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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伯希和身上燃烧着与义和团决斗的熊熊烈火，但他还是耐着性子，从5月初开始跟随一位汉族文人学习汉语。翰林院与法国使馆只隔两条街，且紧邻英国使馆，时运不济的维新派人物康有为曾在翰林院任职。754年，唐玄宗创建翰林院，以备查问文学和语言问题。清朝时，翰林院分东、西两院，满、汉掌院学士每个月都要开九次会。翰林通过考试选拔而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皇帝的参谋和秘书都从他们中间挑选，皇亲国戚和大太监的老师也出自这里。翰林负责诠释孔孟之道、编纂历史、修订皇历、整理各科图书。欧·吉拉尔（O. Girard）神父研究过翰林院，对其赞不绝口，认为它在某种意义上堪称“历史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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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切地知道，中华帝国创建之初即在国家官方机构中设立了史馆，成员均为刚正不阿、学识渊博之士，负责将国家大事如实记录下来，流传给后人，并以同样公正的态度记录下皇帝的优劣品行。我们认为，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法与这一著名法庭相提并论，没有能力像它那样使中国免受危险变革之祸和滥用权力之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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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翰林院久负盛名，有时仍不免愚钝不化。例如1747年法国开始编纂《百科全书》时，欧洲地理学界关于五大洲的说法被中国斥为“无稽之谈”，因为这与中国占据着世界中心的说法不一致。被伯希和不无得意地称为“我的中国文人”的老师利用课间带他到翰林院旁边的书店购买了大量书籍，法国远东学院提供的经费几乎快被伯希和花光了。也正是通过这位文人，伯希和得以与中国社会进行直接接触。然而这种关系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伯希和在5月3日见的第一个文人两天之后就爽约了。每个学习汉语的学生都应该有自己的老师，但当时正值局势动荡，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学习翻译的法国学生魏鲁达（Véroudard）此前甚至被中国老师问过这样的问题：“法国使馆夜间是不是真有鬼怪出没，还能推开大门，挪动家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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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编造的鬼怪故事流传甚广，说中国遭到洋鬼子侵占，法国使馆是最危险的地方之一，经常有鬼怪出没。类似的谣言让中国文人心惊胆战，他们担心因为和外国人进行交易而被义和团斥为叛徒。伯希和的中国老师就“表现出异常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到印度支那去，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国家目前没有安全可言，而且将来会更加糟糕。他的要价一降再降，我却闭口不谈买书的事，他甚至托人告诉我六十美元也能接受。我觉得五十美元就能成交，机会实在难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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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使馆区还没有遭到正面攻击，外出也没有太大危险，伯希和决定在一个半月内带他的中国老师返回西贡。那个时候，对被人们统称为义和团的各种组织的政治、宗教属性，伯希和似乎还没有充分的了解。伯希和在写给法国远东学院院长路易·菲诺的信里粗浅地把义和团描述成“得到中国朝廷暗中支持的疯狂、极端组织，一帮歇斯底里、头脑发热的骗子”。直到1900年6月初，法国使馆对义和团的认识还非常模糊，甚至肤浅。而在英国使馆，有关描述则更加明确：“白莲教的歪理邪说像野草一样不断蔓延。”[9]这样的评价不乏诗意，也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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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京津铁路黄村站被烧。从前一天起，罗斯托恩夫人只得待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通过打网球和骑马打发时间。5日晚上，伯希和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帝国大学法语和体育老师吉得尔（Léon de Gieter）、翻译生阿尔贝·菲特和欧仁·达西上尉出席了晚宴。“我们四个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拿义和团说笑，憧憬未来的计划。”[10]达西这样写道。他和朋友们毫不怀疑白种人将战胜被他们嗤之以鼻的黄种人。近六十年来，中国在所有战争中不都失利了吗？如果这一次中国胆敢铤而走险，它要应对的将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多国联军。现在，各国军舰已经游弋在中国的海域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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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慈禧匆匆忙忙返回紫禁城，战争倒计时正式开始。有谣言称，慈禧前一天夜里在颐和园的卧室中听到鬼怪“杀！杀！”的喊声。7日，使馆区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基督徒大量涌入各国使馆避难。次日，慈禧主持军机处议事，主张和解的荣禄再次屈服于端郡王和澜国公[11]两兄弟，他们已经掌控了义和团，还和领导军队的董福祥结成了联盟。