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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开放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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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大法官们结束圣诞假期时，本开庭期余下时间段的待审案件目录最终印证了苏特去年秋天的预测：这是乏味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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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诉戈尔案招致的批评，曾让一些大法官惊骇不已，剩余开庭期的平淡，或许可以舒缓他们的沮丧情绪。在他们看来，若按人们惯常的批评模式，布什诉戈尔案最多被指责为错误裁判，甚至说是开倒车或右倾，但是，批判声音的矛头所向，却是大法官们的动机与公正。判决被称作一件赝品、一次政治操作、一场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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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判决激起的反响，正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多数方大法官们。伦奎斯特比多数同僚年长，也比他们更少介入现实政治，对这些喧嚣纷扰并不以为意。向来好勇斗狠的斯卡利亚，对各种指责自然照单全收。（值得注意的是，斯卡利亚极少为布什诉戈尔案判决辩护，他更愿将之称为对一场失控选举的必要干预——如同用于政治“躯体”的止血带一样。“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因为其他国家正在嘲笑我们，”斯卡利亚会这样告诉听众，“法国佬正嘲笑我们。”）托马斯的想法就更简单了，在他眼中，布什诉戈尔案引发的愤怒完全是对方的报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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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奥康纳从不在意自己在这起案件中扮演的角色。她珍惜自己在最高法院内的温和中间派地位，由于卷入一桩被许多人认为充满党派偏见的恶劣判决，她最近一直心绪不宁。和斯卡利亚一样，奥康纳很少为判决本身辩护。面对压力，她有时会援引媒体事后推演的重新计票结果，以此证明，布什诉戈尔案判决的作用并不像批评者所渲染的那么大。奥康纳从未对自己的投票感到后悔——反躬自省从来不是她的行事作风——但这起案件确实是她一段不愉快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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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方五位大法官中，肯尼迪受布什诉戈尔案的影响最大，可以说，那是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段时光。他的职业生涯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担任法官，并对这一职业怀有一种特殊的敬畏，“法官行当”，他有时会这样称呼自己的职业。事实证明，最高法院将出现两个安东尼·肯尼迪——一个是2000年12月12日之前的肯尼迪，以及在此之后的另一个——他的转变，无疑是这起划时代案件留下的最出人意料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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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国法律和外国法官的广泛接触，对后布什诉戈尔案时代的肯尼迪大法官产生了近乎脱胎换骨的影响。2000年后，在某种程度上为了逃避华盛顿压抑的政治气氛，肯尼迪增加了出行次数，更愿到广阔世界中放松自己，也正是这些旅行最终促成他的转变。考虑到肯尼迪在最高法院中的关键作用，最高法院乃至整个国家，都会受到他这一转变的影响。布什诉戈尔案的悖论就在于，大法官们用判决把总统职位送给一个保守派，却让最高法院转向近年来最自由主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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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近代历史上还没有哪位大法官在进入最高法院前，有着比肯尼迪更为深厚的乡土背景。里根总统1987年提名他进入最高法院时，51岁的肯尼迪还居住在萨克拉门托的祖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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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安东尼·肯尼迪的这个形象——毕生都在同一个小城范围内活动的乡土律师——绝对来自人们的误解。肯尼迪的性格绝不保守。少年时代，他的叔叔，一名石油钻井工，就在夏天雇他去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州的钻井架工作。大学毕业前，肯尼迪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过几个月，那里的学生言论内容之丰富，政治辩论程度之激烈，都让他乐在其中。作为一名年轻律师，尽管自己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首府萨克拉门托的律师事务所规模尚小，他却已红红火火地开展起国际业务。肯尼迪前往墨西哥处理业务的次数极其频繁，因此成为为数不多的拥有墨西哥律师从业执照的美国律师之一，他帮助客户在墨西哥建立了最早一批“加工出口区”——美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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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的父亲是萨克拉门托市的一位传奇说客，因代表加州制酒业对各方进行富有激情（而且有意思）的游说而知名。为了打理律师事务所的生意，安东尼·肯尼迪与客户保持着密切关系，不过，他在萨克拉门托当地却树立起另一种不同的形象——一位教授，而非一个热情的“自来熟”。1965年，肯尼迪29岁，法学院毕业还没多久，他就开始在当地的麦克乔治法学院教授宪法学。