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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说有着双线、福克纳式的情节发展。1928年9月12日下午两点半到三点之间,三个角色在医生死去的房间里坐了半个小时,等着他被放在棺材里抬出去。因而处于非常紧张的氛围中,他们害怕痛恨医生的镇民会阻止葬礼的举行。然而在这半个小时之间,经由各自意识的倒叙片段,他们也回想起家人的整个人生,也就是上校来自瓜希拉的家人。这是福克纳《我弥留之际》较为复杂的版本,虽然也是比较静态而有技巧的版本;这本小说是侦探故事,读者必须破解迷宫或拼图。这位年经作家惊叹于福克纳、伍尔芙,也许还有博尔赫斯等天才的作品,既想表现出来又同样地想隐藏,我们看到的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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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这里同时所见到的是回归,也是抽离——很清楚的是,这关键性的体验非常得强烈,融合了情绪与知识、过去和现在。如果这本小说对于哥伦比亚现实的看法尚且不是残酷的嘲讽,那是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希望把外公包括在这责难之中,或是让自己的过去在回顾时太过苦涩(或太过迷惑)。此时,上校这角色虽然自相矛盾,但主要仍是受推崇的对象,只受到最轻微的嘲讽。然而,由于回到他的出生地,加西亚·马尔克斯了解到马孔多已经被一种力量侵袭,此处的居民视之为命运,他现在则视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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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的197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评论道:“我对《枯枝败叶》有很深的感情,对于作者也有很深的同情。我可以如白日一样地看见他—— 一个二十二三岁的男孩儿,以为自己一辈子永远不会再写其他的东西,这是他唯一的机会,因而尝试把一切都写进去,他所记得的一切,从所有读过的作者中学到的技巧和文学工匠的一切。”[50]未来的许多年里,他会断断续续地维持《枯枝败叶》的写作,不过,这本书后来有完善、真正开始开花结果。这个年轻人虽然永不自满,有了运气加上更多的努力,他的文学未来无疑更加光明。不过,他并不是可以写那些陈词滥调的人——他永远不会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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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需要谋生,他继续帮《前锋报》写“长颈鹿”专栏,几乎每天都写,并且当《纪事》周刊的“发动机”。当时他所写的每一篇作品,不论多么微小,多么赶时间,几乎都在某些程度上带有探索和创造的特征。不过就传记而言,那时期最有趣的文章出现在1950年12月16日,标题为“女友”。西班牙文的“女友”可以是女性朋友也可以是女朋友。简单地说,这是他公开回应再次见到梅塞德斯·巴尔查的兴奋,这篇文章冷淡的语调中难掩兴奋。文中描述这位“朋友”正如当时以及现在的梅塞德斯,也是“东方面孔”、有着“斜斜的眼睛”、“高颧骨”、“黝黑的肤色”,以及“发自内心的嘲弄”态度。梅塞德斯会待在城里是因为家人几个月前面对“暴力事件”时逃离家园,出乎意料地来到苏克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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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巴尔查之间的交往从头到尾都很神秘。[51]他们俩常常拿一件事开玩笑,他坚持她九岁时自己就已经决定要娶她,她则坚持直到他在1955年前往欧洲之前,自己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1950年12月的这篇文章当然没有做出直接的解释,不过,文章写到两位主角已经三年没有见面。事实上,1947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从锡帕基拉毕业的那一年,他回家度暑假,接着前往波哥大上大学。在那之后,他尽可能少回家,反正梅塞德斯不在苏克雷,而是在梅德茵的修女学校读书,只有在年底的假期才回家。一直不断有故事传说,在1947年之前,她在孟波克斯读书时,贾布会在那里闲晃。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回忆到,他1949年在卡塔赫纳时曾谈到她,但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到后来的六年间,他们俩似乎都没有什么接触,也没有联系,纵然第六年必定已经算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命中最具关键性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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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迹象显示,在他们见面的很久之前,他就预期她会在圣诞节从学校回到巴兰基亚。首先,他终于离开了“巨塔”,搬进一家比较体面的寄宿处;他经由苏克雷的关系认识经营它的阿维拉姐妹。她们住在上城离“绿野饭店”只有几条街之处,距离他的诗人朋友梅拉·戴尔玛的住处不远[52],这里正好离德梅特里欧·巴尔查在六十五街和7月20日大道交叉口新开张的药店很近。加西亚改变了自己的打扮,剪短头发、胡须也比较整齐、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以较体面的鞋子替代热带凉鞋。