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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关于国际思想交流的讨论，都远远超出了斯卡利亚所能承受的限度，他只好用一句俏皮话打断了讨论：“约翰·亚当斯[223]是怎么看法国人的？”听众们都被逗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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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肯尼迪已预先表明了立场，投票结果自然不言而喻了。大法官会议以5
:4票推翻了对未成年犯的死刑判决，并随之否定了斯卡利亚过去撰写的、已持续了15年的判决内容。斯蒂文斯是多数方中资历最深的大法官，多数方成员还包括苏特、金斯伯格与布雷耶，斯蒂文斯明智地把意见书撰写任务分配给对此已表现出极大热情的肯尼迪。事实证明，肯尼迪的这份判决书将完全不同于最高法院历史上任何一份判决书。尽管国内仍有20个州维持这类死刑规定，但他还是以“反对判处未成年犯死刑已成全国性的共识”作为开头。不过，判决书的核心内容——当然也是最非同寻常的部分——在于肯尼迪的结论完全是靠比较法论据来推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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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适用于未满18周岁罪犯的死刑是一种不恰当的惩罚，同时还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官方支持处决未成年犯的国家，”肯尼迪写道，“当然，这个事实并不能决定什么，因为阐释宪法第八修正案仍旧是我们的职责。”来自外国的论据或许“不能决定什么”，但明显对肯尼迪及多数方大法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他在判决书中指出，1990年以来，在处决未成年犯问题上，美国与之为伍的是下列国家：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也门、尼日利亚和刚果。饶是如此，这些国家也先后废除了这类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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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这么说，在一个整体倾向于反对处决未成年犯的世界里，美国是唯一支持这么做的国家。”肯尼迪写道，并补充说，“国际社会舆论，尽管并不能左右我们的判决结果，但为我们的结论提供了重要而又令人敬服的佐证。”肯尼迪以他一贯高调、晦涩的高谈阔论作为判决书结语：“我们之所以尊敬宪法，其中有一点原因不可忽视，那就是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宪法。其他国家和人民对于某些基本权利的明确肯定，只会强化这些权利在我国自由传统中的核心地位。承认这一点既不会降低我们对宪法的忠诚，也不会削弱我们对宪法起源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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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轮到斯卡利亚来质问肯尼迪了，他想弄清楚，采纳这些外国文献的意义所在。“虽然本国公民的观点现在都很难影响到最高法院的判决，”斯卡利亚以他特有的刻薄语气提到，“但其他国家和所谓国际社会的观点却在法院里唱起了主角。”的确，肯尼迪并没有提出任何类型的标准，来决定美国何时应该和世界其他国家保持一致，何时又不必如此。斯卡利亚开具了一份长长的清单，列出美国法律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领域：依靠陪审团裁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政教分离。一如既往，他最后又把话题绕回自己的眼中钉——堕胎，他说：“我们可还别忘记了最高法院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那使得我们允许了所有在胎儿体外存活期之前的堕胎，世界上统共仅有6个国家有类似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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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利亚语气严厉，毫不留情地指出，最高法院对外国法律的关注不过是一个借口，目的是为了“按照某些大法官自己的应然世界观”改造法律。他在异议意见书结尾警告说：“与自己看法相同时就引用外国法律，反之则将其忽略，这不是理性，而是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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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关于外国法律影响的争论，反映出肯尼迪和当代共和党价值观之间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远。与奥康纳一样，肯尼迪也曾经历过支持低税制与有限政府的共和党时代，但他越来越认识到，社会问题已成为界定这个党的重要标志。正如肯尼迪迅速意识到的，对国际法以及像联合国那样的国际组织的敌视，也已成为共和党的核心宗旨。肯尼迪曾经热忱甚至是天真地相信，他对外国法律的承认，正好与那套布什向全世界传播自由的福音主义相符。他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要求世界上其他国家接受我们关于自由的理念，那么其他国家和人民至少也可以用一种对我们有所启发的方式，来定义与阐释他们的自由。在我看来，二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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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肯尼迪的所作所为，恰恰显示出他与当代共和党的疏离。洛波案之后，54名众议员联合提起一项议案，谴责最高法院使用外国文献。来自艾奥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斯蒂夫·金发起了一项针对大法官们出境记录的调查，资料主要来自大法官们出国前必须填写的相关信息表格。“在1998-2003年期间，大法官们总共有93次出国记录，”金说，“调查显示至少有那么几位大法官，尤其是肯尼迪和布雷耶，更倾心于世界对他们的‘启示’，而不怎么情愿受我们自己宪法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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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总会有一至两位大法官到国会作证，协助国会对最高法院年度预算进行审核，肯尼迪经常承担这项工作。