还久远的旅行路上的辉煌、肮脏、痛苦和成就，这所有的一切都站在我们眼前，不容否认。”说到肮脏，特别是满是“又跳又爬的大军”的臭气熏天的路边客栈，这俩人即将经历个够。而巨大的痛苦，也将在接下来的很多个月里考验翟荫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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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远征队于1923年9月4日在西安和十人武装警卫队分别后，便正式开启了远征之旅。在他们快要出发时，有三个被捆着的犯人在离他们不到一百码的地方被中国士兵处决了，这似乎是在提醒他们在这个地方人命不算什么。华尔纳厌恶地回忆道：“……三个脑袋从不幸的尸体上滚落在地。当兵的将尸体留给别人打扫，转身就走。”但是西安（古称长安）自古以来就与死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斯坦因的“主保圣人”玄奘就葬在这里，与一些中国最伟大的帝王和政治家相邻。华尔纳和翟荫向西走出这座被高高城墙包围的古城时，他们注意到路两边全是古墓。华尔纳描述道：“这些坟墓神圣到任何人都不敢在边上开挖，也没人知道坟墓里有多少奇珍异宝。”接着，他用嘲讽的语气写道：“穿过这些一望无际的大小坟墓，让人感到掘墓人们有多么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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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登·华尔纳是这支两人远征队的领导，但他与伯希和不同。伯希和当时是个尚未获得认可的年轻人，只想一举成名。华尔纳身材高大，一头红发。他42岁，是个老练的艺术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早期日本佛教艺术领域颇具名气。他190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跟随拉斐尔·庞波里（Raphael Pumpelly）的地质与考古远征队去过俄属中亚。他在那里探访了古丝绸之路沿线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还有那时仍处于独立状态的希瓦汗国。他是第一位抵达这一地区的美国人。他24岁时，刚返回新英格兰不久就彰显了自己的英勇：当时一名年轻的军人在火车前摔倒，华尔纳跳到铁轨上抓住他的胳膊使劲冲向一旁，两人最终平安无事。救人之后，华尔纳就消失在了茫茫人群里。正巧，他的见义勇为被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目睹了，不然别人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教授把这个事情写信告诉了华尔纳的父亲，但是没有直接指出英雄就是华尔纳，仅仅是在信的结尾处写道：“华尔纳可能会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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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那时，华尔纳获得了后来在博物馆与大学的众多岗位中的第一个，他任职期间还定期访问亚洲进行探险。他在哈佛大学开了东方艺术课程，多年之内这是美国大学中唯一开设这门课程的。正因为华尔纳的这一贡献，才培养出了大量的当代美国东方学家。尽管华尔纳在1924年以前没有到访过中国新疆，但他很早就关注这里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在1908年借调华尔纳到日本奈良研究日本佛教艺术时，他被邀去新疆探险，尽管给他拨款一万美元用于此次活动，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没能成行。之后，他在1913年夏受邀到北京筹办一家教授考古学的美国学校（多少参考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中美考古学者都将在这里受培训。底特律的百万富翁查尔斯·L. 弗里尔（Charles L. Freer）是发起办学计划的人，他也是一位东方艺术品收藏家，以他名字命名的庞大收藏现在在华盛顿，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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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欧洲去北京的途中，华尔纳访问了伦敦、巴黎、柏林和圣彼得堡。他和伯希和、沙畹等知名东方学家见了面，还参观了中亚与其他东方艺术品收藏。参观完冯·勒柯克在柏林民族学博物馆中的宝物后（冯·勒柯克当时在中国新疆），他观察到：“整体说来，藏品的重要性暂且不提，斯坦因运回的艺术品要美丽得多。”这是我能找到的仅有的由竞争者之一做出的关于不同藏品的比较，但冯·勒柯克由于自身的爱国情怀，坚决认为德国的藏品最优。由于战争爆发，弗里尔在北京办学的计划落空了，但华尔纳却借此机会游历了中国，还到了蒙古，尽管因为名为“白狼”的嗜血地方土匪的恐怖统治，他前往西安的努力受挫。但他在北京再一次见到了临时出任使馆武官的伯希和，这位法国学者建议两人等到战争结束后一起到中亚发掘。华尔纳被这一远景鼓舞，在寄往国内的信中写道：“如果我的远征队里有他，就是有了一位世界最著名的学者。”不过这件事最后也泡汤了。现在，华尔纳总算是抵达了西安，并且要带领美国首支远征队（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出资的）进入中国新疆。他与翟荫到得很及时，因为中国的大门就要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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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队的第一个目标是哈拉浩特，这座有高高城墙围绕的“黑水城”位于中蒙边境。柯兹洛夫和斯坦因都在这座城里挖掘过。这意味着要顺着古丝绸之路经兰州到肃州（今隶属酒泉），然后离开商队主路，由荒无人烟的戈壁小路抵达哈拉浩特。他们刚一离开西安，便遭遇了连日的阴雨，致使路途有时无法通行。在马上要到兰州的地方，远征队有整整两天都在一间阴暗潮湿的路边小客栈里落脚。为了打发漫长的时光，华尔纳读斯坦因所写的《中国沙漠中的遗址》，他写道：“读到妒忌得读不下去。”最终，他们在路上潮湿、疲惫地折腾了14个小时后抵达兰州，就在这时，有中国士兵从暗处冲过来抓住了骡子的头要征为“军用”。华尔纳怒火冲天，抓住离得最近的一个伍长的脖领子，要求见到这些兵所属的地方办事大臣。来到衙门后，他被告知办事大臣在睡觉，只能明天早上见。华尔纳宣称，现在是他起床的时候了，否则洋鬼子们会冲进去帮他穿衣服。这前所未有的恐吓达到了华尔纳的目的。