是日，伯希和来到紧邻紫禁城北边的北堂。内城依然显得平静，只是伯希和沿途看到很多士兵和义和团成员。各种谣言莫衷一是，有的说朝廷遣散了六千名士兵，有的又说慈禧明令荣禄绞杀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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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回到使馆时，看到毕盛公使正和欧洲各国、日本及美国公使开会。毕盛提议使馆整体撤至天津，可惜“其他人认为这样做相当于宣战，所以表示反对。中国朝廷如此不堪一击，他们到底还在犹豫什么”？年轻的伯希和简直要按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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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英国海军少将西摩尔（Seymour）率领的一支千人增援部队被中国军队打退至天津。至此，局势再也无法挽回。当天下午，端郡王和三个义和团首领控制了总理衙门，并且向外界宣称，西摩尔部队的行动被视为不友好行为，清朝军队已经忍无可忍。11日，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Akira Sugiyama）走出使馆区，在未受任何阻碍的情况下穿过外城，但当他来到位于天坛和先农坛之间的永定门时，被董福祥手下的朝廷军队扣住。杉山彬要求清兵释放自己。他本想前往天津火车站，但那时天津已经开战，他被清兵当场斩首。当天夜里，战争的锣鼓已经敲响，使馆区内一片凄凉，中国仆人纷纷逃离使馆区。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后，各国使馆还一直在等待西摩尔将军前来救援。12日下午，清廷为了麻痹外国人，派人前往使馆区。来人表示西摩尔的军队抵达京城后即可进入使馆区，他们会受到中国军队的礼遇。而实际上，中国军队在前一天夜里已经把他们赶到了天津，被困在使馆区内的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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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有两个腰缠红带、脚系红绳的义和团手持大刀进入使馆区。这两个人被俘虏后押送到德国公使克林德（von Ketteler）男爵面前。克林德抓住其中一个人的辫子，把他摔倒在地上，然后拖进使馆关押起来。清廷要求使馆放人，但遭到拒绝。克林德决定第二天在东运河桥上将其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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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引爆了火药桶。义和团开始大规模屠杀中国基督徒和为洋人服务的中国人。下午五点半，义和团进入哈达门，烧毁了美国新教主教教会。外国志愿者开枪射击，打死五名义和团。沙莫（Chamot）夫人用卡宾枪吓住七名义和团，沙莫先生趁机关上哈达门，拿走钥匙。但那时为时已晚，大批义和团已经涌进来。他们窜到哈达门大街上，点火烧了英国教会，旁边总理衙门前的清朝守兵没有加以阻止。同样在哈达门大街上，距离不到两百米的地方，义和团还放火烧着了东堂，里面的教民和传教士全被割断了脖子。随即，大批民众从东堂方向经海关大街进入使馆区，企图占据奥匈使馆，但克罗地亚水兵用机枪疯狂扫射，驱散了人群。罗斯托恩夫人这才舒了一口气。当时她正在跟伯希和打网球，不得不停下来。伯希和看到形势危急，便和一帮法国侨民冲出法国使馆，朝哈达门大街上的义和团开枪射击。一个小孩被误打死。这些法国人的行为十分过火，因为没有人向他们下令开枪。伯希和跟这些人不顾毕盛公使的命令，继续前往南堂。凌晨两点，他们带着传教士和教民返回使馆区，自认为救了他们的命，否则他们肯定会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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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十一点，达西上尉看到南堂方向冒起一柱浓烟。毕盛公使刚把伯希和批评了一顿，说他行为鲁莽，现在伯希和又自告奋勇，要和当时恰好在京的海军陆战队上尉拉布鲁斯（Labrousse）以及好友吉得尔教授一起前去迎战。使馆街口、海关大街街口与前门和哈达门之间的南城墙上都竖起了路障，使馆区已经四面设防。美国人和俄国人负责守卫西南方向前门一带，法国人和德国人负责东南方向和哈达门，意大利人和奥匈人负责东北方向的海关大街和哈达门大街，西北方向由英国人和日本人负责。晚上七点，大量中国人涌向前门外城墙，嘴里喊着：“杀！杀！烧！烧！”德国人朝人群开枪，但义和团还是在午夜时分攻破了前门。在哈达门大街上，义和团在黑暗中挥舞着火把，奥匈使馆内的机关枪向外吐着火舌，比利时使馆陷入一片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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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东奔西跑着，俨然一个十足的“洋鬼子”。15日晨，他经毕盛公使许可，带领十二个法国人再次前往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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歹徒从南堂逃窜出来，中间混杂着一些基督徒。我们朝他们开枪射击。义和团一伙伙地跑出来，猫着腰，指手画脚，肆无忌惮地向我们靠近，打头阵的是一群小孩，我们开了三枪才肯往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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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共带回百余名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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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和俄国人后来也去了南堂，又打死几个义和团，带回两百名教民。