对肯尼迪来说，两个方面对他的身份认同来说至关重要，一是教师身份，一是法律乃传播社会价值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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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杰拉德·福特总统提名为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时，肯尼迪甚至还未满40岁。上诉法院法官的工作本来就很无趣，对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简直可以用枯燥来形容。法官们的工作内容终日一成不变，不是阅读法律意见书，就是听取法庭辩论、撰写裁判文书。所以，当首席大法官伯格委任他出任南太平洋地区美国海外领地法院主管时，肯尼迪欣然领命，开始奔走于关岛、帕劳、塞班岛、美属萨摩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之间。不过，他并未放弃萨克拉门托市的教席，偶尔仍在法学院执教。也正是在那里，他获得了一次改变自己司法生涯的机会。1987年，麦克乔治法学院有了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为当地法学院学生授课的一个暑期项目，于是，肯尼迪也开始在那里执教，也正是在那一年，里根提名他进入最高法院。1990年，肯尼迪重返萨尔茨堡授课，之后每一年，一俟最高法院每个开庭期的最后一份判决书出炉，肯尼迪与妻子玛丽就立刻整装出发，前往阿尔卑斯山麓那个田园诗般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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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进入最高法院一年后，柏林墙倒塌了，世界政治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发展，对肯尼迪阐释宪法的角度产生了很大影响。几乎是一夜之间，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即将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这些国家既包括苏联的加盟国与卫星国，也有亚洲、中东与非洲部分国家。事实上，这些国家为了寻找灵感与启发，都把目光投向了美国——更确切地讲，是美国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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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十分乐意回应这些求助，并且开始向新兴的民主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与俄罗斯——提供宪法方面的建议。1990年代初，为了输出美国的法律观念，有数十个相关项目被创立。多数大法官都参与了一些项目交流活动，肯尼迪与奥康纳则是其中最活跃的两位。1990年，奥康纳帮助创立了美国律师协会中欧与欧亚法律计划（Central European and Eurasian Law Initiative，CEELI），该项目组后来成为同批由官方创立的组织中规模最大的一个。CEELI的第一次会议将在萨尔茨堡举行，因为肯尼迪正好也要去当地授课，奥康纳就邀他一同前往。[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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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十分享受在这座城市度过夏日，在这里，每年都有许多重要的国际性法律会议陆续召开。这些活动多由一个名叫萨尔茨堡研究会（Salzburg Seminar）的团体组织，该团体由三位年轻的哈佛毕业生于1947年创立，他们设想欧洲需要一个地方来研究美国理念。他们募集了数千美元，并租用利物浦斯康城堡（Schloss Leopoldskron）作为主要活动场所，这是一座在纳粹入侵后就久未修缮的18世纪城堡。该研究会后来以“马歇尔思想计划”（Marshall Plan of the mind）而广为人知，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学者和法官来此参加会议。自1971年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共有九位大法官来此参加会议，其中多人更是数次造访。肯尼迪参加过四次研讨会，由于暑期仍然要授课，他很少正式列席会议，但时常去那里会晤外国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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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萨尔茨堡宽松的安检标准，利物浦斯康城堡的安全措施显得颇为严格，这倒不是因为那些法学家们。事实上，这座城堡曾是1965年著名电影《音乐之声》多个场景的拍摄地，并因此吸引了大量影迷与参观民众。两个著名浪漫镜头——一个发生在蕾瑟尔与鲁尔夫之间（伴着歌曲《奔向十七岁的十六岁》），另一个发生在玛丽亚与上校之间（伴着歌曲《世间美好事》）——的外景地原先就设在城堡花园的一个玻璃露台里。如果前来参观的人群实在太多，这个露台会被转移到更靠近萨尔茨堡市中心的场所。（在利物浦斯康城堡外，最靠近街边的墙上有一则用英语写就的告示：“侵入者将被起诉——包括旅游团。”）对肯尼迪而言，这座城堡就是他在萨尔茨堡的第二寓所，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个能让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与外国同行们轻松交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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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从乔治·W.布什上台第一天起，他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对国际组织的蔑视态度，尤其是西部牛仔式的狂妄自大，就一直不招人待见。2001年之后的每个夏天里，肯尼迪从未遇到过一位喜欢布什的人。对他来说，布什诉戈尔案就像一出家庭悲剧，始终是个被回避的话题。对于国际同行们如何看待这位总统，如何看待自己那份把布什送入白宫的判决书，肯尼迪心如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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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诉戈尔案后的一天，肯尼迪与理查德·戈德斯通共进午餐，戈德斯通是南非宪法法院前任大法官，此次来萨尔茨堡是为发表一次演讲，他与肯尼迪一样，热切期待会见外国同行。