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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持久战的开始，法国使馆是主战场之一。东面的使馆街上有个叫做“意大利”的路障，因为该路障离意大利使馆较近；北面海关大街上，伯希和在那里驻扎。6月21日拂晓，这两个地点同时遭到义和团攻击。守军武器先进，义和团难以与之抗衡，损失惨重。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依旧很暧昧，似乎有意不向他们提供军事补给，任凭他们充当炮灰。使馆区战事正酣，紫禁城内荣禄派和端郡王派也争斗不休。前方的每次胜利或失利都会引起一场激辩。另一方面，各国立场之间的分歧也加剧了清廷内部意见的分化。法国人依旧信不过俄国人，认为他们两面三刀。英国人和美国人对法国人存有戒心，认为法国对华宗教政策和在云南的殖民路线是引起战争的原因之一。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行动难以统一。6月22日，中国人差点趁机占了上风。首先是美国人不顾中国军队可能占领南城墙、俯视使馆区的危险，决定撤走在前门的守军。随后，奥匈人不顾毕盛公使的反对，要求法国使馆撤走，因为他们认为已经守不住了。最后，英国人两次决定撤离，后又改变主意，险些造成腹背受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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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趁着使馆区内一片混乱之际，董福祥的军队从北面对英国使馆发起进攻。为切断对方的进攻路线，英国人准备占领翰林院。翰林院里的编年史、文集、辑录、印章等都承载着中国历史的记忆。艾伦神父当时正在英国使馆内。他描述道，使馆内明显分成两派：一派是知华派，即“老人”，认为中国人非常重视传统，不敢轻易毁掉无比神圣的翰林院；另一派是“新人”，把中国人看作野蛮民族，认为他们不会把翰林院当回事。后来艾伦神父发现，事实被“新人”言中，因为中国人宁愿烧毁翰林院，也不愿让英国人占领。后来窦纳乐提出共同抢救翰林院，遭到清廷明确拒绝。[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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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灾难可与亚历山大图书馆[17]被毁相提并论，称得上是一种文化自杀行为。其实并非清廷拒绝合作，而是被义和团及其同党端郡王掌控的总理衙门在董福祥的默认下拒绝合作。两天前克林德被打死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义和团只是中国众多教派中的一支，其他如大刀会、白莲教、三合会、天地会等，无不将满人视为异族，无不以推翻1644年满人建立起来的清朝为目标。即使各教派首领暂时同意和满清贵族联合，他们也绝不会改变最终目标。事实上，无论在汉人的朝代，还是在满人的朝代，中国各类秘密社团一经创建者的奇思妙想构建出来，便始终与朝廷保持着十分微妙的关系。被烧毁的翰林院藏书中有一本很有意思的典籍，伯希和手中也有一册。这本叫做《佛祖统纪》的著作成书于清代之前，伯希和在其中找到一些不为其他汉学家所知的信息，涉及白莲宗和白云宗的起源、理论基础和发展历史。这两个教派是义和团的源泉。年轻的伯希和作为政治、历史研究专家，在返回河内后翻译的第一批著作中就有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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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希和之前，《佛祖统纪》已经吸引了一些汉学家的注意。另一名研究中国秘密社团的专家、荷兰人高延（De Groot）刚刚引用过其中的部分章节。与伯希和不同的是，他没有发现该书作者释志磬在第五十四卷[18]末尾有三段“述事魔邪党”的内容，其中提到了推崇食素的白莲宗和白云宗。实际上释志磬引用的是13世纪忽必烈时期的僧人宗鉴的有关记载。早在那时，宗鉴已经对这些邪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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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白莲、白云处处有习之者。大抵不事荤酒，故易于裕足，而不杀物命，故近于为善。愚民无知，皆乐趋之，故其党不劝而自盛。甚至第宅姬妾，为魔女所诱，入其众中，以修忏念佛为名而实通奸秽。有识士夫宜加禁止。[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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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从宗鉴的叙述中了解到，白莲宗创建于1130年前后，即宋高宗初期，创始人是“吴”地（即现在的江苏苏州）延祥寺的茅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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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诸男女，同修净业。自称白莲导师，坐受众拜。谨葱乳、不杀、不饮酒，号白莲菜。受其邪教者谓之传道，与之通淫者谓之佛法。相见傲僧慢人，无所不至。愚夫愚妇，转相诳诱，聚落田里，皆乐其妄。有论于有司者，正以事魔之罪，流于江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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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统纪》中有如下关于白云宗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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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菜者，徽宗大观间，西京宝应寺僧孔清觉居杭之白云庵，立四果十地造论数篇，教于流俗，亦曰十地菜。