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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偶尔一次打电话给失去联系的家长时,路易莎说她不喜欢他说话的语调,下次打电话时她又劝他回来。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爆发,也许她感觉特别不安。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发了一封电报,上面只写着:“无法决定”。她察觉不对劲时,给他一个很干脆的选择:请他马上回家,不然她马上带着所有的孩子动身去找他。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屈服了,一个星期内就回到巴兰基亚,但马上又开始梦想新的门路。他怀念地回想着一个年轻时去过的、叫苏克雷的河边小镇。无疑那里有一个他中意的女人。他从供应药商那里借了一笔钱,很快地,就在几个月内,这家人又从哥伦比亚最现代的城市搬到偏远乡下的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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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往常,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先去新地方探路,留下再度怀孕的路易莎负责搬家或卖掉家当。这次她卖掉了大部分的家当,接着带着七个小孩儿出发。一年半前贾布和父亲前往巴兰基亚时,已经被赋予超过自己年龄可承担的任务,此时发现自己的角色也成了家中的男人,几乎包办所有的事务,包括打包、订搬家公司的卡车、买轮船票带家人前往苏克雷。不幸的是,售票员的票卖到一半竟改变规则,公司说所有的孩子都要买全票,路易莎发现自己钱不够。绝望的路易莎只好孤身静坐抗议,结果赢了。多年后,八十八岁的路易莎本人在巴兰基亚和我聊天时,还记得这场长征:“十二岁的贾布是最大的孩子,必须安排这趟旅程。我记得看到他站在轮船的甲板上数孩子,突然惊慌地说:‘少了一个!’结果是他自己,他忘了把自己算进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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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河上的船把他们往南带到马格达莱纳北部最大的城市马干奎,从这里他们必须改坐汽艇上溯到较小的圣豪尔斯河,再沿着更狭窄的莫哈纳河前进;河的两旁是沼泽和丛林,这是个让孩子的想象力奔驰的大探险。最小的儿子古斯塔沃只有四岁,1939年11月抵达苏克雷是他早期最生动的记忆:“我们坐汽艇到苏克雷,踩着一块木板下船。那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的母亲走下木板,全身穿着黑色,洋装袖子上是珍珠的纽扣,她当时应该三十四岁左右。好多年后,在我自己三十岁的时候想起这件事,仿佛在看一幅画像,然后我了解到,她的脸上有着一种听天由命的表情。这是很容易了解的,因为我母亲上的是修女学校,她也是城里最重要的家族里最受疼爱的小孩儿,被宠坏的小女孩儿,上绘画课和钢琴课,突然之间,她住到了一个小镇上,这里有蛇跑进房子里,没有电灯,淹水的时候情况更糟,冬天时土地都淹没在水里,只剩下一群群的蚊子飞来飞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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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克雷是一个人口大约三千的小镇,对外没有道路或铁路,仿佛一个浮在水中的小岛,被遗忘在交错的河流小溪之中,夹杂着曾经茂密的热带丛林,现在由于大量的人口进驻而稀薄,但仍然被树木及灌木丛覆盖,有大片空地留给牲畜、稻米、甘蔗和玉米,其他的农作物包括香蕉、可可、丝兰、甜薯和棉花。在灌木丛和平原之间,视季节的不同、河流的高度,景色永远在改变。1900年到20年代中期,移民来自埃及、叙利亚、黎巴嫩、意大利和德国。比较富裕的居民住在大广场附近,不是一般的广场,比较像是长一百五十码,也许宽三十码的地区,一端是河流,另一端是教堂,中间的街道两旁有一排色彩明亮的两层楼房。在这里,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租下他的新房子,一楼充当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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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抵达之后不久,路易莎坚持提出贾布中学教育的问题,并说服她不情愿的丈夫应该送贾布回巴兰基亚的圣何塞学校,她提道自己在离开前已经查询过了,“他们那里出过州长。”她说。