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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写完这篇故事的一两个星期后，他在《观察家报》艾德华·萨拉梅亚·博尔达的每日专栏“这都市及世界”中读到，萨拉梅亚·博尔达“很焦虑地想认识新的诗人和说故事的人，尤其是那些由于作品没有得到适合或恰当的出版而未令人知晓或受到忽略的”[22]。萨拉梅亚是左翼同情者，是最受尊敬的报纸专栏作家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把自己的故事寄去。两星期后，他坐在磨坊咖啡馆里，快乐又惊愕地看到自己作品的标题盖满整页的“周末”增刊。他兴奋地跑出去要买一份，却如同往常一样发现自己刚好“少五分钱”。他回到寄宿的地方拜托朋友，他们一起去买了《观察家报》。1947年9月13日，第十二页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第三次无奈》，加上艺术家埃尔南·梅利诺所画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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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快乐至极，也受到许多的激励。六个星期之后的10月25日，《观察家报》又刊出他的另一个故事《夏娃钻进了猫的肉体》（Eva está dentro de su gato），同样也是关于死亡和后来的再生，关于一个女人夏娃沉迷于吃橘子而不是吃苹果的欲望，决定借由宠物猫的身体使灵魂转世，却发现自己受困于——埋葬于——三千年后，一个崭新而令她迷惑的世界。她是个美丽的女人，非常希望逃离男人的注意力，她身体的魅力却开始如恶性肿瘤一样使她痛苦。她开始意识到大动脉充满了小小的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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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知道它们来自哪里，那些冠上她姓氏的人必须忍受它们，必须承受它们的折磨，如同她承受着直到清晨仍无法征服的失眠症一般地承受着。就是这些昆虫在她前人的脸上刻画了那些苦涩的表情、无法安慰的悲伤。她看过他们从消失的存在中向外看，从他们古老的画像中，相同焦虑的受害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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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深深执着于家谱的《百年孤独》以及早期的版本《家》很快就会开始构思（也许已经构思了），可以通过这一异常出众的段落预先见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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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故事才刊出三天，他并没料到的文学恩人就在自己的每日专栏里宣布，一位新的文学新星已经出现在国内的舞台上，他这位一年级的学生还不到二十一岁。萨拉梅亚很肯定地宣布：“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位异常出众的作家问世。”[24]如此给予他信心鼓励，也有其副作用，加西亚·马尔克斯更加忽略他的课业，对于阅读和写作的沉迷则愈发觉得有正当性。经过半个世纪之后，这位闻名世界的作家评论自己一开始写的故事是“琐碎、抽象、有些荒诞、完全没有真实感受作为基础。”[25]他再度做出与实际情况相反的诠释，这一点也显示他痛恨自己那些诗和早期写的故事，正因为它们来自其“真实的感受”。后来，他学会掩饰这些感受——但并非完全压抑——也就是让自己容易受伤害、尚未成熟的浪漫主义和情感主义，后来可能露出马脚，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不愿意把自己成为作家的功劳给波哥大[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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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的圣诞节假期，加西亚·马尔克斯留在波哥大，留在廉价旅社费用很贵，但回到苏克雷的旅费更贵。梅塞德斯对他的主动仍然不为所动，而且他的外婆去世，母亲又要生小孩儿了。不过除此之外，他虽然勉强通过考试，只有统计和人口统计学不及格。但他现在已经知道自己不会做法律这一行，只是还不愿意面对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他讨论这件事。前两篇故事的成功显示对他而言，也许人生还有另一条路，他想好好利用这也许短暂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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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就是在这次的假期，他开始写下一篇故事《死亡的彼岸》（La otra costilla de la muerte）。如果第一篇故事是关于自身死亡的冥想，这篇故事则是省思他人的死亡（或者也许一个人的母亲的死亡，一个人的替身，在这里是指一位兄弟）。因此叙述方式以现代主义的“他”和“我”交替，是很恰当的，我们无疑再次处在一座城市里，但如今主导的主题是双胞胎、替身、认同、反省（包括内在反省、意识）。