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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日报》本身是崭新的报纸,十个星期之前才由贵族的自由党政治人物、曾是省长和外交官的多明戈·洛佩斯·埃斯瓜里亚萨创办。如今,鉴于越来越多的保守党暴力,他决定在海岸区的传播战中打开新的战线。“波哥大大屠杀”发生的一个月前,在这个极度保守党的城市中,从来没有其他自由党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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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认同萨巴拉是报纸的王牌人物。由于这位总编辑的努力和洞察力,虽然办公室并不讨人喜欢,《宇宙日报》却也渐渐成为政治理念连贯性的典范;并且依照当时的标准,也提供相当不错的写作园地。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位新进人员而言,所提供的优秀的写作环境来得正是时候。萨巴拉是名纤弱、紧张的男子,五十多岁的他出生在圣哈辛托,有着“印第安人”的特征,头发、肤色黝黑,有一点儿小肚子,总是戴着眼镜,很少见到他手上没有香烟。根据谣传,他是未公开自己性取向的同性恋,把头发染黑对抗老化,一个人住在旅馆的小房间里。他曾经是凯坦的政治伙伴,据说他年轻时曾经是本雅明·艾雷拉将军的私人秘书,也在将军的《民族日报》(El Diario Nacional)工作过。20世纪40年代,他在教育部工作,后来和普利尼奥·门多萨·聂拉的杂志《解放行动》(Acción Liberal)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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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巴拉把加西亚·马尔克斯介绍给另一位新进人员艾科妥·罗哈斯·赫拉索,这位二十七岁的年轻诗人和画家来自加勒比海港口的妥鲁。他没有认出加西亚·马尔克斯,其实八年前在巴兰基亚的圣何塞学校里,他曾经短暂地当过他的艺术老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生中不断地出现此类非比寻常的巧合。罗哈斯·赫拉索自己则注定成为哥伦比亚最优秀的诗人和小说家,也是位颇为受人景仰的画家。[4]他的长相粗犷,威风凛凛,嗓门比较大,体格健硕,有些固执己见,显然也比他的新朋友热情、感情奔放,同时也易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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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记者不受宵禁限制,因此,午夜过后很久,萨巴拉检查、订正过报纸八页的每一篇文章之后,他会邀请两位年轻的徒弟去吃饭。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了新生活,这样的生活形态会维持许多年;他工作整晚,白天大多数的时间在睡觉(如能睡觉的话)。在卡塔赫纳,这样的生活并不容易,因为法律系的课早上七点就开始,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六点钟才到家。晚上唯一营业到深夜的地方是一家餐厅酒吧,外号“洞穴”,位于市场后面的海边,由非常俊美的年轻黑人同志何塞·聂维斯(雪中的乔)所开[5]。在这里,记者和其他的夜猫子可畅快地享用牛排、牛肚、米饭加虾子或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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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巴拉回到自己的单人房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罗哈斯·赫拉索就开始在港口区游荡,从先烈步道开始,这里有九座雕像纪念1816年对抗西班牙帝国的首批反抗者。[6]接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家工作,在这焦虑的几个小时之间,他沉迷于自己的写作、修辞,然后脚步轻盈地给老板看第一个专栏稿。萨巴拉读过后表示写得不错,但还不够好。第一,他的个人性太强、文学性也太强;第二,“你没有注意到我们受到审查制度的限制吗?”萨巴拉拿起桌上一支红色的铅笔修改。几乎从一开始,结合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与生俱来的天分与萨巴拉的专业热情,就制造出了可读性高、令人着迷又明显原创的作品。[7]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宇宙日报》所有的专栏都以“新段落”发表,他的第一篇文章受到编辑的注目最多,内容关于宵禁和围城状态,巧妙地伪装成城市的冥想状态。年轻作家预言式地问道,在一个政治暴力和去人性化的年代,如何能期待他这一代成为“善意的人”?显然,这位新手记者因为4月9日的事件突然间言论变得极端。第二篇文章也同样的杰出。[8]如果第一篇是传统上较含蓄地谈论政治,第二篇几乎是文化政治的宣言:捍卫手风琴。卑微的手风琴是乐器中的游牧民族,然而,在海岸区由默默无名的音乐家发展出的音乐形式瓦伽娜多中,却是基本要素;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更是此地区人民与其文化的象征,更别说代表他自己挑战统治阶级成见的欲望。