[9]贾布也许感到自己再次被拒绝,但决定表现出勇敢的样子,“我觉得学校像地窖一样,我痛恨被铃声操纵的生活,但这也是我从十三岁开始唯一享受自由生活的希望,能与家人和平相处,但远离他们的控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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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描述他当时的外表:“他的头很大、很宽,头发如金属丝般蓬乱。他的鼻子有点粗糙,像鲨鱼翅一样长长的。他的鼻子右边有一颗痣已经开始长,看起来一半像印第安人、一半像吉卜赛人。他是个消瘦、沉默寡言的男孩儿,去上学是不得已的。”[11]他快十三岁了,受教育的程度严重落后。回到海岸大城的前十五个月,他和其中一个舅舅何塞·马利亚·韦德伯朗奎兹、他的妻子欧登希雅和他们的小女婴住在一起。他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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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怀疑自己的能力,还有其他有才华男孩儿的竞争,但贾布在学校各方面的表现都很优异。他以几篇文学练习作成名,《我的愚蠢幻想》是幽默的讽刺诗集,写的是他的同学以及严格或愚蠢的校规,老师注意到这些诗集的时候,常常要求他朗诵。[12]他也在学校的杂志《青年》上发表其他短篇及诗集,在学校的三年间得到一连串受信任的职位。比如说,每周成绩最好的男生可以在早上升旗,而贾布担任这个工作很久。学校杂志里有一张他和奖牌的合照,他稍微侧脸看着相机,有点不好意思,好像在怀疑自己成功的公平性。这个感觉伴随他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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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结束时,少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家里,度过每年12月和1月的假期。家里不可避免地又有小孩儿出生了,这次怀胎七月就早产—— 他的弟弟海梅注定要虚弱七年。贾布成为他家的教父,后来海梅也成为贾布最亲近的弟弟。如今,这家人已经适应新的环境,一如往常,贾布有很多需要弥补。弟弟妹妹逐渐把他当作偶尔出现的哥哥,因为他偶尔出现、安静、害羞、有点孤独、年纪最大又最有距离感。父亲从少年时期一开始就经常缺席加深了这男孩儿和父亲之间的鸿沟。他的父亲从来都不了解他,似乎也没有尝试过。但贾布从来没有忘记妹妹玛歌,她也同样地畏惧他们的父亲;而他们的母亲永远没有时间理会她。她非常想念他(“我们好像双胞胎一样”)。贾布意识到她的孤独,他不在家时,每星期都很认真地写信给玛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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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喜欢回家。如果仰赖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7年和2002年自传中的陈述来了解苏克雷,那么,我们什么也不会知道;仅有小说中的间接证据,例如20世纪50年代写的《恶时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20世纪80年代初写的《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这些怀有恨意的陈述只是确认这些小说所给人的冷酷、忧郁的印象。苏克雷是匿名的村庄、黑暗马孔多的邪恶姐妹镇,他甚至不直呼其名,就像他很少提到自己的父亲,在他的心里把两者视为同一。(《恶时辰》原来的篇名是“这个狗不拉屎的小镇”。)然而对其他较年轻的孩子而言,特别是莉妲和其他四个在那里出生的,这是个遍布河流、丛林、野生动物和自由的热带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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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作为药师和自然疗法师最成功的一段时期。他不但自力更生,还和当地的诊所有联系。对于当时这样的春风得意,站在保守党这边有很大帮助,因为有别于阿拉卡塔卡,苏克雷是个保守党居多的城镇,同时,暴力永远随时会爆发。海梅受洗的那一天,当地的号兵在正要吹到最高音、最奔放的音符时被割喉。有些人说血喷了三公尺远。路易斯·安立奎马上听说了这件事,赶快跑去看。不过等他到场的时候,那不幸的男人尸体还在抽搐,但血已流尽。[14]这样戏剧性的事件没有再公开发生,直到一位家族朋友卡耶塔诺·贞提尔——他们的隔壁邻居——1951年1月在整个镇的人眼前被谋杀,他们的生活都无法回头地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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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贾布而言,声名狼藉的父亲为家族带来了震撼性的改变。