一刻钟后，吓坏了的办事大臣会见了这两个怒火中烧的外国人，他的家具和地毯都被这俩人身上的泥水打湿了。两个外国人要他手下的贼兵归还他们的财产。最终商议了很久，办事大臣决定写个条子命令士兵返还车辆。如果说华尔纳的行为看起来有些专横，这是因为他明白如果拿不回运输工具的话，整个探险就有麻烦了，福格博物馆的投资也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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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在远征途中，偶尔会遇到几个在中国的这些偏远而危险地区工作的欧洲人。乔治·亨特（George Hunter）是这些欧洲人里名气最大的一个，他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中亚探险家兼传教士，他用57年的时间（除了有13个月被关在苏维埃的监狱里）向中国人传播福音。他将福音书翻译成了三种中亚语言，比任何活人都了解中亚地区。他于1946年去世，葬于乌鲁木齐。这两个美国人是在凉州遇见的亨特，他告诉他们，前不久，中国士兵也找过他的麻烦。但关于这次事件，美国人能从这个生于苏格兰的传教士嘴里得到的只有“这些可怜的年轻人行为粗鲁，喜欢打斗。他们曾有几次要打我，但都被我说服并放过了我”。亨特自1906年就在乌鲁木齐生活，并在此结识了斯坦因、冯·勒柯克和伯希和，所以他听说美国人的计划后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还有一个来自里昂的法国人，社会地位比亨特低一层，他留着满脸的胡须，是个前铁路工程师，也在西藏卖过表。这个法国人总是描述他的艳俗经历来逗他们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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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他们继续向西，这两个美国人注意到了另一件事。华尔纳回忆道：“这些天来，这条大西北的路上似乎有一种神奇的朦胧的感觉，因为有其他的外国人与我们在一起……每家客栈的每个房间里，以及被遗弃的城镇里很多光秃秃的墙上，都写满了俄国人的名字和部队番号，时间已经是好多个月之前了。”他接着说道，两千年以前丝绸之路上的外国人都不及过去的三年多。这些人是白俄难民、平民和士兵，他们为了逃避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向东而去。其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定居在北京和上海，但也有一部分逃向更东。华尔纳写道：“……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白种男人和光着脚的白种女人在日本城市的路边向亚洲人乞讨。”当时，除去极少数掉队者，几乎所有的难民都已经离开了丝绸之路。但是，他们确实碰到了一个16岁的俄国男孩，他无依无靠，衣着破烂。他们把能省出来的钱全给了那个男孩。华尔纳在有生之年，经常记起那双“明澈的碧眼”，并经常挂念着他“被留在中国北部的寒冬中”后来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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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华尔纳和翟荫抵达了长城终点的小城，肃州。在肃州，他们用骆驼替代了骡子，随后向东北方向进发，穿越戈壁沙漠，去往哈拉浩特，也就是马可·波罗口中的额济纳。远征队在离京大概四个月之后，于11月13日抵达了目的地。此时已经快到寒冬了，但是华尔纳不在意刺骨的寒冷与晚上的狼嚎，依旧写信给国内，“这个地方比我想象的可爱……”在他的书中，华尔纳描述了他抵达目的地东大门（约600年前，马可·波罗就通过这座门进入这座曾经繁华的城池）的情景：“此时没有守城人对我进行检查；在城楼上，也没有弓箭手探出身来用懒散而好奇的目光看着我；也没有用茶水来欢迎我的客栈……此时正值午后，街上却连个鬼影都没有。”在这片寂静荒弃的废墟的十天时间里，华尔纳一直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觉得这里不是只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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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兹洛夫和斯坦因这两个比他们早到哈拉浩特的人留下的不祥的印记几乎立即出现在他们面前。美国人失望地发现，大部分明显的废墟都被这两个先行者挖了（以华尔纳的说法就是“砍伐了”），并且将所有壁画在内的任何有价值的文物都运走了。确实，1913年在圣彼得堡时，华尔纳就见到过甚至赞美过那些柯兹洛夫从此处搬走的精美艺术品。这不得不让人纳闷，为什么华尔纳明明了解已经有两批人马挖掘过这里，而且每次都运走了众多的文物，却依旧把第一目的地选在这里。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这座埋藏在沙子底下几个世纪的城市有多大，他自己的小队甚至连开始清理都做不到。尽管他们发现了包括一些壁画残片在内的小艺术品，但结果仍让人沮丧不已。华尔纳自己也承认：“远征额济纳的行动表明，想要在这里有收获，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动力与时间。此地已经被柯兹洛夫和斯坦因发掘得十分彻底了，致使后来者几乎寻不到任何东西。”但是如果哈拉浩特仅仅是让华尔纳感到失望，那么对于翟荫就明显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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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这支美国远征队的下一个目的地。美国人早就通过伯希和的伙伴努埃特拍摄的相片领略了敦煌那雄伟的艺术风采。但是他们现在对于要不要去敦煌犹豫不决，因为哈拉浩特实在令人失望，而且他们深知斯坦因、伯希和、奥尔登堡和橘瑞超都曾经去过那里并运走了所有能够运走的文物。此外，作为一个艺术史学家，华尔纳对文字学家钟爱的手稿毫无兴趣。不过无论如何，现在距离斯坦因的大获全胜已经过去了16年，有谁能保证在敦煌没有其他的文物呢？何况还有其他原因，就是华尔纳在很早之前就有意探寻这座遥远的城市。这座只有极少数东方学专家亲眼见过的壮丽的沙漠艺术长廊，一直吸引着作为艺术史学家的他。再说，哈佛大学的实验室也渴望能够收获壁画用来实验，哪怕是残片也行。探险队此行的目的是为后来野心更大的探险打下基础，所以不用操之过急，起码当时看起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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