第三次是英国人（和德国人），逮捕了一些义和团，带回一些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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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公使就昨天的态度向我道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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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的战争热情进一步受到鼓舞。外交手段已无用武之地，他一贯反对的优柔寡断此时也更显得不合时宜。伯希和显然记住了考狄的教导：“说到中国人，应该牢记一点，即除了和外国人有利益关系的商人外，所有中国人都对外国人存有戒心，甚至怀有敌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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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两千中国教民躲进使馆区，使馆区内总人数激增到三千八百人，其中包括一千四百个外国人和两千四百个中国教民。不少中国教民身上有烧伤，他们被安置在肃王府的庭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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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局势进一步恶化，毫无挽回的可能。慈禧得知西摩尔少将的部队占领了天津下游海河入海口的大沽炮台后，开始任凭主战派端郡王的军队自主行动。下午一点左右，前门以南的外城着起大火，火势迅速蔓延。传言称义和团决定烧掉出售欧洲物品的商店。前门也陷入大火之中。美国人亚兰（R. Allen）目睹了这可怕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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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门外火势凶猛。没多一会儿，整个外城就变成一片火海。火药店和爆竹店也被点燃，火苗冲天，有的高达二十多米，一直烧到城墙根。我吃完午饭，爬上南城墙察看火势，一直到下午五点。商人们奋力抢救财物，把东西扔进干枯的护城河里。奇怪的是，那些商人并没有大吵大闹，而像一群蚂蚁一样安安静静、认认真真地劳作着，只听到木头在火中发出的噼啪声和房屋倒塌时的爆裂声。我们仅看到极少数义和团打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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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门是个弧形城门，有两扇半圆大门朝向南北。只有皇帝可以走正门，普通行人只能走另外两个较小的城门，然后通过走廊，来到通往紫禁城的大街上。外国人把小城门和走廊戏称为伯灵顿拱廊街[14]。下午三点半左右，西边的走廊起火。四点，整个前门全部着火。大部分外国军队杀死中国人时并没有太多顾虑。今天，我们的军队在奥匈使馆附近的一座小庙遭遇三十来名义和团，他们口中念念有词，正打算砍杀绑在墙上的教民。水兵们把他们包围起来，全部杀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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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几天局势相对平静，仅仅在6月17日，德国士兵与董福祥的军队发生了摩擦。但直到那时，保卫使馆的军队只向民众和义和团开过枪。6月19日下午，清廷下达最后通牒，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并要求外国人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京城。作为回应，外国使团要求第二天上午九点到总理衙门商讨撤离事宜。当天晚上，准备撤离的工作已经开始。罗斯托恩夫人把最必需的物品塞进背包，准备应付长途跋涉。没准需要徒步走到海边呢，因为天津城内也正在交战。20日上午九点十五分，清廷仍未就商议撤离事宜做出回应。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决定采取行动，亲自前往总理衙门要求端郡王做出明确承诺，保证使馆人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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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德带着翻译前往奥匈帝国使馆，随后打发走身边的随从，坐着轿子来到哈达门大街上。起初并没有人阻拦他，但就在快抵达总理衙门时，一颗子弹突然打穿轿子窗户，射进他的脑袋。开枪的人不是义和团，而是一名清军士官。事件发生后，奥匈使馆上下震惊，认为使馆区已经岌岌可危，于是全部撤了出去。旁边的海关人员也随即撤走。快中午的时候，毕盛公使收到清廷一封信，紧张气氛有所缓和。奥匈使馆和海关人员决定返回驻地。没想到下午四点时，他们又得撤走，因为前一天的最后通牒已经到期，清军开火了。战事首先在海关大街爆发，法国使馆一下子成了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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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西上尉决定夺回奥匈人刚刚放弃的海关大街路障，那里距离法国使馆东北岗哨只有几米远。拉布鲁斯上尉、伯希和以及吉得尔教授也加入了守军的队伍，遭到三十来人的“猛烈攻击”。下午五点，水兵让—马利·朱拉尔（Jean-Marie Julard）被中国人射死。毕盛公使决定将法国使馆人员与英国使馆人员汇合在一起。在英国使馆开会时，各国公使一致同意成立高级防卫委员会，英国公使、前英军少校窦纳乐任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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