作品中这位兄弟死于癌症，叙述者对其有极度的恐惧，现在则变形为另一具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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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之后到来，夜晚和他一起沉浸于母亲子宫的流质之中，他和他一起攀爬祖先家谱的支系；和他一起属于四对曾祖父母的血液之中，他来自许久之前，盘古开天之际，以自己的重量，以神秘的存在维持着整个宇宙的平衡……他的另一个兄弟，羁绊着出生，勾在他的脚踝上，一代一代地翻滚下来、夜复一夜、以吻传承、以爱承接，经由血脉与睾丸，如同一段夜间旅程般，直到他抵达最近的一个母亲的子宫。[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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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族谱、朝代的着迷，以及对于平行宇宙完全的探索（时间、空间、物质、灵魂、想法、生命、死亡、埋葬、腐败、变形）是一种思想和感受的结构，一旦明确地探索、阐明，显然就会立刻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消失，但事实上却又变得模糊，实际表现出来的则是拘谨而有计谋的使用，以达到最大的效果。一开始身为文学角色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是焦虑、超级敏感、怀疑自己有病并焦虑的——卡夫卡式；与他后期小心建构的叙事表达大相径庭，比较接近的作家是塞万提斯。显然，他并没有受到哥伦比亚或其他拉丁美洲作家的影响——他连这些最有名的作品都没有读过——早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攻击拉丁美洲基本的家系（等同、存在、历史）及认同问题（存在、本质、神话）。无疑，这些元素构成当代拉丁美洲的基本问题： 在一个没有令人满意的起源神话的大陆，一切待价而沽，家谱不可避免地成为重要的问题。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尚未写到非婚生子的问题（这才是真正折磨他的问题，在此处当然也暧昧不明）。然而很清楚的是，这位叙述者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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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假期终于结束，情况也似乎好转。1948年新学年开始时，路易斯·安立奎来到波哥大，表面上是为了继续中学教育，实际上，他在高露洁—棕榄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是贾布帮他找的。他空闲时则一如往常地闹事。如今，他们的胡安舅舅（胡安·迪奥斯）在母亲特兰基利娜死后已经搬到波哥大，在国家官僚体系工作。路易斯·安立奎带来一件秘密礼物，本来应该留到3月6日贾布二十一岁生日，然而，他的哥哥和朋友在机场告诉他没有钱可庆祝时，路易斯·安立奎狡猾地透露自己口袋里的惊喜是一台新的打字机。“下一步就是拜访波哥大市中心的当铺，那家伙打开盒子，转动把手，拉出一张纸条。我记得他看着打字机说：‘这一定是给你们其中一人的。’ 我们的一位朋友拿起纸条大声读出：‘恭喜。我们很以你为傲，未来属于你。加夫列尔和路易莎写于苏克雷，1948年3月6日。’接着，当铺的助理问：‘你们要多少？’打字机的主人回答：‘越多越好。’”[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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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路易斯·安立奎新的收入，加上贾布自己的朋友提供报纸插画赚的钱，接下来几个星期的生活水平改善许多——随之而来的是酒、女人和唱歌的探险——路易斯·安立奎揭露他和鲁莽的何塞·帕伦希亚之间无赖般的友谊。同时，贾布如今已经是大学诸多学生中最优秀的，有着自命不凡的文学地位，不去上更多的课，把时间更加狂热地用在阅读和写作上，包括阅读另一位现代主义作家的大作：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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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哥伦比亚的政治风暴正在快速集结中直接扑向波哥大。豪尔斯·艾列瑟·凯坦是一位杰出的律师，吸收了各处的政治影响力，包括来自墨西哥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墨索里尼，也是20世纪哥伦比亚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政治人物、拉丁美洲在平民政治年代最成功的政治领袖。他是上升的无产阶级以及快速发展的城市中许多中下阶级的英雄。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知道他，即是他1929年登上全国舞台时，他于1928年12月在谢纳加接下香蕉园工人大屠杀事件的案子。加西亚·马尔克斯不知道的是，在他许多的关键线人中，有法兰西斯科·安卡利达神父，也就是在阿拉卡塔卡帮他受洗的神父，也许还有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虽然凯坦所属的自由党因分裂而造成选举失败，但他的势力仍然越来越强，很快得到领袖的地位，以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格开始了拉丁美洲最保守的共和国之一。由于他的演说铿锵有力，还有演讲时的声调，有些人称他为“舌”，其他人称他为“喉”。直到最近，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从来没有在公开访谈中谈到凯坦，最可能的原因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他自己的政治立场一直属于拉丁美洲的平民主义左派，另一部分的原因则无疑是因为1948年4月时，虽然他直觉地支持自由党，但他的政治意识大概尚未发展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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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第九届“泛美会议”在波哥大市中心举行，在美国的敦促之下，美洲国家组织正式成立。