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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音乐、我的手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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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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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歌声传达[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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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几位拉丁美洲作家曾经和可称为真正的大众文化有如此紧密的接触，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接下来五十年所做的。他甚至会说，自己和瓦伽娜多音乐以及创作音乐家的相遇才真正给了他《百年孤独》叙述风格的灵感。[81]这样的比较非常有意思，因为那本小说中每一页所描述的事件比任何其他可以想得到的故事都还要多。但加西亚·马尔克斯更进一步，在瓦伽娜多的具体性与自己小说和生活的直接关系之间建立了对比：“我的书里没有一行字是无法不连上真实的经验，总是和某个具体的现实有关。”这就是他为什么总是主张自己并不是“魔幻现实”作家，只是个“可怜的见证人”，抄下放在桌上的东西。[82]也许，这一切唯一令人意外的层面是，一向以对女性的共鸣受人推崇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居然如此完全地认同这种非常武断地赞扬男性和男性价值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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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艾斯克隆那在一起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了人生中另一次伟大的神秘奇遇。他们在拉巴斯的小酒馆一起喝冰冻啤酒和朗姆酒，一名年轻人走进来，穿着像牛仔，戴着宽边帽。干裂的皮肤，腰上挂着一把枪。跟他很熟的艾斯克隆那说：“让我为你介绍加西亚·马尔克斯。”那男人握手的时候问：“你该不会和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有亲戚关系吧？”“我是他的外孙。”“那么你外公杀了我外公。”[83]这名年轻人的名字是里桑德罗·帕伽科——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回忆录里说他的名字是何塞·布鲁登西欧·阿基拉尔，正如《百年孤独》里以他为本的角色。艾斯克隆那总是随身带着手枪，他很快地靠过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此事一无所知，他和里桑德罗应该做精准射击，以清空弹匣。三个男人喝了三天三夜的酒，坐帕伽科的卡车在那个地区旅行——卡车主要用来偷渡。帕伽科将加西亚·马尔克斯介绍给几位上校战时的私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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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朋友和旅伴没有空的时候，这位不情愿从事此行的百科全书推销员待在小而颓废的旅馆里，在高温下热个半死。其中一家比较好的是乌帕尔山谷的“迎宾饭店”。投宿在此之时，他读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3月底时出现在西班牙语版的《生活》杂志，由巴兰基亚的朋友寄来。就像“一根炸药一样”[84]，加西亚·马尔克斯完全改变了先前对于海明威这位小说家不认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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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老人与海》，他清晰地记得旅程中在其他旅馆或妓院里重读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在群蝇飞舞之间和令人窒息的高温之中，也许弗吉尼亚·伍尔芙本人也难以感到舒服的地方。虽然他的笔名来自她的小说，但他以前未曾受到如此的冲击，特别是关于英国国王坐礼车经过的那一段，后来对于《族长的秋天》有重要的影响。[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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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短暂的探险之后回到巴兰基亚，对他而言，这是一段漫长旅程的尾声，经历自己的地区流行文化、他自己的过去以及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86]。他如今已准备好栖息在“马孔多”——讽刺的是，正当海明威的例子引诱他离开回忆和虚构故事的世界之时。如今提到伟大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马上密切地联想“马孔多”，既代表拉丁美洲小镇，也是一种心境。然而如我们所知，“马孔多”只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故事的一半，虽然是这一半给了他国际认同及声名。“马孔多”这个文学镇实际涵盖的地区是旧省份马格达莱纳的北部，从圣玛尔塔到瓜希拉，经过阿拉卡塔卡和乌帕尔山谷。这是他母亲和外公外婆的故乡，他父亲则是个不受欢迎的闯入者，所谓的“枯叶垃圾”。