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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抵达波哥大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背景位于受压抑更甚的圣彼得堡。卡夫卡的版本是直接从那本小说衍生出来的，对这个年轻作家的影响毋庸置疑。加西亚·马尔克斯发现了欧洲现代主义，更有甚之的是，他发现欧洲现代主义一点儿也不只是复杂而做作，现代主义的创新来自当代的精神，从当代解析现实的结构，可能和他直接相关……纵使他身处拉丁美洲偏远的首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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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人格》和《变形记》书中的主角都是分裂性格的受害者，这些角色非常的敏感，恐惧权威，借由内心把外在的世界变形，最后推论出是他们自己生病、变形、变态、不得其所。对于自己的能力和与他人关系的认知上，许多年轻人深陷矛盾的冲动和防卫性的攻击；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自信有时带着令人惊吓的傲慢（他是上校的孙子，很擅长傲慢），但同时又有着不安全感和自卑的情结（他是庸医的儿子，被他抛弃，但也许又很像他），两者之间的鸿沟无疑非比寻常，也制造出一种活力使他发展隐藏的野心，如凶猛、长久的火焰一般在他的内心燃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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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变形记》的第二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坐下来写了一个故事，标题是“第三次无奈”，是他身为拥有严肃作品的准作家以来的第一篇作品。听起来已经很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特征，深具野心、深刻的主观意识，弥漫着荒诞、孤独和死亡。这部作品开始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时常出现的风格：从一具未埋葬的尸体开始，以此为中心思想开始编撰故事。[18]最后，他的读者会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忍受着三种互相关联、却不可能的矛盾的基本原理：对于死亡以及被埋葬的恐惧（或者更糟的，被活活地埋葬）、必须埋葬他人的恐惧，以及尚未被埋葬的恐惧。“死人可以快乐地忍受他已无法改变的状况”，这部作品的叙事者宣布，这个人不确定自己还活着还是死了，或者同时或连续存在，“但活着的人无法顺从地就此让自己被活生生地埋葬。然而，他的四肢不回应他的呼唤，他无法表达自己，这也是让他最恐惧的，无论死活，他最大的恐惧是他们会把他活活地埋葬。”[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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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由补偿的方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事似乎提出了新的美洲起源—— 一个家谱概念中所找到的历史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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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自己好像是棵二十五岁的树……也许后来他会觉得有一点点儿怀念，怀念不是作为正规的、解剖学上的尸体，而是想象的、抽象的尸体，只存在于他亲戚模糊的记忆中……然后他知道自己会从苹果的血脉中升起，在秋天的早晨发现自己被饥饿的小孩儿吃掉。那时他会知道——这样的想法的确使他悲伤——他失去了自己的完整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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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由一个人失去的个体性融入一棵树中，这样自然以及历史上的象征（一代一代的家谱），显然受困于处于房子内部的恐惧，受困于生命和死亡之间，如同受困在棺材中一样（也许在记忆中），这些恐惧因而得以缓和。这年轻人从出生就和生父生母以及随之而来的弟弟妹妹分开，他对于家谱的感受如此强烈，既无须说明，也不需要心理分析的专家来质疑这位年轻作家是否在下意识里感觉——如同他回顾自己早年的生活——自己的父母把他活生生地埋葬在阿拉卡塔卡的房子里。而他真正的自我埋葬存在于第二个自我之中，他必须建立的新身份，如同哈姆雷特一般，保护自己对于母亲真正的感觉，以及对于篡位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可能存在的残忍的感受。这位迟来出现的男人声称自己是他的父亲，但其实贾布非常清楚，他真正的“父亲”是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敬仰、尊敬他，亲切地存在于他早年的生活之中。然而这一切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有可能是一篇文学上的惊涛骇浪（达成愿望的一种形式），或是作者真正达到明智（以及“听天由命”）：“那些可怕的现实并没有带给他任何焦虑。