他坚持手风琴不只是游牧民族,而是无产阶级的象征。第一篇文章拒绝来自波哥大的政治,第二篇则拥抱作者新发现的文化根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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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人生中第一次对于未来有一定程度的安心。他不但有工作,而且其他人认为他做得很好,他是个新闻人。他会继续零星、消极地研读法律,但他已经找到逃避法律专业、进入新闻和文学世界之路。他不会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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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二十个月里,他为《宇宙日报》写了四十三篇署名的文章,未署名的则有好几倍。基本上这还是明显老式的新闻业,评论加上文学创作,娱乐意义大于政治改革,的确比较接近每日或每周“记事”,在20世纪20年代的拉丁美洲报界还不算过时。另一方面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任务之一是过滤收到的电报,以选择新闻、提出评论和文学延伸的主题,这点在当时的新闻界是非常重要的。这项每日的磨炼必定让他得到宝贵经验,把每日生活中发生的事物转化成“新闻”,成为“故事”,立即揭开日常现实的面纱,对他最近探索卡夫卡的作品提供有力的纾解。这个时期的新闻界几乎到处都不得不采取美国式事必躬亲、卷起袖子的新闻从业方式。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就如鱼得水,这也使他成为与当代拉丁美洲作家非常不同的作家;对这些作家而言,他们所遵循的典范仍是法国以及法国式的作风,然而在这个年代,法国本身却一开始就失去了对于现代主义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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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还有许多需要学习之处,这位新专栏作家的原创性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对于雇用他的编辑而言必定是一大惊喜。就在三个月之后,他写到卡塔赫纳的非洲裔哥伦比亚作家豪尔斯·阿特尔时,他含蓄地召唤兼具当地色彩又具大陆色彩的文学作品,足以代表“我们的种族”,并且给大西洋岸“属于自己的认同感”、身为马尔克斯上校的孙子,在二十一岁的年纪就采取这样的立场,相当惊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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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第一年的7月中旬,保守党警察在玻利瓦尔地区的卡门屠杀自由党家庭,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公和法兰希丝卡姑婆长大的地点。卡门有着悠久而光荣的自由党政治传统,刚好也是萨巴拉的出生地圣哈辛托最邻近的大城镇,因此,两个男人对于那里发生的事件特别注意,也都发起运动,以“玻利瓦尔的卡门发生了什么事”作为口号。在每次重新发起运动,却面对政府的否认和迟钝时,总是以此收尾:“毫无疑问,在玻利瓦尔的卡门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是萨巴拉冷酷的笑话。[11]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著名的一段中写到虚构的马孔多时,在关键的香蕉工人屠杀事件发生之后,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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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某些方面而言,当时在哥伦比亚当记者实在是最差的时机。1948年4月的事件后,审查制度又马上开始,只是海岸区比较没有内地那么严格。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进入新闻界是因为“暴力事件”,然而,“暴力事件”却严重限制记者可以做的事。接下来的七年间,在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劳雷亚诺·戈麦斯、乌尔达内·阿尔贝埃斯、罗哈斯·皮尼利亚的政权统治下,虽然程度不同,但政府仍然持续实施审查制度。更有意义的是,1948年5月21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事业的第一篇文章中暗示了清楚的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他后来并没有偏离这个主要的立场,但也从来没有在最终状况下(如马克思主义所言)限制或曲解他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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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宇宙日报》上班才两个星期,加西亚·马尔克斯就要求放假一星期,他前往巴兰基亚,上溯马干奎,接着到苏克雷探望家人。他是否在孟波克斯停留去看梅塞德斯一眼,不得而知。