他朋友的反应一点儿也不留情,有些人预测他只要离开“巨塔”就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这次搬家显然刚好碰上他领悟到新小说——一本关于他和自己人生的小说——此刻已是安全的现实,他因而决心要安排巧遇梅塞德斯。毕竟,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崭新的男人,比起过去有更多可以付出给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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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的羞怯仍是个问题,家人至今仍然拿此事出来开玩笑。莉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道:“梅塞德斯搬到巴兰基亚时,贾布花好几个小时在药店里和德梅特里欧·巴尔查聊天,就在他们家隔壁,所以人们对梅塞德斯说:‘贾布还在暗恋你。’她回答:‘不是,他暗恋的是我爹,他总是和他聊天,连一句晚安都不曾对我说过。’[53]”加西亚·马尔克斯承认自己当了十年“街角的男人”,在那里闲晃,就为了看一眼高傲又嘲弄的梅塞德斯,忍受一阵阵来自这女孩儿的挫折的痛苦,甚至偶尔的羞辱。似乎有很长一段时间,她觉得自己很难认真看待他,对他一点儿兴趣也没有。[54]巴兰基亚团体的成员后来回忆到,有时梅塞德斯放假,离开学校后在药店里帮忙时,他们开着塞培达的吉普车兜风,加西亚·马尔克斯要求塞培达慢慢地开车经过药店,只为了看她一眼——无视他充满男子气概的朋友的嘲弄,因为他们对于女人的态度大不相同。梅塞德斯本人只接受过两家报纸的采访(其中之一是她的小姑,带有嘲讽的标题:“贾布等我长大”)。她在1991年告诉我:“我和贾布向来都只和一群人一起出去。但我有一个巴勒斯坦的姑姑会帮我们掩护,她总是尝试让我们共处,她每次一开口就说:‘等你嫁给贾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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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圣诞节,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贾布终于说服梅塞德斯给他一次机会,带她去“绿野饭店”跳了几次舞。她总是逗他,不肯承诺,却也没有明显地拒绝这年轻男子的追求,他选择相信他们之间有什么默许的协议,相信自己大有机会。这是个全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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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早期的约会,至少知道一些内情的是艾妲·加西亚·马尔克斯,她被父母亲驱逐到巴兰基亚,只为了把她和自己亲爱的追求者拉法叶·贝雷斯分开。她告诉我:“梅塞德斯不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但我是她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以前会一起去‘绿野饭店’跳舞,我会和她父亲跳舞,让贾布可以和梅塞德斯在一起。”[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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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加西亚·马尔克斯以想象得到最乐观的心情开始于1951年,并不知道其实自己小心安排、得来不易的新生活正要受到残酷的破坏。1月23日,他又得到来自梅塞德斯的消息。一张简短的字条告诉他,他的朋友卡耶塔诺·贞提尔在苏克雷被谋杀了。这两家人非常亲近——卡耶塔诺的母亲胡莉耶妲是南奇的教母——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发现他的几个弟弟妹妹目睹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当时不在苏克雷的只有艾妲、在卡塔赫纳参加保守党会议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以及贾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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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卡耶塔诺·贞提尔的是梅塞德斯在孟波克斯的室友小玛格丽妲的兄弟。她结婚那天晚上,玛格丽妲对丈夫表露自己并不是处女,他把她当成损坏的商品送回娘家去。孟波克斯的谣传之一是,她在“暴力事件”时被一个警察强暴,因为怕被报复而不敢说出真相。她只好说是卡耶塔诺·贞提尔夺去了自己的贞操,而他也的确曾经是她的男朋友。真相永远不会大白。[56]她的兄弟马上出发重建家族名誉,就在整个镇的面前,在苏克雷大广场上把这名嫌犯杀死。三十年后的1981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把这个故事写成他的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这是一宗残酷的谋杀案,纠缠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全家人数十年的时间却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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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后,他还没有机会弄清楚这桩可怕的事件,就先收到一封信。