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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存留的手稿以及后来刊登在巴兰基亚《前锋报》的摘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的故事背景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公外婆家，主题使人联想到福克纳，不过风格却不相同；小说非常有趣，有潜力，但流于平淡，现存的手稿看不出受到福克纳或乔伊斯，甚至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影响。书中的人物有点像他的外公外婆以及他们的祖先，地点有点像阿拉卡塔卡，有一场类似“千日战争”的战争，不过，此时他尚无法超越片段的插叙，平淡，看来似乎是毫无生命力的叙述。看起来，加西亚·马尔克斯似乎无法逃离那座大宅院。或者换句话说，他尚无法分辨“家”和现实中的房子，小说和灵感的起源。然而我们毋庸置疑的是，在此篇小说中《百年孤独》以令人讶异的程度萌芽，孤独、命运、怀旧、父权统治、暴力，这些主题都在等待着十多年后才会找到的特殊语调和观点。一部分的事实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无法完全地讽刺自己的文化，当时无法想象任何和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有关的事物可能是荒唐或甚至可笑的。讽刺的是，当时他并没有想到可以将卡夫卡的幻想世界和他回忆里的真实世界联系起来。[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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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他突然病重。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引发此次危机的是他和萨巴拉在政治上的争执。3月底的某天晚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萨巴拉坐在“洞穴”里吃着他们的深夜晚餐。自从去过巴兰基亚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行为越来越差劲，在《宇宙日报》的工作表现不稳定，由于和阿尔瓦罗·塞培达的交往而显露出青少年叛逆、漫不经心的迹象。萨巴拉汤喝到一半停下来，透过眼镜看着他，尖酸地说：“告诉我，加夫列尔，你做这些愚蠢的行径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国家正一步一步朝向毁灭？”[32]受到刺激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继续喝酒，结果在“先烈步道”的板凳上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他在一阵热带倾盆大雨中醒来，衣服全湿，肺部剧痛，后来被诊断罹患肺炎。他因而回到苏克雷，不管需要多久时间，都必须在父母的房子里休养——对于支气管病人而言，苏克雷不是很理想的地点，因为此地附近的水位比以前还要高，镇上就像《恶时辰》或《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里一样常常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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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成为重要的一次返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说，他预期大概得待上半年跑不掉，虽然后来其实并没有超过六个星期。不过，这不但是许多年来他和家人共度最长的时间，也是他事先知道自己会被关在家里很长的时间。他当时并不了解，但其实内心已经开始了一场安静无意识的革命。如今他的众多弟妹都已经长大，这场革命的速度尚无立即的效果，但长期而言，对他的文学、历史想象和观点非常的重要。也许可以说，如今纠缠他想象力的不只有死人，还加上活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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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当上记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开始注意苏克雷这个地方。当地最有意思的传奇人物之一是西尔贝（女）侯爵，据说这名金发的西班牙女子，应该是住在偏僻的村落西尔贝（为毒蛇之意），她从来没有结婚，也不曾和男子发生过性行为。她会魔法，名下的农场有好几个城镇大，活了两百多年。每一年她都会巡回当地帮人治病，帮助她所保护的对象。她死前让牲畜游行经过她的房子，花了九天的时间，直到它们踩在湿土的脚步终于形成苏克雷西南方、圣豪尔斯河以及高卡河之间的西尔贝大沼泽（谢纳加）。然后，她把剩下最珍贵的遗产、宝藏以及永生不死的秘密一起埋在大沼泽里，剩下的财产分给服侍她的六个家庭。[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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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传说由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何塞·帕伦希亚的堂弟安赫尔·卡西·帕伦希亚转述，加上自己收集的其他故事，不仅有助于为三四年后他所写的一系列才华洋溢的文章奠下基础，也启发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了不起的文学创作《格兰德大妈的葬礼》——那毋庸置疑是首部具有成熟加西亚·马尔克斯风格的作品。另一部分的灵感来源是苏克雷一位富有的居民，她住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家人的朋友贞提尔·奇门多家族隔壁。她的名字是玛丽亚·阿马利亚·参帕尤·阿瓦雷兹，这名女子看不起教育和文化，无止境地炫耀自己的财富。她在1957年去世时，举办了一场特别豪华的葬礼。[34]另一个同样不寻常的故事是一位十一岁的女孩儿，被外婆强迫卖淫的她在许多年后成为他笔下许多个虚构的角色，其中最著名的是“艾伦狄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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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身为一位讲故事的人，如今他的发展以最具戏剧性的方式受到质疑。在一封给巴兰基亚朋友的信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暗示对方，如果可以收到一箱书以平衡苏克雷的荒芜以及父母家的不文明，那将令人期待。[36]书籍依照他的愿望寄到，包括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村子》《我弥留之际》《野棕榈》，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多斯·帕索斯的《曼哈顿中转站》，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愤怒的葡萄》，内森《珍妮的画像》，以及赫胥黎的《针锋相对》。不幸的是，阅读这些才华洋溢现代主义作家的文学作品的结果就是，《家》的写作慢到几乎停止[37]。更重要的是，他在逐渐恢复健康之际，也开始恢复余兴活动。他一直没有到西尔贝村，但在路易莎·圣蒂雅嘉极度的反感之中，他和肉感的妮格罗曼塔又恢复了关系（她当时已成寡妇）。他也交了一些新朋友，其中之一是来自孟波克斯的卡洛斯·阿雷曼，当时他已经被选为县议会的成员，他回忆自己在1949年5月抵达苏克雷时的场景：“在临时茅屋里，一群欢迎我们抵达的群众之中，一名男子的穿着带着异国风情，特别显眼：农人凉鞋、黑长裤、黄衬衫。我对拉米罗说：‘那只鹦鹉是谁？’他回答：‘那是贾布。’他穿着那些衣服非常显眼，其他人都穿卡其布。”