故事的另一半是父亲自己的地盘，即卡塔赫纳市、辛瑟和苏克雷镇，位于玻利瓦尔和苏克雷省份，带着狂妄自大梦想庶出之子过去和未来的地盘，因此是个被拒绝的地区；由于此地区具有殖民、压抑的光彩，同时也因为并不杰出的子孙仍然经历的羞辱，这个地区被浓缩成匿名的拉丁村落，不值得给予文学上的名字，但同样代表拉丁美洲——很容易被解读成“真实”历史的拉丁美洲。[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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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漫长的旅程结束，加西亚·马尔克斯暂时回到巴兰基亚，从最中心检视这整个被征服的空间——至少被他征服——位处整个保守地区的顶点，但并不属于这个地区。巴兰基亚不只是个门户，也是个现代的20世纪城镇，没有殖民式的做作，也没有罪恶感，可以逃离过去的沉重、鬼魅的世代，重新开始。到现在几乎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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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流浪时期将要结束，政治变化的威胁再度隐约可见。1953年6月13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坐巴士回到巴兰基亚，得知三军统帅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在政变之后接收了劳雷亚诺·戈麦斯的政府。在政变之前，戈麦斯已经从迫使他将权力交给副总统的疾病中充分康复；他尝试回到权力中心，但军队决定他的复位不符合国家利益，剩下的任期由罗哈斯·皮尼利亚带领他们负责治理。这场政变受到全国上下的支持，连某些全国性的报纸编辑都声援新领袖。加西亚·马尔克斯记得在罗哈斯·皮尼利亚着手推翻戈麦斯的第二天，自己在维耶卡斯的书店里和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激烈地争论着政治问题——维耶卡斯不久后就因为被指控诈欺而入狱。加西亚·马尔克斯甚至主动挑衅朋友说道：“是的，我认同我的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的政府。”[88]他的立场基本上是随便谁都比戈麦斯的长枪党政权要好，而艾斯毕里埃亚想要一场彻底的革命，他害怕军事独裁政权也许比保守党独裁政权还要糟糕，争论不能信任军队。两者都有道理，这是很重要的意见相歧，也具有预言的意义。后来，加西亚好几次争论渐进式的独裁比法西斯政府在民主的掩护下作恶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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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并不情愿回到《前锋报》，加西亚·马尔克斯逃离这个火坑的方法只是跳入另一个火坑。阿尔瓦罗·塞培达·萨穆迪欧已经卖了一阵子汽车，长期以来都有和《前锋报》竞争的欲望，想办一份更好的报纸，主导整个海岸区。大约10月时，他得到一个机会负责《国民报》，希望将之变成他在美国学到的那种现代报社。他雇用新近失业的朋友当助理，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回想，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时期之一。两个年轻人日夜都在办公室里，却很少有成品出现，也很少准时完成工作。[89]不幸的是，并没有资料留存下来，因此无法评论他们的努力。我们只知道塞培达主持早上的编辑会议，送到内地贩售；加西亚主持晚报会议，在巴兰基亚贩售。他们的结论是，部分问题是有些老员工想破坏这个想创新的报社。不幸的是，事实似乎是塞培达当时无法拿出管理这样的运作所需要的纪律和敏锐度。加西亚·马尔克斯谨慎地回忆道“阿尔瓦罗甩上门离开”。[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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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还有合约在身，他继续努力试图用旧资料撑下去写稿，但他也因而开始写新的故事《星期六之后的某一天》，这也是少数他后来承认真正喜欢的早期故事。最有趣的是，这篇作品虽然让人联想到《家》，故事背景却是在一个叫“马孔多”的地方。不仅如此，去过的人都很容易发现“马孔多”就是阿拉卡塔卡的化身，虽然带着一点儿神秘感，却有着清晰的透明度，广阔的天空，而不是主导《家》和《村庄》（苏克雷的化身）的黑暗阴沉。而且，这里甚至有一座火车站！同时，这个故事——其实是简短、高度浓缩的短篇小说——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座房子里，也不再如大部分早期的故事以及出版的片段，其中带有明显的政治化，专注在市长和当地的神父身上。更有甚者，故事中出现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名字，还有他们的亲戚蕊蓓卡这个“令人难受的寡妇”。作品中还有一名来自镇外的可怜男孩儿，加诸他身上额外的同情明显带着社会和政治批判的意味。同时，这个故事展现了一系列后来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喜欢的主题，以瘟疫（此处是死鸟的瘟疫）及人类孤独的概念为开端。[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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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瓦罗·穆蒂斯如今是埃索公司的公关部部长，接近年底时回到巴兰基亚，见到朋友的困境，再次尝试说服他搬到波哥大，说他“在乡下生锈”。[92]穆蒂斯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加西亚·马尔克斯可以得到《观察家报》的工作。这位“岸边人”心里一点儿也不想去，直言拒绝。穆蒂斯说：“那么，我会寄一张你随时可以用的机票给你，你准备好的时候再来。”[93]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重新考虑，但了解到自己即使想去波哥大也没办法去，因为他没有衣服穿。他把身上的比索凑一凑买了一套西装、几件衬衫、一条领带，然后把机票从抽屉里拿出来看着，放在新西装的口袋里。