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参加完会议并没有回到苏克雷,而是去了巴兰基亚。贾布坐公交车到市中心的罗马咖啡座,打算去见他惊慌失措的父亲,他也听到了消息。由于政治暴力行为越来越频繁,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路易莎·圣蒂雅嘉早已为这家人的未来担忧,而这野蛮的暴行则是最后的一根稻草。(老实说,自从一位真正的医生搬到镇上他住的那一区之后,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苏克雷的财务状况就不是很好。)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今后的得力助手古斯塔沃一起去过卡塔赫纳,在保守党朋友和城里的亲戚间打听,安排把家人迁到卡塔赫纳。他不但要贾布帮他们安定下来,还要贾布自己也搬回卡塔赫纳,以协助改善家里艰难但尚未绝望的财务状况。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说,这还有一个好处,贾布可以回去读法律。[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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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恐惧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苏克雷基本上是保守党的地盘,他自己也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应该可以受到保护。如德梅特里欧·巴尔查这样的自由党才应该要逃走——他也的确逃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这家人应该可以安然无恙。而且,卡耶塔诺的谋杀并不是出于政治动机。只是,当时已开始出现造谣中伤的黑函,暗示了社会的崩解,而且不只是针对主要为腐败的政治事件,除此之外,还有设计用来毁人声誉的性丑闻的指控。复仇的种子开始扩散,当然,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还有自己的性丑闻需要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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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沉重的心情,贾布不情愿地同意父亲的要求搬回卡塔赫纳,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则回到苏克雷安排出埃及记,路易莎的心都碎了。莉西亚回忆道:“正如母亲到达苏克雷的时候哭泣,她离开的时候也哭泣。”[58]这家人在苏克雷住了十一年多,海梅、埃尔南多、阿夫列多、埃利希奥·加夫列尔都在此出生,特兰基利娜也在此去世。终于有一次,即使是短暂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一个被水围绕的小镇成就了些许的地位和权威,甚至在那里盖了第一栋房子。然而,正如先他们而去的巴尔查家族,正如1948年的贾布和路易斯·安立奎,整个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此刻成为逃离“暴力事件”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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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贾布自己而言,这是一场灾难,我们只能想象他的焦虑。虽然几乎没有和他们长期住在一起过,他还是让自己被拖回家人的怀抱里。他和《前锋报》的管理阶层协调,继续从卡塔赫纳寄交他的“长颈鹿”专栏稿。他们很大方地同意先付他六百比索作为六个月的专栏稿费,以及每周七篇大致上政治立场中庸的社论。对他而言,生活变成一场噩梦,对福恩马佑尔却很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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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的情况完全是混乱的。没有一个孩子被送离家读书,比较小的那几个甚至连书都没读。在先前所有的失败之后,虽然有短暂的再尝试一次,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一定知道自己没办法在卡塔赫纳以药师的身份生存下去。他也半调子地尝试当医生,但对于江湖医生而言,卡塔赫纳并不是什么应许之地,一年不到他就又离家,在苏克雷地区到处游荡当医生,如同他们搬到巴兰基亚的那十四年间一般。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再也无法完全养活妻小,一直要等到十年之后,这家人才有办法说他们已能重新再站起来,而且那也只是因为大部分的孩子都已离家,并且是由玛歌承担大部分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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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很有可能贾布回到卡塔赫纳时本来抱着不需要待太久的希望,但又觉得需要表现出意愿,帮助家人在这个昂贵又不见得友善的新环境安定下来。他夹着尾巴爬回《宇宙日报》,意外而感谢地受到萨巴拉、洛佩斯·埃斯瓜里亚萨和其他老同事展开双臂欢迎——更令他意外而感激的是,他们给他比巴兰基亚更高的月薪。