[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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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该尚处于疗养之中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朋友哈克波·卡西、另一位自由党战士一起加入一个团体，他们一起坐三艘汽艇航行于整个莫哈纳地区，每艘船都插上自由党的旗帜，船上有整桶的朗姆酒，以及一个铜管乐团。自由党的支持者在河边喝彩，当地的老板通常是自由党的地主，会在他们上岸时安排庆典和会议。奥斯卡·艾斯毕里埃亚后来回想：“其实，那时候我们都信仰马克思主义，都在等待革命，但卡洛斯·耶拉斯从来都没有下命令。”[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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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加西亚·马尔克斯觉得身体已经复原，可以回到卡塔赫纳进行日常活动。身为新选上的县议员，他的朋友卡洛斯·阿雷曼并没有妄自尊大，不过，利用自己的新地位和预算安排大吃大喝，通常可以让他贫穷的朋友有足够的食物可以维持一个星期，加上总是一成不变地在妓院落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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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从苏克雷回来，写下一篇关于学生选美的署名文章时（此举已经非常罕见），他并不是署名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而是“塞提莫斯”，这是受到弗吉尼亚·伍尔芙笔下《达洛维夫人》角色名字所启发的笔名。[41]在第一篇署名“塞提莫斯”的文章《星期五》中，最显著的是笔下的自信，几乎傲慢的语调中包括以下轻蔑的声明：“我们是学生，我们已经发现了完美国家的程序，也就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公平的薪资，剩余价值的公平分配，解散得支薪的国会，完全、集体的放弃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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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生病前严重忽略了法律系的学业，康复之后更下定决心不予理会。他大声宣扬自己对法律的痛恨，在大学肃静的走廊上安排即兴的足球赛，因此名噪一时。危险的是，他如果得到律师资格，有可能因诱惑、家人因素或良心被迫去执业。卡塔赫纳的法律课程比波哥大更加烦琐，最后，他的医药法和民法讨论课都不及格（报复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民法考试则低分险过，另外五科及格。如果考虑到他缺课的状况，有这样的成绩实在是个奇迹。然而，他没有挽救罗马法，因此带着三科不及格升到大学生涯的第四年。[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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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的波哥大，现任保守党政府了解到自由党领导阶层的分歧和软弱，再度实施围城，并且关闭国会——所谓的“体制内政变”。几天后，政府宣布八点开始实施宵禁。由于自由党未能实时反应，等于鼓励保守党无须再克制，此次再加倍的“暴力事件”使得整个国家尸横遍野，最严重的是乡下地区。不过虽然一如往常，北部海岸区受到的影响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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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1948年到1949年这段时期也是非比寻常的年代，是20世纪最紧张、最具决定性的时刻。新的泛美体系在波哥大创立，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在波哥大。这个组织的成立主要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直到最近才主导在欧洲一项关于成立联合国的讨论，并且足具象征性的安排将此新机构的会议地点从伦敦迁往纽约。不久前，杜鲁门总统才决定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中央情报局于1947年成立，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角色之一 ——教皇则沉默地站在美国这一边。杜鲁门总统因为这方面立场强硬而获选连任。以色列在西方国家的全力支持下建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苏联对柏林实施禁运，美国以空投回应，苏联测试自己的原子弹。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决定主导自己的人生，离开卡塔赫纳。在最近宣告的冷战及随之而来的时期中，运作于世界的新国际体系已经稳固的到位，这是他成年生活及其当时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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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黑人流浪汉作家、革命家及医师马奴耶·萨巴塔·欧立维亚的生命路径再度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交会，正如同未来再度所发生的。此时，他带加西亚·马尔克斯首度游历曾经是帕迪拉的这个省份，马尔克斯上校在“千日战争”中经常出没此地。萨巴塔·欧立维亚刚从波哥大的国立大学毕业，虽然出身卡塔赫纳，他却动身前往雪山脚下、距离乌帕尔山谷大约十二英里的小镇拉巴斯，在此从事他的新专业。萨巴塔邀请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一起前往新居，年轻人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在拉巴斯和乌帕尔山谷，他第一次见到瓦伽娜多和梅伦格舞歌手在他们的自然环境里表演——尤其是有影响力的非裔哥伦比亚手风琴家小亚伯·安东尼奥·维亚，他是第一位录制瓦伽娜多音乐的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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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卡塔赫纳时，他终于下定决心 , 是该离开的时候了。若要回顾他的文化传承，从巴兰基亚来看更适当。他在卡塔赫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2月22日的派对上，庆祝十七岁的朋友豪尔斯·里·毕斯维尔·科特斯的小说《蓝雾》（Neblina azul）出版。他在《宇宙日报》以些微的赞许、施惠以及藐视的评论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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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艾斯毕里埃亚回忆加西亚·马尔克斯唱着自己宣告为“我所学的第一首瓦伽娜多歌曲”时，第一句是歌词：“我会给你一束勿忘我，让你照着花名做。”[44]这句歌词被卡塔赫纳的作家含蓄地用来暗示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些不公平的“遗忘”——实际上断绝关系的，不只是这个城市被公认为势利、保守的上层社会价值，还有帮助过他的朋友、启发过他的同事，另外还有最重要的，爱他、教导他的编辑克雷门特·马奴耶·萨巴拉。