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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哥伦比亚的政治风暴正在快速集结中直接扑向波哥大。豪尔斯·艾列瑟·凯坦是一位杰出的律师，吸收了各处的政治影响力，包括来自墨西哥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墨索里尼，也是20世纪哥伦比亚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政治人物、拉丁美洲在平民政治年代最成功的政治领袖。他是上升的无产阶级以及快速发展的城市中许多中下阶级的英雄。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知道他，即是他1929年登上全国舞台时，他于1928年12月在谢纳加接下香蕉园工人大屠杀事件的案子。加西亚·马尔克斯不知道的是，在他许多的关键线人中，有法兰西斯科·安卡利达神父，也就是在阿拉卡塔卡帮他受洗的神父，也许还有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虽然凯坦所属的自由党因分裂而造成选举失败，但他的势力仍然越来越强，很快得到领袖的地位，以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格开始了拉丁美洲最保守的共和国之一。由于他的演说铿锵有力，还有演讲时的声调，有些人称他为“舌”，其他人称他为“喉”。直到最近，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从来没有在公开访谈中谈到凯坦，最可能的原因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他自己的政治立场一直属于拉丁美洲的平民主义左派，另一部分的原因则无疑是因为1948年4月时，虽然他直觉地支持自由党，但他的政治意识大概尚未发展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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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第九届“泛美会议”在波哥大市中心举行，在美国的敦促之下，美洲国家组织正式成立。4月9日星期五，就在下午一点过后，在弗罗利恩街他寄宿的地方，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路易斯·安立奎以及一些“岸边人”朋友一起坐下来吃午餐，当时，豪尔斯·艾列瑟·凯坦正离开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室，走在第七大道上，要和自由党的同事普利尼奥·门多萨·聂拉以及其他人一起用午餐。他接近希门内兹大道和第十四街之间的十四至五十五号时，一名叫胡安·罗阿·西亚拉的失业工人从对面的黑猫咖啡馆走过来，在短距离的射程内朝他开了三四枪。凯坦倒在人行道上，距离“世界最棒的角落”只有几码。此时是一点五分。他们把他抬起来之前，来见父亲的少年、十六岁的普利尼奥·阿布雷右·门多萨惊恐地向下凝视着奄奄一息的领袖的脸。私家车紧急把凯坦送到中心诊所，送达不久就宣告死亡，聚集在诊所外的大批群众感到伤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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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谋杀事件的一部分，接下来就是“波哥大大暴动”（Bogotazo）[29]。一波波愤怒和歇斯底里的情绪立刻横扫这座城市，波哥大一阵骚动，开始了一下午的暴动、掠夺和杀戮。自由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保守党在背后策划的暗杀计划；几分钟之内，罗阿就被杀死，残破不堪的尸体被裸身拖在街上，朝向总统府。波哥大市中心开始燃烧，那是哥伦比亚政治反应中枢的象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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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马上跑到谋杀现场，但凯坦垂死的尸体已经被紧急送到医院——哭泣的男女大众用自己的手帕沾满领袖的鲜血——罗阿的尸体已经被拖走。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记得那天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在凯坦倒下几步路的地方见到马尔克斯，他回忆道：“我看到他很惊讶。‘你从来都不是凯坦的支持者，’我说。‘是的，’他说，‘但他们把我的廉价旅社烧掉了，我所有的故事都丢了。’”[31]（这个夸大的事迹随着时间更增神秘的地位）在同一条路上，加西亚·马尔克斯赶回到廉价旅社——当时还完好存在—— 吃完午饭时，在第十二街碰到一位叔叔，法律教授卡洛斯·帕雷哈。帕雷哈在街上挡住他的年轻侄子，催促他到大学去代表自由党安排学生起义。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不情愿下动身出发，但帕雷哈一走出了他的视线，他又改变主意，穿过混乱的人群回到弗罗利恩街的寄宿处，如今波哥大已经是致命的危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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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安立奎和其他的“岸边人”在庆祝末日的来临。在他们的喧哗之间，从收音机已经可以听到卡洛斯叔叔和作家豪尔斯·萨拉梅亚一起（他注定像他的堂弟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一样，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人物），他们两位都力促哥伦比亚人民站起来对抗卑劣的保守党，因为他们暗杀了哥伦比亚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以及未来唯一的希望。帕雷哈自己这边极端派经营的书店是纵火的受害者，他们嘶吼着“保守党必须用更多条人命赔偿凯坦的命。”[32]贾布、路易斯·安立奎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廉价旅社的收音机里听到他的武装呼吁，但都没有回应他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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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远之处有另一位年轻的拉丁美洲人，除了喜悦和兴奋的情绪，二十一岁的他也正不知所措。卡斯特罗是古巴的学生领袖，以反对“泛美会议”学生代表的一员来到波哥大。卡斯特罗完全忘了拉丁美洲学生会议，走到街上去，希望在人民起义、暴力、非正规的行动上赋予一些革命的色彩。仅仅两天前，卡斯特罗在七号公路的办公室采访过如今已经殉难的领袖，此举显然也让这位哥伦比亚的政治人物印象深刻。