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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拆分这本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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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蓝色《古兰经》的一页出现在拍卖市场上，成交价为365,000欧元。103这份写本是如何被拆开和分散的？而市场对它的保存、散布和学术价值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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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1293年时这份手稿保存在凯鲁万大清真寺图书馆，它第一次被拆开是在何时，出于什么原因？为什么有一部分会被移出清真寺，又是在什么时候移出的？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我们无法得知答案，但布卢姆假设这始于16世纪，即奥斯曼占领突尼斯之后。奥斯曼人可能将这一惊人且独特的发现拆开，把其中一部分带到伊斯坦布尔。该书华丽、罕见，奥斯曼征服者渴望获得它的一部分，这是可以理解的。目前保存于突尼斯以外的几乎所有书页都来自《古兰经》的第一部分，即第二、三、四章，所以他们可能是从整本书上拆下来的。那么，这就必然破坏了封面。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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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瑞典外交官兼商人马丁（Fredrik R. Martin，1868—1913）声称他在伊斯坦布尔获得了几页蓝色《古兰经》，表明该书第一次受到了市场的关注。这是上述观点的重要基础。然而，如前所述，他售出的其中一页现存于哈佛大学，上面有波斯海关的印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证据可以把他售出的那几页与伊斯坦布尔或波斯联系起来，也无从证明这件手稿的拆开和分散发生在1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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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海内外的图书市场一直存在，但把册子拆开售卖以获得更高利润的做法应该不早于17或18世纪。该做法始于一本圣经，该书现在被称为《洛尔施福音书》（Codex Auresh of Lorsch）。1563年，洛尔施修道院被解散前不久，这份手稿被人从修道院图书馆带到海德堡。三十年战争期间，它于1622年被人从海德堡偷走。据说它被拆分成两部分，封面也被拆掉了。第一部分卖给了主教伊格纳茨·包贾尼（Ignác Batthyány，1741—1798），现藏于他在1780年创办、位于罗马尼亚的图书馆内，而第二部分和封底被收藏在梵蒂冈图书馆。封面则在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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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书册被拆毁通常是因为它们不再受到某一社群的保护，这可能是政治或宗教变迁的结果。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修道院的解散意味着其藏书失去了安全的保障，或者说僧侣群体无力再保护它们。有些时候，有人会尝试去阻止这种破坏和分散。例如，1533年，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1509—1547在位）委托约翰·利兰（John Leland）去查看和记录英格兰宗教场所的藏书。1051536年，亨利八世通过了解散小型修道院的第一项法令，利兰给首席国务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写信求助，希望这些书在被带去德国之前能够得到抢救。信中说：“德国人感受到我们不积极的态度，每天都派年轻的学者来破坏书，把书从图书馆中带出来，带回家，将这些书当作自己国家的文物。”106在他的努力下，他得到了另一位藏书家约翰·贝尔（John Bale）的帮助。约翰·贝尔支持解散修道院，但也为修道院图书馆这种意料之外的结果感到惋惜。他还为这些书籍编纂目录，并竭尽所能地购买一些书。“我也在诺里奇，我们的第二名城。那里所有的图书馆建筑都被杂货商、造蜡烛的人、卖肥皂的人和其他人改作他用……如果我能承担这些费用的话，我会尽可能多地把那里和诺福克，以及萨福克的其他地方的文物都保留下来。关于作者姓名和他们的作品名称，我会竭尽所能地为整个知识领域做一些事情。但事实上，我并没有这些钱。”107虽然皇家图书馆建造在这些书散佚之后，但它还是为很多书提供了一个“藏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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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宗教语境下也有同样的情况，例如威尼斯共和国统治末期时其手稿藏品也受到威胁。108开罗戈尼萨文书（Cario Geniza）和敦煌藏经洞也是典型例子，人们致力于提供一个能长期保存文物的地方，使它们远离毁坏和散失。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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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开始，西方世界的很多人都渴望获得古代的手稿，美国和欧洲的考古学家、探险家和其他人都在寻求愿意出售的藏家。这也使得很多人前往埃及，搜寻圣经的早期本子。以查尔斯·兰·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的藏品为基础，华盛顿史密森尼博物馆群的弗利尔美术馆（The Freer Gallery）得以成立。弗利尔总结了这种竞争的特点：“我有点怀疑让别人知道我期待着访问埃及是否明智……因为如果真是为了寻求罕见的珍品，竞争会突然出现。”买家的发现会被媒体报道，而这必然会刺激竞争并提高价格。