20世纪40年代末,贾布回到苏克雷,从汽艇上走下来时,被一个活泼的年轻女性抱住,说自己是他的姐姐卡门·罗莎,同一天晚上,他发现自己还有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阿维拉多也在镇上当裁缝。阿维拉多的出现一定使他非常的震惊。贾布和这个几乎不认识的家庭在一起唯一的安慰就是自己是老大,如今,这个唯一的安慰也被夺走了:他不是父亲的长子,只是母亲的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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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事业挫折和对专业的自卑情结是他和贾布之间问题的一部分,因为贾布总是以外人的眼光看待他。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大多数的孩子对他的医药专长和成就的故事信以为真。[15]而贾布已经见过世面,比起弟弟妹妹无疑是抱持存疑的态度。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显然读得很多,懂得很多,但也厚颜无耻,当他毅然决然地听从自己的直觉时,他的病人只能跟着冒险。他在巴兰基亚时是合格的自然疗法医生,在那里当药师的时候,辛苦地在卡塔赫纳大学学习,希望得到完整的医生资格。最后,在漫长的协调之后,他被赋予“自然科学博士”的学位,但他在那之前许久就已经自称为“医生”。[16]贾布不太可能认真看待他父亲假冒的头衔,而且无疑地,他比较喜欢“上校”这个头衔。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常常夸耀自己的技术一点儿也不传统:“我去看病人的时候,他的心跳告诉我他怎么了,我会很认真地听,‘这是肝脏的问题,’心脏会如何如何地对我说,‘这个男人会死于说话。’ 然后我告诉他的亲戚,‘这个男人会死于说话’,结果这个男人就死于说话。不过后来我失去了这个本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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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意外,特瓜(tegua,意谓“术士”,是轻蔑的字眼,指介于西方庸医和印第安药草师之间的所有医疗人员)以及所有的自然疗法医生,在当时的哥伦比亚都有着性行为放荡的名声。他们毕竟是旅行的专家,和经过的大多数地区都没有关联,接触异性的机会无人能及,对于任何令人警觉的行为都有合理的解释。附近一个村落的女人雇了一个律师指控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麻醉时强暴她,虽然他否认较严重的强暴行为,但承认他是她小孩儿的父亲。[18]和病人发生性行为是刑事犯罪,但他成功地从这也许是事业中最危险的一刻脱身,才免于失去一切。后来,另一位女人出现说自己的孙女也被加西亚医生弄怀孕了,她没办法照顾她。在不可避免地争执和责怪之后,路易莎和她的母亲一样,接受了丈夫的后代也是她的子女。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提道:“她非常愤怒,然而她接纳这些孩子,我真地听到她说:‘我不希望家族的血亲在世界各地流浪。’”[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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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放年假时,贾布不但必须学习接受阿维拉多和卡门·罗莎的出现,还得忍受关于其他的私生子的黑暗私语,此外还有一个创伤的体验等待着他。他带着父亲给的一张字条,结果去的地方是名为“时光”的妓院。女人打开门上上下下打量他,然后说:“喔,当然,这边走。”她带他进到一间昏暗的房间,脱下他的衣服,然后——以他第一次公开谈论时说的用语——她“强暴他”。他后来回忆道:“那是发生在我身上最糟糕的事,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非常确定自己快死了。”[20]雪上加霜的是,那妓女很残忍地告诉贾布,他应该请显然已经是常客的弟弟给他上一课。他一定把这个下流、恐惧、羞辱的经历怪罪在父亲身上。的确,在拉丁美洲的悠久传统下,巴西人惯称为“派小男孩儿去买糖”,这很有可能出自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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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何塞的第二年正如第一年一样开始。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是初中的文学之星,低调地广受欢迎。他写了一篇游记,是关于1941年3月到海边的校外旅行,这是一篇令人享受的文章,充满幽默、少年的热情,才华洋溢:“在车上扎迪瓦尔神父要我们唱一首歌献给圣女,我们照做了,虽然有些男孩儿提议唱波罗民谣[21](哥伦比亚的黑人音乐歌曲)如《老母牛》或是《无毛母鸡》。”这篇游记的结尾是“想知道是谁写这些‘愚蠢幻想’的人应该写信给贾布。”