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两人同意在4月9日下午两点再见一次面，有人发现凯坦当天的记事日历上用铅笔写着卡斯特罗的名字。难怪哥伦比亚保守党政府及右翼媒体很快就声称，卡斯特罗不是和谋杀的计划有关，就是共谋颠覆“泛美会议”，挑拨起义，或两者皆有。有几次，卡斯特罗距离他未来的朋友加西亚·马尔克斯必定只有数百码之遥。[33]回顾起来，在卡斯特罗对于革命政治的了解上，“波哥大大暴动”之于他的重要性，不亚于后来1954年危地马拉事件之于他未来的同志切·格瓦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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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开始组织尚未发生的革命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在痛惜自己失去的打字机——那家当铺也被掠夺——并准备着说辞好面对他父母。烟雾开始从寄宿房子后方燃烧中的昆迪纳马尔卡州立建筑飘过来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兄弟安排他们来自苏克雷的朋友前往胡安舅舅的新家，就在四条街外。这群朋友和兄弟加入了一般大众的掠夺，路易斯·安立奎抢到一套天空蓝的西装，未来几年中他的父亲也在特别的场合穿了好几次。贾布找到一个优雅的小牛皮公文包，成为他的战利品。不过，此次掠夺的最大奖是一个十五公升的大酒壶，路易斯·安立奎和帕伦希亚找到几种酒，灌了几瓶进去，以胜利的姿态扛到胡安舅舅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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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马尔克斯·卡巴耶罗当时十二岁，她如今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的私人秘书，她仍然生动地记得自己最喜欢的表哥、她哥哥和他们的朋友的到来。房子里满是来自海岸区的难民，晚上喝私酿的酒喝到醉醺醺，年轻人到建筑物的屋顶，胡安舅舅也加入其中，惊愕地看着燃烧中的市中心。[35]同一时间在苏克雷，家人唯恐最糟的情况会发生，如同贾布的妹妹莉妲所回忆：“我小时候唯一一次看到母亲哭泣就是4月9日。当时，看得出来她非常难过、担忧，因为凯坦被刺杀的时候，贾布和路易斯·安立奎都在波哥大。我记得第二天下午大概三点钟的时候，她突然换衣服去教堂。她要去感谢上帝，因为他们刚刚告诉她，她儿子很安全。此事让我很惊讶，因为我不习惯看到她出门，平时她总是在家照看我们。”[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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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哥大，年轻的“岸边人”在家里待了三天，政府宣布进入围城状态，狙击手还在拦截那些零星出门的人。市中心继续慢慢地燃烧，大学关闭，波哥大旧城大多已毁。然而，保守党政府依然存在。自由党的领导人物和出乎意料果决的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总统达成了令人不满的协议，他们把其中一些人放回内阁，但实际上在未来十年仍然是没有实权的政党。他们觉得街上够安全可以回去之后，两兄弟的父母督促他们飞到苏克雷，他们开始找机票回海岸区。路易斯·安立奎决定到巴兰基亚碰碰运气，他最近的最爱在那里等待着他，贾布决定在卡塔赫纳大学继续读法律，或至少决定试着假装这么做。4月9日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一周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弟弟路易斯·安立奎和年轻的古巴人卡斯特罗从波哥大搭乘不同的飞机出发，前往他们不同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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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哥伦比亚则成为历史的陈词滥调；然而，凯坦之死和后续的“波哥大大暴动”把20世纪的哥伦比亚历史一分为二，这一点儿毋庸置疑。凯坦可能的成就只能留待臆测。从那之后，没有政治人物能够如他一般感动群众，他死后，哥伦比亚真正解决本身政治问题的希望更加渺茫。他死后的危机使得游击队运动有机会崛起，直到今日都持续危害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生命。如果说“千日战争”显现的是上层阶级联合对抗农民的需要，“波哥大大暴动”同样地显现了都市无产阶级群众所代表的势力。然而，这样的反应在乡间最为直接，开始了世界上最残暴、代价最大的二十五年内战：“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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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公平地说，他不像其他人一般深陷这个事件之中；对他而言，“波哥大大暴动”是发生在他身上最幸运的事。这件事打断了他在哥伦比亚最优秀的大学研读法律学位，让一个想找借口逃离教育的年轻人为之一振，也给他以无可辩驳的托词好放弃这令他痛恨的地方，回到他所爱的海岸区。不过，他得先熟悉这个首都城市，这对于更开阔的国家意识非常重要。他从此不再完全认真地对待两个政党，逐渐开始发展出成熟的政治意识。随着他失去或抛弃大部分所拥有的物质，对于这个国家的本质，加西亚·马尔克斯如今吸收了重要的教训。这位年轻人坐飞机到巴兰基亚和卡塔赫纳时，这些新的体验也许是他随身最重要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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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取材自各种消息来源与访谈，特别是以下的访谈：贡萨罗·马亚利诺（波哥大，1991），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波哥大，1998），玛格丽特·马尔克斯·卡巴耶罗（波哥大，1998），雅克·吉朗德（土鲁斯，1999，2004），以及古斯塔沃·阿多尔夫·拉米瑞兹·阿里萨（波哥大，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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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n M. Fernández-Braso，GGM ：una conversación infinita（马德里，Azur，1969），p.102，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提道哥伦比亚学院认为连西班牙皇家学院都算“先进”，并谈道“保护”这种语言（即使他们反对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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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卡夫卡，《致父亲的信》（1919年11月）。