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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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很多书在买来时仍然是完整的，并且直到19世纪中叶也保存完好。然而，单页尤其是有图案装饰的书页的市场促使一些人寻求对他们的藏品的保护，以免书页分散。在2015年题为“破镜重圆”（Picking Up the Pieces）的勋伯格写本学研讨会上，阿内-玛丽·埃泽（Anne-Marie Eze）讨论到越南的写本，它们的卷头插画页在1797年威尼斯共和国灭亡之后就开始被拆散了。111美国艺术史学者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1827—1908）决定将他的藏书捐给近来在波士顿开放的伊莎贝拉嘉纳艺术博物馆（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以确保它们得到完好保存。112研讨会上的其他论文则揭示了市场上其他册子本的命运。例如，15世纪的《兰加托克日课经》（Llangattock Breviary），在1958年佳士得售出时是一本513页的完整册子，113但波士顿的买家古德斯皮德斯（Goodspeeds）将它拆开，开始在市场上以单页的形式售卖。在另一个例子中，1926年威廉·蓝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在苏富比购买了13世纪的《博韦弥撒经书》（Beauvais Missal），1942年通过金贝尔兄弟（Gimbel Brothers）卖给了纽约商人奥托·埃格（Otto Ege），埃格将它拆开，开始以散页的形式出售。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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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拆分也有出于个人需求的情况。例如，詹斯·克罗格（Jens Kroger）写到扎勒家族收藏的一份伊斯兰写本。115弗雷德里克·扎勒（Frederick Sarre，1865—1945）在1904—1931年之间担任柏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创始馆长。二战期间，有人想买他的写本的一部分，但他拒绝了，因为当时的局势不稳定。虽然这份写本直到扎勒去世和战争结束都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了，但之后还是被扎勒的妻子玛利亚和女儿玛利-露易丝·扎勒（Marie-Louise Sarre）拆开卖掉，以维持她们在瑞士的流亡生活。到1986年，柏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才有能力买下仍留在她们家的54页。1988年，她们又将版权页捐赠给柏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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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得知蓝色《古兰经》被拆分的原因，但这件事确实在20世纪早期已经发生了。在1912年的出版物中，马丁说明了这些散页的出处，即上文所提到的。尽管没有任何支持性证据，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和阿道夫·格罗曼（Adolf Grohman）在1929年的出版物上还是接受了马丁的观点，并为此添枝加叶。在之后的很多年内，马丁的书页被卖给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1933年）、阿尔弗雷德·切斯特·比蒂（Alfred Chester Beatty，1967年之前；现在都柏林的切斯特·比蒂图书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1967年）、西雅图艺术博物馆（1969年）和萨德鲁丁·阿迦汗王子（Sadruddin Aga Khan，1982年）。1161933年售出的书页，其成交价格为85美元。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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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伦敦举办了一个伊斯兰节，其中展出了蓝色《古兰经》的两张书页，都来自突尼斯藏品。一件在大英图书馆陈列，被标为出自9世纪的伊朗。另一件在海沃美术馆（Hayward Gallery）展出，其出处说是10世纪的突尼斯。这不仅引起了延续至今的学术争论，还展示了这件蓝色《古兰经》，无疑为其创造了更大的市场利益。达格玛·里德尔（Dagmar Riedel）认为，它使得富有的美国个人和机构不再大批或整体购买伊斯兰图书或藏品，因为它“展示了阿拉伯文手稿不仅仅是图书，还是伊斯兰文明的一项文化成就”。换言之，一张单页也被认为是艺术品或文物，而不是一份毫无意义的、脱离原境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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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蓝色《古兰经》的其他散页（通常来源不明）开始出现，而且在西方拍卖行中以越来越高的价格售卖，这一点也不奇怪。其中一页马上就在苏富比拍卖。但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些书页就已经定期出现在市场上了。从1984年开始，有30多页被拿出来售卖，大多数是由拍卖行拍卖并最终成为私人藏品。118这一时期，尤其是随着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Islamic Art in Doha，成立于2008年）等没有藏品基础的新博物馆的建立，中东也加入了伊斯兰图书和艺术品的市场。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就藏有一页蓝色《古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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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博物馆的购买力把很多其他博物馆和图书馆挤出市场，尤其是公共机构。同时，一些公共机构公布了准则，宣称不再购入零散的书页。