4月9日星期五，就在下午一点过后，在弗罗利恩街他寄宿的地方，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路易斯·安立奎以及一些“岸边人”朋友一起坐下来吃午餐，当时，豪尔斯·艾列瑟·凯坦正离开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室，走在第七大道上，要和自由党的同事普利尼奥·门多萨·聂拉以及其他人一起用午餐。他接近希门内兹大道和第十四街之间的十四至五十五号时，一名叫胡安·罗阿·西亚拉的失业工人从对面的黑猫咖啡馆走过来，在短距离的射程内朝他开了三四枪。凯坦倒在人行道上，距离“世界最棒的角落”只有几码。此时是一点五分。他们把他抬起来之前，来见父亲的少年、十六岁的普利尼奥·阿布雷右·门多萨惊恐地向下凝视着奄奄一息的领袖的脸。私家车紧急把凯坦送到中心诊所，送达不久就宣告死亡，聚集在诊所外的大批群众感到伤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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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谋杀事件的一部分，接下来就是“波哥大大暴动”（Bogotazo）[29]。一波波愤怒和歇斯底里的情绪立刻横扫这座城市，波哥大一阵骚动，开始了一下午的暴动、掠夺和杀戮。自由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保守党在背后策划的暗杀计划；几分钟之内，罗阿就被杀死，残破不堪的尸体被裸身拖在街上，朝向总统府。波哥大市中心开始燃烧，那是哥伦比亚政治反应中枢的象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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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马上跑到谋杀现场，但凯坦垂死的尸体已经被紧急送到医院——哭泣的男女大众用自己的手帕沾满领袖的鲜血——罗阿的尸体已经被拖走。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记得那天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在凯坦倒下几步路的地方见到马尔克斯，他回忆道：“我看到他很惊讶。‘你从来都不是凯坦的支持者，’我说。‘是的，’他说，‘但他们把我的廉价旅社烧掉了，我所有的故事都丢了。’”[31]（这个夸大的事迹随着时间更增神秘的地位）在同一条路上，加西亚·马尔克斯赶回到廉价旅社——当时还完好存在—— 吃完午饭时，在第十二街碰到一位叔叔，法律教授卡洛斯·帕雷哈。帕雷哈在街上挡住他的年轻侄子，催促他到大学去代表自由党安排学生起义。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不情愿下动身出发，但帕雷哈一走出了他的视线，他又改变主意，穿过混乱的人群回到弗罗利恩街的寄宿处，如今波哥大已经是致命的危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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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安立奎和其他的“岸边人”在庆祝末日的来临。在他们的喧哗之间，从收音机已经可以听到卡洛斯叔叔和作家豪尔斯·萨拉梅亚一起（他注定像他的堂弟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一样，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人物），他们两位都力促哥伦比亚人民站起来对抗卑劣的保守党，因为他们暗杀了哥伦比亚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以及未来唯一的希望。帕雷哈自己这边极端派经营的书店是纵火的受害者，他们嘶吼着“保守党必须用更多条人命赔偿凯坦的命。”[32]贾布、路易斯·安立奎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廉价旅社的收音机里听到他的武装呼吁，但都没有回应他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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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远之处有另一位年轻的拉丁美洲人，除了喜悦和兴奋的情绪，二十一岁的他也正不知所措。卡斯特罗是古巴的学生领袖，以反对“泛美会议”学生代表的一员来到波哥大。卡斯特罗完全忘了拉丁美洲学生会议，走到街上去，希望在人民起义、暴力、非正规的行动上赋予一些革命的色彩。仅仅两天前，卡斯特罗在七号公路的办公室采访过如今已经殉难的领袖，此举显然也让这位哥伦比亚的政治人物印象深刻。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两人同意在4月9日下午两点再见一次面，有人发现凯坦当天的记事日历上用铅笔写着卡斯特罗的名字。难怪哥伦比亚保守党政府及右翼媒体很快就声称，卡斯特罗不是和谋杀的计划有关，就是共谋颠覆“泛美会议”，挑拨起义，或两者皆有。有几次，卡斯特罗距离他未来的朋友加西亚·马尔克斯必定只有数百码之遥。