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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伯希和为外方传教会和其他宗教团体撰写了多篇关于中国基督教发展史的文章和报告。（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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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研究》（Études）杂志1900年8月5日刊，第390页。该杂志由耶稣会神父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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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望海楼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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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1900年8月5日刊，第366、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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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编年史》（Chronique），《通报》1900年卷，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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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1900年8月5日刊，第366、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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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1900年8月5日刊，第366、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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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裕庚时为驻法公使，伯希和可能是通过外交关系联系到其住所。作者原文误将“裕庚”（yukeng）当作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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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北海、中海和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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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应指廖寿恒（1839—1903），当时任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支持康有为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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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前黑旗军将领，在中法战争中击败过法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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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原注：1860年，英国人实施报复，洗劫圆明园。（译者注：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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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樊国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1837—1905），法国人，义和团运动时期北京西什库教堂（北堂）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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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vol. 24. Boxer Disturbances and Siege of Peking-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4. Dispatch n°106-28/5/00-MacDonald to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 n°747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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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伯希和《北京札记》，1900年6月12日伯希和写给母亲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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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伯希和《北京札记》，1900年6月12日伯希和写给母亲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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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当时津芦铁路（天津至芦沟桥）修到永定门的马家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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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第三章 北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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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宗，白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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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使馆区是位于紫禁城和内城南城墙前门、哈达门[1]之间的一片区域，外国人在那里享有与上海和天津租界同样的治外法权。使馆区方圆约一公里，御河从内城流过南城墙，再流经这里。使馆大街[2]横跨御河东段，从东向西经过多个皇城城门，一直通往哈达门大街，即东大街。使馆区内共有德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俄罗斯这十一国使馆。区内也有不少商家店铺、货栈，还有银行、邮局、海关和北京饭店等数家饭店。当然，不能忘了还有北京俱乐部（Peking Club）。通常情况下，中国人也可以进入这片高档国际区域，因为皇家车园、翰林院、肃王府（人们通常称之为“府”）都在使馆区内。自从七十名中国基督徒在北京西边的保定府附近教堂被杀后，紫禁城旁边的使馆区及各个基督教区内的人口增加了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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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九百名分散在京城各地的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现在都跑到这里避难，挤在各自国家使馆配楼或附属建筑内。另有两千四百名中国基督徒占据了英国使馆附近的“府”邸花园。使馆区原有外国守军约一百人，各国（英国、俄国、法国、美国和日本）又增派了三百人作为支援，于5月29日至31日期间到达使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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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使馆占地面积约十公顷，位于使馆大街和海关大街[3]之间。使馆内并非只有一栋建筑，而是有十二座小楼，平时分别住着公使、外交官、访客和用人。使馆内还有一座小教堂、一个马厩、一个花园和一片网球场。6月1日，除毕盛公使夫妇、在职外交官和用人外，使馆迎来了保护其安全的达西上尉和三十名士兵，还有一部分法国志愿者，其中包括伯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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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刻宁静之后，6月2日，局势再度紧张。两名英国传教士罗宾逊（Robinson）和孟鹤龄（Norman）在京郊被杀。6月3日，奥匈帝国使馆楼顶上树起了战旗，三十名克罗地亚水兵刚刚前来增援，一台马克沁机枪已经准备就绪。尽管如此，次日，奥匈帝国使馆一等秘书的夫人保拉·冯·罗斯托恩（Paula von Rosthorn）在海军上尉特奥多尔·里特·冯·温特豪特（Theodor Ritter von Winterhalder）和中俄银行经理欧仁·维尔法特（Eugen Wilfarht）的陪同下骑了一圈马。他们一行三人先在内城的城墙上溜达。一圈下来，看到外城里有无数的义和团，怒气腾腾地聚集在一起。罗斯托恩被这番场景吸引住，抱怨忘了带相机。随后，他们来到哈达门大街。路过总理衙门和文庙之后，他们在经过内城北门安定门时被清军拦下，于是调转方向，最后从东边的东直门出了城。他们遭到一队义和团追赶，经齐化门[4]摆脱追赶，高高兴兴地回到奥匈帝国使馆。使馆坐落在海关大街北段，离法国使馆仅五百米。当时针对“洋鬼子”的包围还没有形成，他们仍然认为最糟糕的情况可以避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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