他是用功的那一个,对运动和打架避之唯恐不及,休息时间别人在踢足球的时候,他常常坐在阴影下看书。不过,如同许多其他好学又不爱运动的学生一样,他学说笑话,用口才保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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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眼前这神秘少年可不是代表全部的他。贾布正盛开的受教育的时光在1941年中断,由于5月发生情绪失控的事件,长期缺席,他错过了下半学年的功课。就在儿子成名之后,一向不会守口如瓶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1969年的采访中谈道:“他好像有精神分裂症,会突然发脾气之类的。有一次他对着神父丢墨水瓶,那是一位很有名的耶稣会修士。因此他们写信给我,认为我应该把他带离学校,我就这么做了。”[22]家族传说则认为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打算在儿子头上——“意识和记忆所在之处”——凿洞,只因为路易莎威胁公开这件事才使他作罢。[23]不难想象,这样的计划对于原本已经对家庭医生没有信心的小男孩儿有什么样的效果,想到父亲真正进到他的脑袋里,他一定非常的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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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贾布回到苏克雷时,他同父异母的哥哥阿维拉多直言他需要的是“好好爽一下”,当圣何塞的其他男孩儿还在忙着向圣女祷告时,他提供了一连串乐意配合的年轻女性,想给他最早的性经验。当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身处一个非常具备男子气概的社会里,觉得自己比其他男人没有男子气概,这些太早熟的探险让他觉得在性这件事上和他们站在同一国,不论他经历什么其他复杂的情节,这种感觉一直没有离开他,并且支撑他面对其他各式各样的焦虑与挫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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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候,一个神秘的角色何塞·帕伦希亚出现,他是当地地主的儿子。正如贾布的弟弟路易斯·安立奎一般,帕伦希亚是位有才华的音乐家,也是个花天酒地的能手(喝酒、唱歌、诱惑女性)。他和贾布成为好朋友,一直到波哥大时期仍是。他也很英俊,很会跳舞,这是很会唱歌的贾布并不拿手的。帕伦希亚后来成为许多流浪汉冒险小说的主角,甚至是几年间夸张逸事的主角,直到他过早却非意料之外的去世。对于成长中的少年而言,得到这样的朋友无疑是另一个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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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回到学校时,年轻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受到师生温暖的欢迎。虽然在回忆录里对这个经历只有轻描淡写,但他一定对于自己缺席以及必须编谎话解释而感到尴尬与羞辱。对于他的“治愈”,他的父亲得到很多赞颂。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不和何塞·马利亚与他的妻子欧登希雅·韦德伯朗奎兹住在一起,因为他们现在有两个小孩儿。如今他和父亲的叔叔艾列瑟·加西亚·帕特尼那住在一起,他是银行员,以正直和慷慨闻名,热衷英语。艾列瑟的女儿瓦伦蒂娜和贾布一样很爱读书,带他参加当地“沙与天空”的诗人聚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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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在其中一个诗人家等候时,一个“倒进混血模子的白种女人”来访。她的名字是马丁娜·丰瑟卡,她嫁给一名约一米八二高的黑人河川领航员。贾布只有十五岁,以他的年龄而言身材算矮小。他和她聊了几个小时,一边等诗人到来。后来,他又看见她默默在等他,据他表示,他们在“圣灰礼仪日”从教堂出来时她就在公园的凳子上等待着。她邀他一起回家,开始了一段激烈的艳遇——如野火一般燃烧的秘密之爱——维持了整个学年。领航员常常一次离家十二天,同时间的星期六贾布必须在八点之前回到艾列瑟叔叔家,假装去看星期六下午国王电影院的演出。不过几个月之后,马丁娜说她认为他最好去别的地方读书,因为“这样你就会了解我们之间不可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26]。他泪眼婆娑地离开,一回苏克雷就宣布他再也不要回圣何塞或是巴兰基亚。根据他的版本,他的母亲说:“那么你必须去波哥大。”他的父亲说没有钱让他去,贾布突然了解到自己还是想继续读书,脱口而出说:“有奖学金。”