他已经尽力尝试过了，但一个没有学位的穷小子完全不可能在海岸区有像样的收入。也许有一天他能够娶梅塞德斯，他现在已经认定她，至少在心里。他的朋友说：“好吧，但你不要变成卡恰克人回来。”接着，他们带他去最喜欢的廉价酒吧“第三个人”庆祝他的离开。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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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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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上，p.311。本章资料来自访谈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弟妹，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巴兰基亚，1991、1993），赫尔曼·瓦尔贾斯（巴兰基亚，1991），阿雷翰德罗·欧布雷贡（卡塔赫纳，1991），蒂达·塞培达（巴兰基亚，1991），Susy Linares de Vargas（巴兰基亚，1991），Heliodoro García（巴兰基亚，1991），Guillermo Marín（巴兰基亚，1991），Ouique Scopell（巴兰基亚，1993），Katya González（巴兰基亚，1991），Pacho Bottía（巴兰基亚，1991），Ben Woolford（伦敦，1991），Ramón Illán Bacca（巴兰基亚，1991、2007），Antonio María Peñaloza Cervantes（阿拉卡塔卡，1991），Otto Garzón Patiño（巴兰基亚，1993），Alberto Assa（巴兰基亚，1993），Juan Roda与María Fornaguera de Roda（波哥大，1993），雅克·吉拉德（土鲁斯，1999、2004），Guillermo Henríquez（巴兰基亚，2007），Meira Delmar（巴兰基亚，2007），Jaime Abello（巴兰基亚，2007），及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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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访谈，墨西哥城，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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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巴兰基亚团体，参考阿方索·福恩马佑尔所著Crónicas sobre el grupo de Barranquilla（Bogotá，Instituto Colombiano de Cultura，1978）以及Fiorillo，La Cueva，有精彩的描述。Fiorillo创作了一些珍贵的作品，围绕着该团体的文化议题。关于Vinyes，见雅克·吉拉德所著Entre los Andes y el Caribe ：la obra americana de Ramon Vinyes（Medellín，Universidad de Antioquia，1989）以及Jordi Lladó，Ramon Vinyes ：un home de lletres entre Catalunya i el Caribe（Barcelona，Generalitat de Catalunya，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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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hat，you are Subirats? Subirats，the mediocre translator of Joyce?（Fuenmayor，Crónicas sobre el grupo，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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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iarillo，La Cueva，p.46，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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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见阿尔瓦罗·穆蒂斯，Apuntes sobre un viaje que no era para contar，见Mera，ed.，Aracataca-Estocolmo，pp.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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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Fiorillo，La Cueua，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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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aniel Samper，Prologue，Antología de Alvaro Cepeda Samudio（Bogotá，Biblioteca Colombiana de Cultura，1977）；以及普利尼奥·门多萨，Requiem，La llama y el hi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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