洛波案结束后，肯尼迪曾在国会一次听证会上，无意间提到自己经常使用互联网进行法律研究。这使得众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访问时大发牢骚：“我们的肯尼迪大法官撰写判决书时，依据的不是美国宪法，而是国际法。这已经令人无法容忍，不仅如此，他还在一次会议上说自己借助互联网进行法律研究，这简直难以置信，太过分了。”（迪莱显然不太清楚，所有的法律研究，无论是关于美国法还是外国法，现在大都在互联网上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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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后，肯尼迪对迪莱的无端攻击进行了反击。他为伦奎斯特历届助理的一次聚会制作了一盘录像带。录像带中，肯尼迪端坐在电脑旁，说自己正在做研究。最后，他在录像带结尾用好几种语言说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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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这盘录像带，肯尼迪只是俏皮地眨眨眼，就彻底摆脱了迪莱的批评。但是，毫无疑问，尽管最高法院内部气氛如常，但周边环境正因布什班子的影响而逐渐恶化。自从在凯西案的堕胎议题上临阵倒戈后，肯尼迪迅速成为保守派势力诅咒的对象，这一次，他由于援引外国法律，又激怒了右翼本土主义势力，几乎是千夫所指。在此之前，苏特曾是共和党的主要攻击对象，但肯尼迪在许多重大案件中的表现，使他很快沦为保守派眼中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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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波案后不久，在华盛顿召开的一个保守派会议上，资深的反女权主义领袖菲利斯·施拉夫利称，肯尼迪的判决提供了“一个发动弹劾的好理由”。家庭学校法律保护协会（Home School Legal Defense Association）主席迈克尔·P.法里斯则表示，热衷于援引外国法律的肯尼迪“应成为弹劾海报上的男主角”。“如果我们的国会议员们没有弹劾肯尼迪大法官并撤除其职务的勇气的话，他们也应当一道被弹劾。”爱家协会创始人兼主席詹姆斯·多布森则将肯尼迪称为“全美最危险的人”。考虑到肯尼迪在一系列文化冲突类案件中的立场，对保守派来说，多布森这一界定绝对算不上夸张。[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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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法官进行派性攻击，绝不是右翼的专利。左翼一样有自己热衷于批判的对象。鉴于安妮塔·希尔事件及其他不良记录，托马斯早就被批倒批臭了。此后，由于他的交际圈子仅限于亲信好友，在法庭上也不发言，政敌们自然无从骂起。如今，反倒是斯卡利亚因其脸皮够厚、胆子够大、说话够狠、斗志够猛，已成为自由派们最惯于攻击的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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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拜伦·怀特对督导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任务逐渐生厌，甚至力不从心，就将这项任务交给了斯卡利亚。位于新奥尔良的第五巡回上诉法院下辖部分南部地区，全国多数死刑案件都来自此地。这些案件往往衍生出许多提交给最高法院的紧急申请，相关大法官必须及时处理这些申请，并交给其他同事传阅，怀特显然不想再从事这项工作了。一般来说，负责督导上诉法院的大法官还应当定期前往法院辖区出席会议，并参加聚会、宴请及其他社交活动。当斯卡利亚开始负责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时，一些律师和法官决定邀请他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体育活动——打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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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利亚看起来可不像一个猎手。他1936年出生于特伦顿，从小在纽约皇后区的埃尔姆赫斯特长大，是一个文雅的城市家庭的独子。斯卡利亚的父亲绝不像一个会在丛林中游玩的人，他是一位翻译家，同时也是布鲁克林学院教罗曼斯语[225]的教授。据玛格丽特·塔尔博特回忆，斯卡利亚曾经说过：“我父亲是一个远比我聪明，也更具学者风度的人。”“他面前总放着一本书。”斯卡利亚接受的是传统的天主教学校教育，要学4年拉丁文和3年希腊文。他后来考上乔治城大学，在辩论队表现出色，并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他的毕业致辞颇能显示其文学风格与个人兴趣。“我们的时光都花费在打猎上了，但我们的猎物却比任何森林里的鹿或深山里的熊都要来得珍贵，也更加难以捕捉，”他说，“因为我们孜孜以求的，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他接着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曾任《哈佛法律评论》编辑，之后在克利夫兰一家律师事务所短暂工作过，并先后在几所一流法学院执教。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先后在尼克松与福特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任职。在此期间，他和妻子莫琳生育了9个子女，其中一个日后当了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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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因此把斯卡利亚看成一个书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高中时，斯卡利亚是校来复枪射击队的成员（他曾随身携带0.22口径自动手枪乘坐纽约地铁），他还擅长弹钢琴，曾在校园演出中献唱。为捍卫自己的观点，他常常不惜全武行上阵。在斯卡利亚的父亲看来，无论当代知识潮流如何变化，都绝不能改变对宗教与政治的确信，这应当是力量而非软弱的象征。斯卡利亚十分乐于接受天主教教义所秉持的真理，对现代社会中的道德相对主义不屑一顾。“说上帝之子是一个处女生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还要相信他死而复生，最后肉体还升入天堂。这简直是太荒谬了！”斯卡利亚在天主教兄弟会组织哥伦布骑士团（Knights of Columbus）的一次聚会上说。