卡夫卡的父亲从未读过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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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访谈，波哥大，1993年。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是远房亲戚，在科特斯这一边有共同的曾祖父，他们成为朋友后发现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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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访谈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1998年。关于该时期，亦参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波哥大1947》，《观察家报》，1981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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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Juan B. Fernández，Cuando García Márquez era Gabita，El Tiempo，Lecturas Dominicales，1982年10月。他此时最重要的同伴之一哥伦比亚非洲裔的医科学生马奴耶·萨巴塔·欧立维亚，之后将分别在不同时间对他的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他重要的“岸边人”学生还有豪尔斯·阿尔瓦罗·艾斯琵诺沙，他介绍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看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借他卡夫卡《变形记》 的多明戈·马努耶·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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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阿尔瓦罗·穆蒂斯，Apuntes sobre un viaje que no era para contar，Aura Lucía Mera，ed.，Aracataca / Estocolmo（Bogotá，Instituto Colombiano de Cultura，1983），pp.19-20，他在1982年诺贝尔之旅将马利亚诺形容为“我们的校长”，他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时期最年长的卡恰克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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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卡米洛·托雷斯以及他决定成为神父乃至于之后发生转折之重要细节，见Germán Castro Caycedo，“Gabo” cuenta la novela de su vida. 2，《观察家报》，1977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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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普利尼奥·阿布雷右·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波哥大，Gamma，三版，1989），p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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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直译为 “cock-sucking”，是指当斗鸡的主人讽刺而挑衅地紧盯着对手，一面下巴顶着自己心爱斗鸡的鸡冠，以嘴唇深情安抚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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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波哥大1947》，《观察家报》，1981年10月18日；及El frenesí del viernes，《观察家报》，1983年11月13日，提到他在波哥大那些凄凉的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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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访谈，贡萨罗·马利亚诺，波哥大，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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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二部Celestial Geography，于1947年7月1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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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见Germán Castro Caycedo，“Gabo” cuenta la novela de su vida. 2，《观察家报》，1977年3月23日，关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卡米洛·托雷斯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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