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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层面上，奥康纳的胜利意味着“三阶段论框架”已经出局，但她采纳了布莱克门以胎儿存活作为妊娠关键阶段的论断。“我们认为，必须以胎儿存活作为分界，在此之前，女性有权选择终止妊娠，”“三驾马车”的联合意见书写道，“正如我们在罗伊案判决中所指出的，存活是指胎儿有可能在子宫之外生存与生长。”接着，他们用以下几段话宣示了奥康纳观点的胜利：“我们认为，不当负担这一标准是协调州的利益与妇女受宪法保护的自由的合适工具。”奥康纳独立撰写的那部分内容也为堕胎这一当代最具争议的宪法话题提供了新的答案。“不当负担可以简洁地告诉我们，州的管制的目的是否在于在实际上限制因胎儿无法存活而进行的堕胎，或具有这样的效果。”实际上，新的标准意味着各州不得在怀孕之初禁止堕胎，这在过去可是极为普遍的。无独有偶，奥康纳解决堕胎问题的途径，最大限度上反映了公众在此问题上的普遍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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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意见书的最后一部分由奥康纳独立起草，尽管少有人关注，却最大限度地揭示了最高法院的未来走向。宾州法案规定：“已婚妇女未将堕胎决定告知其配偶前，任何人不得为其提供堕胎手术。”阿利托在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提出的异议意见书中也完全赞同上述规定，奥康纳毫不留情地向该意见书发起攻击，语气更像一位女权研究领域的教授，而非一位戈德华特式的共和党人。她写道，“常识”告诉我们，“在正常家庭中，夫妻之间当然会讨论包括是否抚育孩子之类的重要决定。但是，在这个国家里，也有上百万妇女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如果这些妇女怀孕并打算堕胎，最好的选择当然不是去告知她们的丈夫……如果我们无视这些女性的安危，变相阻止她们堕胎，这和允许联邦禁止一切堕胎行为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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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康纳来说，本案之后，这类案件的关键将是妇女的自主与健康。她认为，阿利托的观点“在人们当下的婚姻意识及宪法权利本质面前，显得面目可憎。女性即使结婚，其自由一样不会因失去宪法保护而丧失”。此时此刻，最高法院已经变成了奥康纳法院，承载与反映着这位前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的司法理念与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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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 第5章 博大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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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3月第三周刚至，拜伦·怀特邀请罗·克莱因19日来最高法院吃早餐，那天正好是星期五。表面上看，怀特的邀请没什么特别之处。克莱因曾在1980年代末给怀特做过两年助理，之后开始其法政生涯——先是成为民主党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之后又出任新任总统的法律顾问。其实，克莱因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负责克林顿的司法提名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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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喜欢和克莱因聊天，这位大法官仍以民主党人自居，幻想着自己正身处政治核心，尽管当时已经没几个人这么认为。很久以前，怀特算得上支持约翰·F.肯尼迪总统“新边疆政策”[113]的活跃人物。1962年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时，怀特并未受到参议院的详细审查，司法委员会主持的听证会随便问了他8个问题，只用15分钟就结束了。在此之前，他从未当过法官，一直在科罗拉多州从事私人法律执业[114]。让他声名远播的，不是出任肯尼迪行政分支司法部副部长的短暂经历，而是他大学时作为一名美式橄榄球明星的赫赫战功。不过，怀特最广为人知的，还是连他自己都深恶痛绝的绰号：“飞毛腿”。在被任命为大法官时，谁也弄不清怀特在宪法问题上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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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法院的30年间，怀特逐渐变成彻底的保守派。他对沃伦法院的多数著名判决都持异议，如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即使在伯格与伦奎斯特时代，他也总喜欢唱反调。1973年，他在罗伊案中提出异议意见，还在1986年的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中，围绕男同性恋权利问题撰写了一份措辞严厉、言语刻薄的法院判决书。多数情况下，怀特都投票支持政府一方，而非公民个人。（在种族及联邦权力范围问题上，由于这类议题与肯尼迪行政分支司法部的立场密切相关，他的观点更趋向自由派。）他常对克莱因与其他人说，是民主党变了，而不是他变了，他仍保留着约翰·肯尼迪精神的精髓，可惜没几个人相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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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还未到，克莱因已开始怀疑早餐邀请背后可能另有隐情。他询问了其他几位前法官助理，发现只有自己被邀请了。此时，克莱因还未将受邀情形告诉白宫内的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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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就没什么早餐。1993年3月19日上午9点，怀特的秘书直接将克莱因引到他办公室，大法官已在窗边的大书桌前就座。一如既往，年近75岁的怀特还是那么冷冰冰的，根本没作任何寒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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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着桌子，怀特将一个封好的信封递给克莱因。“我希望你把这个带给你的老板。”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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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因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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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还有一份副本，是专门给你的，你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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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封辞职信。自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1967年提名瑟古德·马歇尔以来，民主党将首次拥有任命大法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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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现在？”克莱因问道。这次辞职，选取的时机与以往有些不同，作为一种传统，大法官们过去都在开庭期即将结束时辞职，也就是每年的6月末。怀特娓娓道出了辞职原因，但克莱因仍然摸不着头脑。怀特说，最高法院已经受理了那一年所有的案件，正是离开的好时机。此外，“我做这份工作时间已经够长了”。他说，无论如何，自己还是一名民主党人，希望由民主党来任命自己的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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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因离开前，问怀特打算什么时候向媒体公布这一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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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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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因吓了一跳。此时已是9
:15，他可不想让自己的白宫同僚们被这一新闻弄得措手不及。克莱因是从他在国会山的家里步行到最高法院来的，这会儿无车可开。该怎么赶回去？难道出去打车？他从怀特的秘书办公室内分别打电话给白宫法律顾问伯尼·努斯鲍姆及其副手文斯·福斯特。两人一直联系不上。要知道，在路上可是没法儿打电话的，那时手机还没问世呢。克莱因急坏了，他开始拨任何一个能记起的白宫号码，终于通过同事里基·塞德曼将消息传递出去。接着，他跑到院前广场，在那里伸手拦了辆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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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克林顿说，“他上次在这儿时，看起来还挺好啊。”一周前，怀特来过椭圆形办公室，参加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的宣誓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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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克林顿把怀特的信递给克莱因，“我们明天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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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拜伦·怀特不是一个典型的民主党人，那么，比尔·克林顿也不是，尤其是在堕胎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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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一名激情四射的得克萨斯州政客在民主党大会上发表了这样的开场白：“我叫艾伦·理查德。我是选择权至上派，将投票支持堕胎自由。”这可谓民主党正统理论的核心思想。对堕胎的不同态度，算得上民主、共和两党立场的本质差别，一党支持选择权至上派，一党支持生命权至上派。[115]事实上，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民主党人罗伯特·P.凯西（也是凯西案被告人）正是因为反对堕胎，才失去在那次民主党大会上发言的机会。[116]克林顿本人当然支持选择权至上派，不过，他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充分反映了他的新民主党人思想。[117]克林顿认为，如果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过于僵硬，会招致摇摆不定的中间派选民反感，必须想办法安抚他们。所以，克林顿在总统竞选期间，但凡谈及堕胎话题，都使用同样表述，说他认为堕胎应当“安全、合法，而且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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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期间，克林顿就讨论过要把什么样的人送进最高法院，围绕这一话题，他再次表现出娴熟的政治技巧：既剑走偏锋，又故弄玄虚。表面上，他说自己不会为新任大法官设置太多条条框框，只要对方赞同堕胎即可，但事实上，围绕这一问题，克林顿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而且考虑得远比他的前任周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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