觉海愚禅师辨之，有司流恩州。嘉泰二年，白云庵沈智元自称道民，进状乞额。臣僚言，道民者吃菜事魔，所谓奸民者也。既非僧道童行，自植党与，千百为群，挟持祅教，聋瞽愚俗。或以修桥砌路敛率民财，创立私庵为逋逃渊薮。乞将智元长流远地，拆除庵宇以为传习魔法之戒。奏可。[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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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鉴和尚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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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几与白莲相混，特以妻子有无为异耳。亦颇持诵，晨香夕火，供养法宝，躬耕自活，似沮溺荷篠之风，实不可与事魔妖党同论。其愚疾诞妄自贻伊戚者，亦为有识之士所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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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宗和白云宗都是在12世纪初宋朝时期由邪恶僧人创立，在元朝得到发展，并合流成白莲教。该教受到朝廷打压，被佛教僧侣和翰林院学士视为异端，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白云宗常以十人或百人为一组，强征民税，组织结构带有政治和军事色彩。白云宗也正是通过这种组织方式在明朝得以延续。1744年，白莲教不堪官府重压，在山东起事，遭到满族皇帝乾隆镇压，首领被押至京城，在乾隆面前处死。1805年，也就是义和团起事前九十五年，嘉庆皇帝曾试图将白莲教的矛头引向基督教，但白莲教还是参与了1813年7月13日进攻紫禁城的行动，皇帝险些被推翻。白莲教成员遭到大规模杀戮，但之后又快速扩充。咸丰帝时期，白莲教参加太平天国运动，还与黑旗军一道参与了中法战争。1900年6月23日，白莲教成立近八百年之后，它又出现在火烧翰林院的战斗中，而翰林院里的藏书也控诉着它的歪理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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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就是这样一边手持着武器，一边学习着汉语。他一边研读达梅斯特泰教授推崇的《科学的对象》，一边战斗，因为当时白莲教正在与法国交战。这个古老的邪教在抵抗满族人、英国人、法国人等浑身长毛的外族入侵时充当了急先锋。在他们看来，中国基督徒可与欧洲人眼中的“第五纵队”划为一类。伯希和与达西上尉不同，他不是军人，来北京的目的不是参加战斗，但毫不犹豫地充当了志愿兵。对于伯希和而言，在北京学习汉语的过程和在顺化一样，既是政治的，也是军事的。正是在战斗中，未来的汉学大师伯希和完成了他最初的一些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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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刚完成的重要发现让他认识到，义和团并不仅是一帮杀戮成性的顽劣之徒，还继承了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传统。年轻的伯希和视野正在发生变化，尽管他的笔记中还流露出因循守旧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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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的翻译和评论体现出了学者风范，他的日记却不乏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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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十一点。一个中国人在我面前被打死。杀人的木匠让我们把尸体抬走，还要求我们替他保守秘密。6月24日，六点三十分。我们城墙上走动的时候，看到美国人在桥上喝威士忌和苏打水。6月25日，七点。整个晚上不停传来哒哒的枪声。早上，北方号角声大作，人声嘈杂。[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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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各方激战正酣时，被围困的法国人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社会秩序，表现出一种高卢式的良好心态。他们讨论最多的，也是最令人不满的，就是补给条件让人大失所望。达西上尉是现场军事指挥官，他受伯希和鼓动，在使馆政治领导毕盛公使面前极力维护自己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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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达西向毕盛说起价值六百美元的鹅肝酱，可我们连一瓶都没看到。”伯希和这样写道。他在研究报告中甚至没有忽视陆路食物供应的情况。毕盛对自己的酒窖严加看管，伯希和是这样描述的：“下午五点，毕盛写信给达西，通知他可以使用酒窖里的矿泉水。”但达西仍不肯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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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匮乏，蔬菜更紧缺。