他出发的时候,一定已经发现自己的薪水并不如他让父母亲相信的那么多,但他显然不忍心说明白。这不但是他在“波哥大大屠杀”之后第一次回家,也是他在1947年2月前往波哥大就读大学之后首次返家,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因此,自从他外祖母去世之后,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母亲,也是他第一次见到幺弟埃利希奥·加夫列尔,如同他自己一样以父亲的名字命名,只是命名的方式更完整。加西亚·马尔克斯比埃利希奥·加夫列尔大二十岁,他晚年常常开玩笑地说,新生儿如此命名是因为“我母亲失去我,但她想确定家里永远都会有一个加夫列尔”。事实上,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1947年11月亲自接生埃利希奥·加夫列尔,后来家人都叫他伊尤,这位父亲宣布:“这婴儿长得很像我,有别于长得一点儿都不像我的贾布,所以这一个新生儿用我的名字命名,只是反过来——埃利希奥·加夫列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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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卡塔赫纳。虽然他几个星期前就通过面试,但6月17日才正式在大学注册。他的工作很顺利,但经济上,这位年轻作家却正面临灾难。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实际上是全职记者,他的薪水却是按照篇数计酬。他自己从来都不是数学家,对于预算问题也漠不关心,不过,一个朋友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后来计算,不论署名与否,他每篇文章的稿酬是32分,相当于三分之一比索,而其他工作则根本没有薪水,比任何想象得到的最低工资还要低。6月底,他已经被赶出廉价旅社,又开始睡在公园的板凳上,或其他学生的房间里,或是众所皆知的,睡在《宇宙日报》办公室一捆捆的新闻纸上,因为那里永远不关门。一天晚上,他和同事走在世纪公园里,他们常常坐在“勿触摸我”(耶稣复活后见到抹大拉的场景)纪念碑前的台阶上喝东西、抽烟、聊天,另一位记者豪尔斯·佛朗哥·姆内拉问他住宿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加西亚·马尔克斯坦言自己遇到困难。同一天晚上,佛朗哥·姆内拉带他回到自己位于“布告栏角落”烧酒屋街的家,靠近旧城的薪传剧场。这家人拥抱了这位饥饿、无家可归的学生,特别是豪尔斯的母亲卡门·姆内拉·娥兰[13],其他人的母亲总是很容易喜欢贾布。在卡塔赫纳剩下的日子里,他偶尔会在那里吃饭、睡觉,但尽量吃少一点儿以缓和自己良心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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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个时期,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活比他在波哥大时更加残酷、绝望,他现在根本就已经习惯性地忽略自己的生理需求。即使在这海岸地区,他以自己恐怖的彩色衬衫(他通常一次只拥有一件衬衫)以及格纹外套、下身穿的来自一套旧西装的黑色羊毛长裤、套在脚踝的鲜黄色袜子,以及沾满灰尘、从来不擦的印第安式鹿皮平底鞋而闻名。他一撮撮的胡须并不明显,有些蜷曲,没有整理的黑发鲜少碰到梳子。就算住到佛朗哥·姆内拉的房间之后。他还是一样累了或清晨来临就随处席地而眠。他骨瘦如柴(瘦得像扫把一样),朋友见到他时,他总是永远保持愉快,似乎从来不可怜自己,也不求助,因而受到感动的朋友,白天总是凑钱请他吃饭,晚上则携他一同参加在夜晚的探险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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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朋友和熟识的人意见各有不同。许多人,特别是社会保守主义派,认为他特异的行径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甚至常常认为他是同性恋[14]。就连罗哈斯·赫拉索这样的朋友后来回想起来都认为他有点娘娘腔(“真是个好孩子”[15])。罗哈斯和另一位朋友卡洛斯·阿雷曼都记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男孩子气,生气勃勃的步伐——他一直保留着——每当有人提供新的灵感,或是他想到新的故事而兴奋时,他总是欢天喜地地跳舞。[16]相识的朋友记得他等待午餐时总是在桌上敲着手指或是手上的东西,安静或大声地唱着歌,他身上似乎总是传出音乐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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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以惊人年轻的年纪从朋友和同事身上学到他们教他的东西,也发展出自己一套关于职业的重要想法。