相反的，他在那里很快乐，和他的孤独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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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篇作品的故事情节很笨拙，但有着神奇的催眠效果，叙述方式带着无可置疑的自信，不只是文学上的自信，对于新作家而言也有着令人意外的果断，结局完全显露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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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断念了，他会听到最后的祈祷，拉丁文呢喃着最后的字句，辅祭男童笨拙地回应着。墓园里泥土和骨头的冰冷会穿透他自己的骨头，也许可以驱散那“味道”。也许——谁知道！——不可避免，那一刻会强迫他不再如此的无力。当他感觉自己沉浸在自己的汗水中，一层浓厚有黏性的液体，好像出生前在母亲的子宫里，也许那一刻他会觉得自己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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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那时他会对死亡这件事认命，他也许会死于断念。[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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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孤独》《族长的秋天》《迷宫中的将军》这些二十年、二十五年、四十年后写的书里，读者会认得他的语调、主题，以及文学构思。也许著作中也有显而易见、互相矛盾（令人厌恶的叙事本质）的对权威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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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写完这篇故事的一两个星期后，他在《观察家报》艾德华·萨拉梅亚·博尔达的每日专栏“这都市及世界”中读到，萨拉梅亚·博尔达“很焦虑地想认识新的诗人和说故事的人，尤其是那些由于作品没有得到适合或恰当的出版而未令人知晓或受到忽略的”[22]。萨拉梅亚是左翼同情者，是最受尊敬的报纸专栏作家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把自己的故事寄去。两星期后，他坐在磨坊咖啡馆里，快乐又惊愕地看到自己作品的标题盖满整页的“周末”增刊。他兴奋地跑出去要买一份，却如同往常一样发现自己刚好“少五分钱”。他回到寄宿的地方拜托朋友，他们一起去买了《观察家报》。1947年9月13日，第十二页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第三次无奈》，加上艺术家埃尔南·梅利诺所画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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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快乐至极，也受到许多的激励。六个星期之后的10月25日，《观察家报》又刊出他的另一个故事《夏娃钻进了猫的肉体》（Eva está dentro de su gato），同样也是关于死亡和后来的再生，关于一个女人夏娃沉迷于吃橘子而不是吃苹果的欲望，决定借由宠物猫的身体使灵魂转世，却发现自己受困于——埋葬于——三千年后，一个崭新而令她迷惑的世界。她是个美丽的女人，非常希望逃离男人的注意力，她身体的魅力却开始如恶性肿瘤一样使她痛苦。她开始意识到大动脉充满了小小的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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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知道它们来自哪里，那些冠上她姓氏的人必须忍受它们，必须承受它们的折磨，如同她承受着直到清晨仍无法征服的失眠症一般地承受着。就是这些昆虫在她前人的脸上刻画了那些苦涩的表情、无法安慰的悲伤。她看过他们从消失的存在中向外看，从他们古老的画像中，相同焦虑的受害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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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深深执着于家谱的《百年孤独》以及早期的版本《家》很快就会开始构思（也许已经构思了），可以通过这一异常出众的段落预先见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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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故事才刊出三天，他并没料到的文学恩人就在自己的每日专栏里宣布，一位新的文学新星已经出现在国内的舞台上，他这位一年级的学生还不到二十一岁。萨拉梅亚很肯定地宣布：“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位异常出众的作家问世。”[24]如此给予他信心鼓励，也有其副作用，加西亚·马尔克斯更加忽略他的课业，对于阅读和写作的沉迷则愈发觉得有正当性。经过半个世纪之后，这位闻名世界的作家评论自己一开始写的故事是“琐碎、抽象、有些荒诞、完全没有真实感受作为基础。”[25]他再度做出与实际情况相反的诠释，这一点也显示他痛恨自己那些诗和早期写的故事，正因为它们来自其“真实的感受”。