“上帝从一开始就设想，世界上所有聪明人都会把基督徒当作傻瓜看，他也从未因此失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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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利亚就是这样看待来自批评者的质疑的。“为了基督，甘愿做（他人眼中的）傻瓜，”他这样鼓励自己的教友们，“要有勇气去忍受这个复杂世界对你的漠视。”斯卡利亚的思维模式与肯尼迪截然相反，个人遭遇也各不相同，肯尼迪只是被保守派攻击，斯卡利亚受到的却是全球知识精英们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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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原因，斯卡利亚迷上了打猎。对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访问点燃了他对这项运动的热情。斯卡利亚迅速把自己的办公室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动物标本博物馆：他的猎物越来越多，战利品都被陈列在墙上。在斯卡利亚的书桌背后，悬挂的是他从史密斯森尼博物馆借来的一幅宏伟画像，这是由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绘制的乔治·华盛顿肖像。不过，若是和房间里陈列的那个驼鹿头相比，画像顿时显得黯然失色，驼鹿的鼻子几乎横跨了整个办公室，像是要凑过去跟开国总统套近乎似的。在斯卡利亚接待访客的沙发前有张小桌子，上面摆放的是一个更小，也更令人振奋的玩意儿——一只木鸭，这是在提醒人们，斯卡利亚大法官很可能已成为全国最负盛名的猎鸭能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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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克·切尼就是行政分支里的尼诺·斯卡利亚，一个同样能招致政敌无数明枪暗箭、憎恨猜疑的家伙。而最高法院里一宗同时涉及他俩的案件，颇能折射出当代华盛顿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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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W.布什上台没几天，切尼就成立了一个能源问题特别工作委员会，并自任主席。大概五个月之后，特别工作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接着就宣布解散。两个公众利益组织，保守派赞助的司法观察（Judicial Watch）与自由派环保组织的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对副总统提起诉讼，要求他公布特别工作委员会全部工作文件和通信记录。切尼拒绝了这一要求，宣称行政分支有权对这些记录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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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根本就是一项不涉及任何利益的争议。像首都许多所谓特别工作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一样，上述报告发布之后很快就被人遗忘，所提出的建议也基本上被束之高阁。切尼的这个委员会与众多能源公司频频交换意见的事实不仅广为人知，也是顺理成章与完全恰当的。即使是原告方这边，也不认为特别工作委员会的记录会泄露什么违法或者不合适的举动。这起名为切尼诉美国地区法院案（Cheney v.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的案件只不过是华盛顿政治壕沟战的一部分。因此，该案在司法系统内默默无闻地漫游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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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斯卡利亚继续在南部荒野上进行狩猎活动。每年12月，他都会和华莱士·卡尔林去路易斯安那州乡下猎野鸭，卡尔林经营的公司负责向墨西哥湾的石油钻井提供服务。2002年，斯卡利亚得知卡尔林素来敬仰副总统切尼，而斯卡利亚与切尼正好在福特执政时期就认识。按照卡尔林的建议，斯卡利亚邀请切尼加入他们的狩猎队伍。由于每个人的行程安排都很复杂，这次狩猎直到2004年1月才得以顺利成行。碰巧的是，这次旅行之前三周，最高法院正好受理了与切尼领导的特别委员会相关的那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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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狩猎远征开始于2004年1月5日，最终却一无所获，还掀起了轩然大波。斯卡利亚与自己的儿子、女婿买了三张往返机票，但切尼又邀请他们乘坐“空军二号”专机，直接飞往帕特森镇的小机场。当地居民从没见过像切尼这么大的排场。政府在11月和12月预先到此打了两次前哨，副总统的专机降落在机场时，还有两架黑鹰直升机在机场上空盘旋护航，接着降落的还有第二架喷气式军机，搭载的是副总统的幕僚和随从们。切尼、斯卡利亚一行13人乘一排装甲越野车离去，全程不准任何人拍照。[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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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林的围场经常被描述成一个狩猎露营地，但它其实是一艘巨大的驳船，长150英尺，宽50英尺。这艘船抛锚在一片沼泽地中央，无论在船的哪边，都十分适合打猎。在驳船上方，则是一个房屋式建筑，里面有几间小卧室，大家两三人共住一屋，切尼独享一间。饭菜都是家常菜，打猎则是两人或三人一组分头行动。（切尼和斯卡利亚从未分在同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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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尼的专机抵达时，当地正在下雨，在副总统停留的两天里，雨就没有停过。（斯卡利亚和家人在当地待了4天。）意外的是，这种天气显然潮湿得过了头，以至于喜爱潮湿的鸭子都不愿出来。人们连一只绿头鸭或水鸭都很难见到，猎到的鸭子就可想而知了。事后，卡尔林说这是他35年来最糟糕的一次猎鸭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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