比如说,萧伯纳的宣言表示从今往后要致力于广告标语和赚钱,加西亚·马尔克斯则进一步评论,对于像他这样“决心不为了商业理由写作,却发现自己因为虚荣而在做”的人而言,这是值得思索的问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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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卡塔赫纳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大部分的课都没去上,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教授都点名,自由党的老师认同这位年轻人面对新闻与审查制度的冲突感,以及整体上与主管机关的冲突,因后者不止一次派军队前往报社办公室恐吓员工。在他最重要的人际关系里,古斯塔沃·伊巴拉·梅拉诺是其中一位,他是读古典文学的学生,毕业于波哥大师范学院,如今在《宇宙日报》办公室附近几码之处的当地学校教书。伊巴拉·梅拉诺已经是罗哈斯·赫拉索的好朋友。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这两位一起散步,一毛钱也不用花,也不需要接受任何施舍,因为他们既不喝酒也不狂欢,主要讨论和诗以及宗教哲学相关的高尚议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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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有其他朋友,他们的喜好比较没有那么严肃。其中,比较重要的友人是艾斯毕里埃亚兄弟、拉米罗和奥斯卡,他在1948年时偶尔和他们碰面,1949年时往来更频繁。他们不只对政治有兴趣,特别是对极端自由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更有兴趣,也比较有世界观。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们以及其他人一起喝酒,上妓院。1948年7月刊出三篇意外有挑衅性的文章中显示,当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可能迷恋一些夜莺,也有可能当时他对于性和爱情的态度正在摸索成长,并描绘在后来的作品中。他第一次颇为明确地描绘年轻女性的胴体时,一面若有所思,“想到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被死亡取代,”接着结束第一个句子,“想到在你身体里面,远离自己的存在,这痛苦有一天会找到自己最终的解救”。[20]幸好,卡塔赫纳保守的天主教徒不看《宇宙日报》,正如同他们不会赤身裸体走在玻利瓦尔广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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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三篇文章时,这位年轻作家已经找到自己的一些关键想法之一,后来在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赋予典型的形式:爱情可以维持永恒,但更容易像花朵一般在最短暂的时间内凋谢,就像生病一样。[21]只有少数男性访客能忘记第一眼见到卡塔赫纳或哈瓦那这些加勒比海港口女性肉感、衣不蔽体的景象,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年轻时就住在海岸区,正是加勒比海妓院最风光的时代。至于认真、正经的女朋友,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记得他只提过一个,即当时十六岁的女学生梅塞德斯。“不过,我没办法想象她看上他哪一点;他只是个孩子,一点儿也不显眼,长满青春痘,好像得了疟疾,看起来发育不良,没有一点儿存在感……如果在街上看到他,你会以为他只是个送信的小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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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塞德斯的家人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大部分的家人都还住在苏克雷,不过,住在巴兰基亚的路易斯·安立奎常常在周末和假期时前往卡塔赫纳:“贾布在卡塔赫纳就像在波哥大一样,假装在读法律,其实在写作。”[23]当时是拉丁美洲波丽露舞曲三重唱兴盛的年代,路易斯·安立奎的梦想就是如班丘斯一般成立自己的三重唱——“比起听到贾布在写作,这会给我父亲带来更大的震撼。”[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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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此时,萨巴拉收到波哥大的萨拉梅亚·博尔达捎来的信息,询问这位年轻学徒的文学活动。其实,此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放弃了他的故事,但他无法对萨拉梅亚说不,很快修改了《死亡的彼岸》,于1948年7月25日刊登在《观察家报》。当加西亚·马尔克斯知道一位很重要而且具影响力的人物还在挂念着他,而且还在波哥大继续协助他发展写作兴趣,这必定让他既感到受宠若惊,又觉得非常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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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16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报社公务前往巴兰基亚,但没有直接坐巴士回卡塔赫纳,而是决定去见几个由卡塔赫纳的朋友所推荐的记者。