几天后薪水来了,“赶快准备,”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说,“你要去波哥大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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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布于1943年1月前往首都碰运气。对这个家庭而言,此举是极大的冒险,波哥大的旅程是昂贵的投资,小男孩儿的入学考试却多半可能会失败。波哥大几乎等于另一个国家,这段旅程既漫长又令人却步。他的母亲修改了父亲的黑色旧西装,全家人都前往登船甲板送行。从来不轻易放过旅行机会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贾布一起坐上小汽艇,他们沿着莫哈纳河和圣豪尔斯河,下行大马格达莱纳到马干奎市。贾布在那里和父亲说再见,坐上江轮大卫·阿朗哥号往南到萨卡尔港。这段航程通常需时一周,但如果河水较浅或轮船搁浅时则可能需要三周。虽然他第一个晚上哭了,原本看来似乎令人担忧的前途却成了意想不到的旅程[28]。船上满是其他年轻人,如他一般充满希望地第一次申请奖学金,也有一些更幸运的学生和已经注册在长假之后回学校的大学生。在他的记忆中,这趟旅程仿佛浮动的节日一般,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唱着波丽露、瓦伽娜多(哥伦比亚民族音乐)以及昆比亚音乐自娱,一方面也赚了一点儿钱,在那“行驶的木制明轮船,在这赤道支流弥漫栀子花的香味和腐朽的蝾螈中留下钢琴圆舞曲的琴声”[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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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贾布在旅程尾声告别这群较有经验的旅伴,他们嘲笑母亲强迫他携带的行李 —— 一块棕榈叶睡垫、纤维做的吊床、粗毛毯、紧急用的尿壶——并从他手上抢走,丢到河里。这条河流记录着进入可伦丘文明(Corroncho),“岸边人”对于波哥大的鄙称,暗示他们所有人都粗鲁而无知,无法分辨好坏。[30]看来身在那些邪恶而傲慢的卡恰克人之中,他所知道或拥有的一切在波哥大都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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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安第斯山脉山脚下的萨卡尔港,乘客搭上前往波哥大的火车。蒸汽火车爬上安第斯山脉时,“岸边人”的心情改变了。铁路每转一个弯,空气就变得更冷冽,更稀薄,使得呼吸越来越困难。[31]他们大多数人开始发抖、头痛。在八千英尺的高原上,火车开始朝首都城市加速前进,越过波哥大的萨巴纳,这片长三百英里、宽五十英里的高原在终年阴雨下是一片灰暗的深绿色,然而,安第斯山的太阳高高地自深蓝色的天空照耀时,这片高原则呈现亮丽的祖母绿。萨巴纳散布着小小的印第安村落,有灰色泥砖黏土的小屋、茅草屋顶、柳树和桉树,连最低下的小屋都装饰着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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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于下午四点钟抵达首都。加西亚·马尔克斯常说那是他生命中最糟的一刻。他来自阳光、海洋、热带的繁茂之地,那儿有着悠闲的社会习惯,相对也是一个对着装要求和偏见都不多的世界。在萨巴纳,大家都紧紧包着哥伦比亚式的披风;而在多雨阴沉的波哥大,后方的安第斯山脉高达八千六百六十英尺,似乎比萨巴纳还要寒冷,街上满是穿着深色西装、马甲、风衣的男子,就像伦敦的金融区一般,不见女性的人影。这个很不情愿的小男孩儿发自内心地叹了一口气,戴上据说在波哥大大家都戴的黑色软毡帽,下了火车,把沉重的金属行李箱拖到月台上。[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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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在等着接他。身边随处都是陌生的煤灰味,他几乎无法呼吸。车站和外面的人群渐渐消失时,贾布为他抛在身后的世界哭泣。他是个孤儿,他没有家人,没有阳光,不知道该怎么办。终于,一位远亲到来,带他坐上出租车到靠近市中心的一间房子里。在街上大家都穿黑色衣服,在室内他们则都穿披风和浴袍。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第一天晚上上床之后马上又跳下床,大叫有人把他的床弄湿了。“不是有人把你的床弄湿,”他们告诉他,“波哥大就是这样,你要习惯。”他整晚没睡,为自己所失去的世界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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