[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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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再回去读书。他不情愿地去注册时才发现,自己在1949年年底结束时不及格的科目是三科而不是两科,这表示他不能升四年级,而是要重读三年级。[60]他很快地放弃了读书的想法,他的父亲听说了这个决定,对推诿的长子发了一顿脾气。古斯塔沃记得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质问贾布这件事时,他们正好在旧城外的“烈士滨海步道”上。听到儿子承认自己决定放弃法律而专注在写作上时,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所说的话在家里成为传奇,他怒吼着:“你最后会只剩纸可吃!”[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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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习惯把自己的贫穷与其详情隐藏在小丑的制服之下及其表演背后的年轻人而言,庞大、难以控制、贫穷的大家庭一旦与他自己都市的世界连接,一定让他非常的难为情,更别说感到羞辱。住进新房子的第一天晚上,加西亚·马尔克斯记得踢到一包东西,是他外婆的骨头,路易莎·圣蒂雅嘉带来重新埋在他们的新家。[62]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对于这家人的处境感到啼笑皆非,他当时认为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发明的称呼最为传神:“那个种马。”[63]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则毫不掩饰自己对儿子的感受。有一次,卡洛斯·阿雷曼遇到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当他问候贾布时,身为父亲的他大声抱怨需要儿子的时候他从来都不在身边,“叫那流浪的精虫去见他母亲!”他大吼着。[64]艾斯毕里埃亚试图帮贾布说话,捍卫其他的批评,说他现在被公认是“哥伦比亚最好的小说家”,他的父亲暴怒:“他会说故事,没错!他从小就很会说谎!”[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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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还清债务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再寄“长颈鹿”的文章到《前锋报》,直到1952年2月都不再有文章发表。在家庭的混乱之中,他同时尽力地继续自己的写作。古斯塔沃回忆一起事件,可略窥他的抱负:“贾布不记得了,但他……曾经对我说:‘你听好,帮我这个忙。’接着,他拿出《枯枝败叶》的原始手稿和我一起看。我们读到一半,他站起来说:‘这还好,但我还要写一些东西,将来读者会比《堂吉诃德》还要多。’”[66]3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另一篇作品在波哥大出版:《纳沃:让天使等待的黑人》[67]。这是第一个听起来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标题,开始有他后来作品的风格。[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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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同时,胡利奥·塞萨尔·维耶卡斯正在哥伦比亚四处旅行,包括海岸地区,试图寻找具有潜力的作品。他是一位放逐自我的秘鲁政治人物、探险家,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深具影响力的罗萨妲出版公司在波哥大的代表,当时可以捧红任何拉丁美洲的作家。他告诉加西亚·马尔克斯,完成手上的作品时交给罗萨妲,他们会考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作为当代哥伦比亚小说的代表。在兴奋状态中,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崭新的活力和热情着手他的手稿。到了9月中旬,《枯枝败叶》的第一个版本已经大致上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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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一位年轻人来到卡塔赫纳,后来成为加西亚毕生好友之一,那就是身兼诗人、旅行者、业务主管的阿尔瓦罗·穆蒂斯;他恐怕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哥伦比亚唯一能够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对等地位交谈的人。[69]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形容他有“传令官的鼻子,土耳其人的眉毛,巨大的身体,鞋子小得像水牛比尔一样”[70]。他在欧洲受过教育,九岁时父亲在欧洲去世,他也是著名的西班牙—哥伦比亚殖民植物学家何塞·塞莱斯堤诺·穆蒂斯的亲戚。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的第一个故事之前,穆蒂斯第一本出版的诗集《两百〇四号》出现在《观察家报》,他的第二本作品《瞭望员马格罗尔的诅咒》在几个月之后出版。