这是另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决定。他前往《国民报》(El Nacional)的办公室,赫尔曼·巴尔加斯和阿尔瓦罗·塞培达当时工作之处。他们是一群松散的波希米亚同好,后来称为“巴兰基亚团体”。[25]第一天晚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讨论的热情、有见地的贡献,已经让这个团体的第三位成员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印象深刻,这位自由党报纸《前锋报》(El Heraldo)的助理编辑要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卡塔赫纳之前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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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很高兴地知道这些显然见过世面的记者已经知晓他的名声,并且像失散已久的兄弟般拥抱他,把他介绍给当地的文学大师,也就是卡泰隆作家拉蒙·范恩斯。他们出发前先往酒吧和妓院作乐,最后来到一个叫作“黑色尤菲米亚”的传奇地点,此地后来在《百年孤独》中名垂千古。在那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曼波和波丽露歌曲,奠定了个人的胜利,以及和这个团体之间的联结。他在阿尔瓦罗·塞培达的家里过夜,有别于其他人,他们的年龄相当,对于花衬衫和艺术家的长衫品位类似,只是塞培达的头发更长,穿凉鞋,像个拓荒时代的嬉皮士。塞培达嗓门很大、性格容易夸大,固执己见。他给加西亚·马尔克斯看一整面墙的书籍,大多是北美和英语的书,他大声地说:“这些是目前最好的书,唯一值得阅读的,由唯一知道如何写作的人写的。如果你要的话可以全部借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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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回忆录,第二天早上,加西亚·马尔克斯被送走时带着一本小说《奥兰多》,由一位他从来没有听过的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著。塞培达似乎认识她,因为他总是称她为“老伍尔芙”,就像整个团体的人显然都和他们最喜欢的作者威廉·福克纳有亲密关系,他们通常叫他“老头子”[26]。许多年后,这些硬汉仍然讶于拘谨的伍尔芙夫人的文字所显示的热情。朋友回忆到,对于当时声称在她的某篇小说中读到一句显然不像女士写作的句子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特别感受到冲击。“爱就是脱掉内裤”是来自《奥兰多》中“爱就是脱掉衬裙”的“缩略”翻译[27]。这句引述对于他的世界观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比乍看之下还要深远。无论如何,他告诉每个人“弗吉尼亚”是个“强悍的老娘们儿”[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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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的考试时间渐渐逼近,加西亚·马尔克斯非常绝望。他的上课率非常不稳定——正式记录上就有十五次缺课——即使听进去,吸收的也很少。一位当时的同学回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报社工作到凌晨三点,在新闻纸卷上睡到七点,那时我们已经开始上课。他总是说自己待会儿要洗澡,因为他来大学之前没有时间洗澡。”[29]那一年他的平均成绩及格,但罗马法未通过,而且数年后还回来纠缠他,并且很可能在他永远无法取得律师资格这件事上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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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与巴兰基亚团体的来往不仅启发他,也让他更有自信,并且开始写第一本小说,标题为“家”。这本小说写的是他自己的过去,的确也可能是他酝酿许久的一本小说。他最开始写这本小说是在1948年的下半年,接着在1949年的上半年加快步伐。他的朋友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和哥哥奥斯卡住在父母位于旧城墙内的巴帝尤二街上一座庞大的19世纪大屋里。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常去拜访,常常在那里吃饭,偶尔也在那里睡觉。那栋房子里收藏着很多书籍,加西亚·马尔克斯常常被人发现躲在图书室里阅读哥伦比亚的历史。哥哥奥斯卡记得:“我父亲称他有‘公民勇气’,因为他说,像他那样穿着需要很大的勇气……我母亲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疼爱……他会带着用领带绑起来的一大捆纸,也就是他在写的东西,他会打开稿子坐下来读给我们听。”[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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