我发现有人甚至为了一盘土豆以权谋私。酒水相对充足。除了沙莫家的藏酒外，我们还有毕盛先生的整个酒窖。他临走之前交代了一项任务：不能把这几百瓶上好的葡萄酒留给中国人。尽管酒窖周围有严密看守，但我怀疑水手们已经偷偷摸摸地把很多酒转移到了那些缺少宗教信仰的敌人找不到的地方。至于军官和志愿者，他们已经细心地把两三百瓶香槟藏在第二道防线以内。在英国是找不到这些东西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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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上说法振振有词，毕盛夫人却表示抗议，认为那纯粹是抢劫。两种说法显然非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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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八点。巴托林（Bartolin）向我们讲述说，毕盛夫人谈及法国普通平民抢劫她的酒和罐头时是这样说的：他们比义和团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认为这是针对我而言。此外，贝尔托（Bertaut）昨天已经大致向我证实了这些。”伯希和写道。显然，伯希和已经被归入“野蛮人”的行列。27日，胜利终于到来了：“四点。毕盛先生在这儿的时候，第二个受伤的士兵被抬了进来。他叫勒克盖尔（Lecoquel），髋部受伤，但不太严重。公使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们品尝他的酒、食品和香烟。”这是毕盛夫人妥协的结果。达西上尉继续用外交口吻描写道：“毕盛夫人也慷慨地施舍给我们一些罐头储备，但水手们对这些不太感兴趣，他们只打开些松露和蘑菇罐头。啊！那可是松露啊！我们借着不能把这些东西留给中国人的名义，在每道菜里都加了松露：头盘有马肉，主菜是烤母骡肉，甜点有黄油。我们所有的军官和志愿者一起在安多阿尔（d’Anthouard）先生的饭厅吃饭，他正在日本休假。为我们服务的是他的招待员，做饭的是他的厨师……我们发现，他酒窖里的藏酒不亚于毕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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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帮人终于可以在法国使馆内坐下来吃顿饭了。包括军官和志愿者一共二十五人，坐在安多阿尔男爵的藤椅上，当时男爵也许正在日本旅行。那天负责张罗的是在奥匈使馆的“难民”罗斯托恩伯爵夫人，马蒂尼翁（Matignon）医生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她。志愿者中除了伯希和、吉得尔、魏鲁达和翻译生外，还有当时恰巧在北京休假的吉·欧仁·德·肖莱（Guy-Eugène de Cholet）子爵、意大利人普里莫·本维尼蒂（Primo Benvenuti）、汉口至北京铁路线工程师乔治·布亚尔（Georges Bouillard）和他的同事埃德蒙·马蒂厄（Edmond Mathieu）。除此之外，当然还有达西和他的军官们、奥匈公使、罗斯托恩夫人的丈夫纳色恩（Arthur von Rosthorn）、比利时使馆秘书利奥波德·梅热林克（Léopold Merghelinck），以及南堂（6月13日烧毁）神父达达里奥（d’Addozio）。罗斯托恩夫人受到“法国人吸引”，认为他们“大多出身较好”，与克罗地亚水兵不同。她看到餐台上堆满了酒瓶子，有来自不同地区的酒，对此她很满意。那天没有按照老一套上马肉杂烩，而是上了当时“流行”的碎马肉饼，还有油炸面包粉母骡肉片和其他好吃的东西。难怪罗斯托恩夫人在战争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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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几乎忘了在6月末的时候，战争正处于最激烈状态。28日上午，法国使馆遭到三次攻击，但中国人在十一点时撤退了。“我们利用这段间歇吃午饭。主持午餐的是罗斯托恩夫人，这位年轻的女士激发出了我们的勇气。我们嘲笑敌人的懦弱，并坦言说，如果我们面对的是四五百黑人，而不是四五千天朝军队，就没有闲情逸致一边吃着松露马肉，一边品尝勃艮第最好的葡萄酒了。”达西这样绘声绘色地记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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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香槟的时候，勒格洛阿内克（Le Gloannec）中士被清廷军队安置在前门城楼上的散弹击中，尸体从屋顶上掉下来。下午三点，大家把他和一个克罗地亚水手一起埋进花园里。第二天下午一点三十分，宴会再次被迫中断，因为海军尉官埃尔贝尔（Herbert）在同一地方倒下。防守的军队被迫放弃海关大街和使馆大街的街垒。进攻者立刻从西墙打开一个口子，战火烧进了使馆区内。罗斯托恩夫人面部被油火轻微烧伤，马蒂尼翁医生对她进行了治疗。30日凌晨两点，在海关大街一侧，中国人拆毁了毕盛酒窖的外墙。七点四十五分，毕盛带来一条轰动的消息：天津的援军到了，董福祥的军队将四散而逃。伯希和耸耸肩膀，说：“太棒啦！中国百姓不会抵抗援军的，只剩下义和团了。清廷绝对不敢冒险和所有列强开战！那是自不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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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根本没有援军到达，战事还在继续。使馆区依然在坚守，但内部气氛已不再是歌舞升平，而更像是屠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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