两人在城堡二层一个装饰着镶镜墙板和镀金烛台的房间用餐，许多年前，这里曾经被布置成《音乐之声》中冯·特拉普的舞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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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了解俄罗斯法官吗？”肯尼迪问戈德斯通，“他们能屈能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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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坏的我都遇到过，不过，现在他们的法院归总统管了。”戈德斯通说道，他暗指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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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说，自己曾在美国律师协会一个团体的理事会兼职，这个团体会向中国的法官与律师提供一些咨询意见，所以他大概每年会去一次中国。“有一次，我被安排与他们一位副总理共进晚餐，”肯尼迪说，“我知道我应该送别人一件礼物，但是，我们的预算中没有这一项。于是我只好自己来到最高法院礼品店，在那里发现了一本台历。它装在一个精致的皮质盒子里，每个日期上都标注着美国宪法史上一些重要事件及发生年份。晚宴上，我把日历送给这位副总理，他显得很高兴，我就说：‘您生日是哪一天，要不查查看？’然后他把自己的生日告诉了我，并将日历交给翻译。翻译看了一眼，之后就站在那儿，先看看我，再环顾四周，一脸茫然，全场一片缄默。很明显，翻译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于是，我说：‘念出来，念出来。’结果，那一天的条目上写的是：丹尼斯诉美国案，一桩支持联邦政府监禁11名美国共产党员的判决。全场又一次陷入沉默。我的警卫向门口走去。接着，那位贵宾哈哈大笑。”肯尼迪也大笑，补充道：“我可算不上一名优秀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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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交流在华盛顿也同样进行着。由于伦奎斯特或多或少地禁止大法官们在午餐会上讨论法院事务，大法官们也很难假装对某位同僚的孙辈保持长期关注，所以他们开始邀请客人来最高法院参观。先后来访的包括科菲·安南、康多莉扎·赖斯、亨利·基辛格、历史学家戴维·麦卡洛、女高音歌唱家凯茜·玛尔菲塔诺，以及艾伦·格林斯潘（他也是唯一一位重复受邀者），但最常见的访客还是外国的法官们。戈德斯通是其中一个，还有以色列首席大法官埃伦·巴拉克，以及其他不那么知名的法官们。在后冷战时代初期，这样的司法交流可能开启了一条输出美国宪政主义的通道，但在后来的日子里，不同类型的司法理念开始双向交流，并对最高法院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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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双向交流推动着最高法院——尤其是肯尼迪——向左转。美国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民主国家，有着支持有限政府和低税收的举国共识。实际上，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无论在欧洲或在其他地区——都维持着更为强大的公共部门，并且偏好诸如全民医疗保险和高税收之类的公共政策。相应地，这些国家的法官们也比美国同行更趋向自由派观点。这一对比在死刑问题上尤为鲜明。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不仅在实质上废除了死刑，更尝试在他们所参加的区域联盟中禁止死刑。所有申请欧盟成员国资格的国家，必须宣布废除死刑。在许多欧洲法官看来，死刑带给他们的感觉已不仅仅是反对那么简单，而是发自内心的厌恶。肯尼迪的变化还体现在他的眼镜上，他外出时开始戴一副1970年代流行的钢框飞行员眼镜，在室内时则戴一副欧式风格的无框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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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之后，这种世界主义从几个方向抵达最高法院，新一代的法官助理们也带来了对同性恋的全新态度。当下，同性恋权利运动仍被排斥在主流政治文化之外，但它却彻底改变了法律精英们的世界。在各大法学院和雇用这些法学院毕业生（其中很多人担任过最高法院法官助理）的大城市律师事务所中，平等对待同性恋者的事业几乎获得了一致支持。法学院和律师事务所毫不隐讳对同性恋者的欢迎态度，并以此为荣。大量同性恋法学院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耳濡目染，对这类观念习以为常，他们也以法官助理身份陆续来到了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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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法官助理们改变了最高法院，这并非因为他们宣扬同性恋权利，而是他们的存在本身使然。当然，他们表现优异，和异性恋同事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而这也正是重点所在。文雅而正派的大法官们，毫无例外地对同性恋助理以礼相待。当最高法院一名资深法律顾问相处多年的同性伴侣去世，他收到的第一封吊唁信就来自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同样有公开的同性恋者。）托马斯对同性恋法官助理的伴侣们一视同仁，一样说说笑笑、视为家人。有趣的是，他书桌上放着一位单滑板运动员的照片，那是斯蒂文斯大法官一位助理的同性伴侣，没有人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奥康纳就更有意思了，每当自己的助理喜添新丁，她都会送一件写着“了不起的助理”的T恤。2000年之后不久，她听说她的一名前助理，一名男同性恋者，正准备与伴侣收养一个孩子。奥康纳的办事风格从来灵活而富有效率，这次也不例外，她把头探进现任助理们的办公室，说道：“我应当也送给他们一件T恤，对吗？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没错吧？”助理们点头称是，T恤衫很快就被寄了出去。[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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