后来，他学会掩饰这些感受——但并非完全压抑——也就是让自己容易受伤害、尚未成熟的浪漫主义和情感主义，后来可能露出马脚，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不愿意把自己成为作家的功劳给波哥大[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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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的圣诞节假期，加西亚·马尔克斯留在波哥大，留在廉价旅社费用很贵，但回到苏克雷的旅费更贵。梅塞德斯对他的主动仍然不为所动，而且他的外婆去世，母亲又要生小孩儿了。不过除此之外，他虽然勉强通过考试，只有统计和人口统计学不及格。但他现在已经知道自己不会做法律这一行，只是还不愿意面对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他讨论这件事。前两篇故事的成功显示对他而言，也许人生还有另一条路，他想好好利用这也许短暂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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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就是在这次的假期，他开始写下一篇故事《死亡的彼岸》（La otra costilla de la muerte）。如果第一篇故事是关于自身死亡的冥想，这篇故事则是省思他人的死亡（或者也许一个人的母亲的死亡，一个人的替身，在这里是指一位兄弟）。因此叙述方式以现代主义的“他”和“我”交替，是很恰当的，我们无疑再次处在一座城市里，但如今主导的主题是双胞胎、替身、认同、反省（包括内在反省、意识）。作品中这位兄弟死于癌症，叙述者对其有极度的恐惧，现在则变形为另一具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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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之后到来，夜晚和他一起沉浸于母亲子宫的流质之中，他和他一起攀爬祖先家谱的支系；和他一起属于四对曾祖父母的血液之中，他来自许久之前，盘古开天之际，以自己的重量，以神秘的存在维持着整个宇宙的平衡……他的另一个兄弟，羁绊着出生，勾在他的脚踝上，一代一代地翻滚下来、夜复一夜、以吻传承、以爱承接，经由血脉与睾丸，如同一段夜间旅程般，直到他抵达最近的一个母亲的子宫。[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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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族谱、朝代的着迷，以及对于平行宇宙完全的探索（时间、空间、物质、灵魂、想法、生命、死亡、埋葬、腐败、变形）是一种思想和感受的结构，一旦明确地探索、阐明，显然就会立刻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消失，但事实上却又变得模糊，实际表现出来的则是拘谨而有计谋的使用，以达到最大的效果。一开始身为文学角色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是焦虑、超级敏感、怀疑自己有病并焦虑的——卡夫卡式；与他后期小心建构的叙事表达大相径庭，比较接近的作家是塞万提斯。显然，他并没有受到哥伦比亚或其他拉丁美洲作家的影响——他连这些最有名的作品都没有读过——早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攻击拉丁美洲基本的家系（等同、存在、历史）及认同问题（存在、本质、神话）。无疑，这些元素构成当代拉丁美洲的基本问题： 在一个没有令人满意的起源神话的大陆，一切待价而沽，家谱不可避免地成为重要的问题。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尚未写到非婚生子的问题（这才是真正折磨他的问题，在此处当然也暧昧不明）。然而很清楚的是，这位叙述者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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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假期终于结束，情况也似乎好转。1948年新学年开始时，路易斯·安立奎来到波哥大，表面上是为了继续中学教育，实际上，他在高露洁—棕榄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是贾布帮他找的。他空闲时则一如往常地闹事。如今，他们的胡安舅舅（胡安·迪奥斯）在母亲特兰基利娜死后已经搬到波哥大，在国家官僚体系工作。路易斯·安立奎带来一件秘密礼物，本来应该留到3月6日贾布二十一岁生日，然而，他的哥哥和朋友在机场告诉他没有钱可庆祝时，路易斯·安立奎狡猾地透露自己口袋里的惊喜是一台新的打字机。“下一步就是拜访波哥大市中心的当铺，那家伙打开盒子，转动把手，拉出一张纸条。我记得他看着打字机说：‘这一定是给你们其中一人的。’ 我们的一位朋友拿起纸条大声读出：‘恭喜。我们很以你为傲，未来属于你。加夫列尔和路易莎写于苏克雷，1948年3月6日。’接着，当铺的助理问：‘你们要多少？’打字机的主人回答：‘越多越好。’”[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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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路易斯·安立奎新的收入，加上贾布自己的朋友提供报纸插画赚的钱，接下来几个星期的生活水平改善许多——随之而来的是酒、女人和唱歌的探险——路易斯·安立奎揭露他和鲁莽的何塞·帕伦希亚之间无赖般的友谊。同时，贾布如今已经是大学诸多学生中最优秀的，有着自命不凡的文学地位，不去上更多的课，把时间更加狂热地用在阅读和写作上，包括阅读另一位现代主义作家的大作：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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