119这一声明的目的在于阻止这些文物被进一步拆分。然而，这些机构只是市场的一小部分，很多私人博物馆或收藏家不可能被劝阻购买单页。另外，市场上来源不明的作品同样引起了一个难题：为了给文物提供一个良好的保存和面向公众的环境，公共博物馆是应该购买这些来源不清的作品，还是拒绝购入，以反对劫掠者的行径？目前并没有解决的办法，这些机构更多地站在道德立场上，而没有做出改变现状的实质性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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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达格玛·里德尔的话，拒绝购买单页的机构通常也继续以单页的形式来陈列自己的藏品，而几乎只字不提藏品作为一本“纯粹的书”的背景。实际上，为了方便，有些机构甚至去掉了书籍的封面。2012年，有三页蓝色《古兰经》在纽约展出。其中两页是从波士顿借来的，陈列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拜占庭和伊斯兰”展览上。另一页为迪拜的玫瑰信托（Rose Trust）所有，在鲁宾艺术博物馆（Rubin Museum of Art）中展出。里德尔在她的博客文章中指出，两个展览都没有向观众告知“因为无法解释这件独特的物品而引起的学术争端”。她还注意到两者在阐释这些文物的物质性上存在方法上的差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没有把《古兰经》和染成紫色的拜占庭手稿放在一起展出，未能创造一种“并列式叙事，在此过程中，因果关系的可能性通过序列和语境得到暗示”。鲁宾博物馆却将《古兰经》与染成蓝色的佛教经典和其他写本放在一起，创造了这样的叙事。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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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重组这本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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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这本册子被拆散的时期，21世纪则是它以数字化的形式重新组合在一起的时代，很多项目也都利用了数字化和互联网的潜能，试图改变那些在过去被拆散的写本的面貌。121其中有考古藏品的重组项目，如国际敦煌项目，也有致力于单本册子本的项目，如《博韦弥撒经书》项目。122尽管很多机构最初持怀疑态度，但他们参与这些项目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蓝色《古兰经》是否能成立这样的一个项目还要拭目以待，但目前所知的现存书页仍然是分散的，不管在现实世界还是数字化世界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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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乔纳森·布鲁姆和阿兰·乔治的著作，以及仍在进行的对蓝色《古兰经》的讨论是对本章极有价值的资料。要了解蓝色《古兰经》现在的状态，我推荐阅读Geroge (2009) 和Bloom (2015)。Emily Neumeier (2006) 做了清晰的总结。我必须感谢艾莉森·奥塔和谢丽尔·波特，他们给我提了很有用的意见，慷慨地将他们的知识分享给我。吉瑞·弗瑙切克（Jirí Vnouček）和彼得·塞拉斯（Peter Sellars）也分别在兽皮纸和《古兰经》传统方面给予我很有见地的意见和富有感染力的热情。和他们的谈话是我在研究这件器物的过程中的一个惊喜。所有的错误、误解和遗漏都是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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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兰经》指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启示。成册的古兰经，无论是以口诵还是书写的形式呈现，都被称为《穆斯哈福》（mushaf）。然而，我按照英文中常见的用法使用“古兰经”一词，也指成册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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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章关注一些装帧形式，比如册子本、卷子本或波提，这些形式常用于重要的文献。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形式和材料。例如在中亚，见Whitfield (20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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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前存在阿拉伯石刻铭文，还有在棕榈叶和兽皮纸上书写的文献，不过现在都不存在了（Roper 2010: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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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edersen (1984: 101) 认为册子本是阿克苏姆的基督徒传播给穆斯林的，因为《穆斯哈福》来自他们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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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开创性的著作《册子本起源考》（The Birth of Codex）将这种形式描述为“任何材料的纸张的集合，纸张经过两次对折，然后在后面或书脊处被装订好，通常还有封面的保护”（Robert and Skeat 198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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