正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创造了他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之时,穆蒂斯已经创造了马格罗尔,一个同样注定成为世界名人的角色。然而,当时穆蒂斯已经在哥伦比亚保险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在巴伐利亚酿酒公司当了四年的公关部部长,接着又当了快两年的广播主持人。如今他是哥伦比亚国家航线公司的公关部部长,也就是之前路易斯·安立奎工作的同一家航空公司,因此,传说穆蒂斯有本事可以在短时间内弄到机票。穆蒂斯刚在波哥大遇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老同学贡萨罗·马亚利诺,穆蒂斯特对朋友展现好意热情的方式是,一发现马亚利诺从来没有去过海边,当天就把他的朋友带去。[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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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时,他们去《宇宙日报》找贾布,接着去“大口区”,在他们小旅馆的阳台上喝一杯。他们坐在那里喝酒时,热带风暴开始在身边增强,从灰白的加勒比海滚滚而来。最强的时候,身边的椰子都爆开,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混乱中踉跄着进来,一如往常令人痛苦的消瘦,苍白,瞪大眼睛,原本铅笔一样细的胡子现在变成钢笔的粗细。以及经常给人深刻印象的热带衬衫。[72]“何谓命运?”他大声问道,如同接下来的五十年里,他见到阿尔瓦罗·穆蒂斯时都会问的问题。[73]接着,三个朋友花数小时的时间讨论何谓命运:人生、爱情与文学,以及其他话题。很难想象有两个人能够比穆蒂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更为不同,然而,他们的友谊却维持了半个世纪。他们唯一共同热衷的是约瑟夫·康拉德,而他们一认识就对福克纳意见完全不同。1992年,穆蒂斯告诉我:“他试着表现得像‘岸边人’一样,但五分钟之后,我了解到他是那种非常认真的人,他是个灵魂困在年轻人身躯里的老人。”这次的拜访时间非常恰当,因为穆蒂斯的人际关系总是让他的朋友很惊讶,他认识罗萨妲的经纪人胡利奥·塞萨尔·维耶卡斯,负责敦促加西亚·马尔克斯赶快完成工作,尽快把手稿寄出。加西亚·马尔克斯着手把混乱的打字稿整理成能用的稿子,几个星期之后,穆蒂斯回到卡塔赫纳,带着完成的版本一起回到波哥大,以航空寄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是预言式的举动。许多年后,同一个阿尔瓦罗·穆蒂斯会亲自带着《百年孤独》的副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交给另一家大型的阿根廷出版公司“南美洲”考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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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2月初,加西亚·马尔克斯现身《前锋报》位于巴兰基亚的办公室,并回答阿方索·福恩马佑尔询问他再出现此地的原因时,他说:“大师,我已经受够了!”[74]如今小说已经完成,也无法再忍受和家人一起住在卡塔赫纳的压力,却让不知感激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逃避责任。当然,他回来的时机也许和年底假期开始,梅塞德斯·巴尔查回到巴兰基亚有关。她在一所暴君式的修女高中读完五年级,此学校由梅德茵的慈幼会经营,女生必须穿着特别设计的连身衫洗澡(她告诉我,“这样我们才不会看见其他女孩儿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即使需要额外花费,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要回去和阿维拉姐妹一起住,而不是回到“巨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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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初,他收到《前锋报》办公室转来罗萨妲出版公司的信。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失望的事。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原先的理解,《枯枝败叶》的出版是几近定局的事,因此,知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编辑委员会拒绝出版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拒绝了他时,他感到非常的错愕。而且,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委员会的这封拒绝信以主席基耶尔莫·妥雷的名义发出,他是放逐自西班牙的重要文学评论家之一,刚好是博尔赫斯的妹婿,又正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景仰的人。信中承认新手作家有一些文学天分,但宣告他作为小说家则毫无前途可言,毫不委婉地建议他从事其他工作。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有的朋友虽然同样难为情,但支持他、帮助他坚强地渡过——他正好需要,因为他所受到的震惊和失望已经让他濒临生病的危险。阿尔瓦罗·塞培达不屑地说:“大家都知道西班牙人是笨蛋!”所有的人都支持他们自己的判断,不同意妥雷的意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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