直到1994年《爱情与其他魔鬼》的序曲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没有公开提过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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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年轻人显然后来对于某个人有不知感恩的情况，针对卡塔赫纳时期对他往后发展贡献良多的人，他也始终如一地轻描淡写。但同样清楚的是，如今卡塔赫纳的作家声称，这城市及其知识分子对这位发迹时期的小说家的影响过于巨大，却低估了他在此地的遭遇让他吃了多少苦。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学校的这七年是个可怜的男孩儿，仰赖奖学金和他人的善举。在波哥大他永远缺钱，在卡塔赫纳——以及后来在巴兰基亚——他根本就是一贫如洗。然而在那些年间，他仍然有办法微笑，几乎总是抱持正面的态度，不论友善或不友善的见证人都证实他真的从来未曾自怜，或要求他人的同情。他如何维持泰然自若，如何保持信心，如何建立自我的决心，如何有办法在如此艰巨的环境下养成、强化他的使命，加上家里有十个弟妹也居住在相对而言贫穷的环境中，也只能用像是勇气、性格、无法动摇的毅力这样的字眼来诠释他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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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304。本章描述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之访谈，包括：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波哥大，1991），卡洛斯·阿雷曼（波哥大，1991），马奴耶·萨巴塔·欧立维亚（波哥大，1991），胡安·萨巴塔·欧立维亚（卡塔赫纳，1991），雅克·吉拉德（土鲁斯，1999，2004），艾科妥·罗哈斯·赫拉索（巴兰基亚，1998），以及玛妲·杨恩斯（卡塔赫纳，2007），及其他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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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时期有两部佳作：Gustavo 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 ： García Márquez en “El Universal”（卡塔赫纳，《 宇宙日报 》，1995）及Jorge García Usta，Como aprendió a escribir García Márquez（Medellín，Lealon，1995），此书在2007年出了一部书名较不轰动的修订版：García Márquez en Cartagena ：sus inicios literarios（Bogotá，Planeta，2007）。两者皆表示这个城市对于他发展成为一个作家的影响较证据所显示的更深远，但他们都想修正多数人的观点，一般认为其后于巴兰基亚（1950—1953）的时期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们尤其反对法国学者雅克·吉拉德的著述，他在20世纪70年代收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宇宙日报》（卡塔赫纳）、《前锋报》（巴兰基亚）、《观察家报》（波哥大）以及其他报章的所有文章。不管对这个无止境的论战采何种观点，都无损于吉拉德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相关研究的贡献，而他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闻作品》系列所著之序言更是不可或缺。自1948年至2008年为止，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发表的一千多篇文章、散文以及短篇文学，只有少数曾以英文发表。针对这个时期的作品请参考Jacques吉拉德主编，Gabriel García Márquez，Obra periodística vol.I：Textos costeños 1（波哥大，黑羊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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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306-316，提供了有关这几个星期的大量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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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profile of Rojas Herazo，《前锋报》（巴兰基亚），1950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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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313-314，pp.320-321。在此书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称他为“何塞·桃乐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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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Un domingo de delirio，《观察家报》，1981年3月8日，其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卡塔赫纳，提到它的魔力并揭露阿尼玛斯海湾的码头曾是他最喜爱的地方，就在市场以前的位置。亦见Un payasopintado detrás de una puerta，《观察家报》，1982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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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卡塔赫纳，一般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因为向他学到很多而正式地向萨巴拉致谢，在1980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对记者Donaldo Bossa Herazo表示“萨巴拉是一位绅士，多亏他造就了现在的我”（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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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两篇文章皆无标题，出现在《宇宙日报》，署名“新段落”，于1948年5月21日及22日发表，距“波哥大大暴动”六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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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些以及其他所有这时期的文章都可在吉拉德主编Textos costeños 1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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