[33]回顾起来，在卡斯特罗对于革命政治的了解上，“波哥大大暴动”之于他的重要性，不亚于后来1954年危地马拉事件之于他未来的同志切·格瓦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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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开始组织尚未发生的革命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在痛惜自己失去的打字机——那家当铺也被掠夺——并准备着说辞好面对他父母。烟雾开始从寄宿房子后方燃烧中的昆迪纳马尔卡州立建筑飘过来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兄弟安排他们来自苏克雷的朋友前往胡安舅舅的新家，就在四条街外。这群朋友和兄弟加入了一般大众的掠夺，路易斯·安立奎抢到一套天空蓝的西装，未来几年中他的父亲也在特别的场合穿了好几次。贾布找到一个优雅的小牛皮公文包，成为他的战利品。不过，此次掠夺的最大奖是一个十五公升的大酒壶，路易斯·安立奎和帕伦希亚找到几种酒，灌了几瓶进去，以胜利的姿态扛到胡安舅舅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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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马尔克斯·卡巴耶罗当时十二岁，她如今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的私人秘书，她仍然生动地记得自己最喜欢的表哥、她哥哥和他们的朋友的到来。房子里满是来自海岸区的难民，晚上喝私酿的酒喝到醉醺醺，年轻人到建筑物的屋顶，胡安舅舅也加入其中，惊愕地看着燃烧中的市中心。[35]同一时间在苏克雷，家人唯恐最糟的情况会发生，如同贾布的妹妹莉妲所回忆：“我小时候唯一一次看到母亲哭泣就是4月9日。当时，看得出来她非常难过、担忧，因为凯坦被刺杀的时候，贾布和路易斯·安立奎都在波哥大。我记得第二天下午大概三点钟的时候，她突然换衣服去教堂。她要去感谢上帝，因为他们刚刚告诉她，她儿子很安全。此事让我很惊讶，因为我不习惯看到她出门，平时她总是在家照看我们。”[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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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哥大，年轻的“岸边人”在家里待了三天，政府宣布进入围城状态，狙击手还在拦截那些零星出门的人。市中心继续慢慢地燃烧，大学关闭，波哥大旧城大多已毁。然而，保守党政府依然存在。自由党的领导人物和出乎意料果决的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总统达成了令人不满的协议，他们把其中一些人放回内阁，但实际上在未来十年仍然是没有实权的政党。他们觉得街上够安全可以回去之后，两兄弟的父母督促他们飞到苏克雷，他们开始找机票回海岸区。路易斯·安立奎决定到巴兰基亚碰碰运气，他最近的最爱在那里等待着他，贾布决定在卡塔赫纳大学继续读法律，或至少决定试着假装这么做。4月9日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一周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弟弟路易斯·安立奎和年轻的古巴人卡斯特罗从波哥大搭乘不同的飞机出发，前往他们不同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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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哥伦比亚则成为历史的陈词滥调；然而，凯坦之死和后续的“波哥大大暴动”把20世纪的哥伦比亚历史一分为二，这一点儿毋庸置疑。凯坦可能的成就只能留待臆测。从那之后，没有政治人物能够如他一般感动群众，他死后，哥伦比亚真正解决本身政治问题的希望更加渺茫。他死后的危机使得游击队运动有机会崛起，直到今日都持续危害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生命。如果说“千日战争”显现的是上层阶级联合对抗农民的需要，“波哥大大暴动”同样地显现了都市无产阶级群众所代表的势力。然而，这样的反应在乡间最为直接，开始了世界上最残暴、代价最大的二十五年内战：“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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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公平地说，他不像其他人一般深陷这个事件之中；对他而言，“波哥大大暴动”是发生在他身上最幸运的事。这件事打断了他在哥伦比亚最优秀的大学研读法律学位，让一个想找借口逃离教育的年轻人为之一振，也给他以无可辩驳的托词好放弃这令他痛恨的地方，回到他所爱的海岸区。不过，他得先熟悉这个首都城市，这对于更开阔的国家意识非常重要。他从此不再完全认真地对待两个政党，逐渐开始发展出成熟的政治意识。随着他失去或抛弃大部分所拥有的物质，对于这个国家的本质，加西亚·马尔克斯如今吸收了重要的教训。这位年轻人坐飞机到巴兰基亚和卡塔赫纳时，这些新的体验也许是他随身最重要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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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取材自各种消息来源与访谈，特别是以下的访谈：贡萨罗·马亚利诺（波哥大，1991），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波哥大，1998），玛格丽特·马尔克斯·卡巴耶罗（波哥大，1998），雅克·吉朗德（土鲁斯，1999，2004），以及古斯塔沃·阿多尔夫·拉米瑞兹·阿里萨（波哥大，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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