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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见加西亚·马尔克斯，Obregón，o la vocación desaforada，《观察家报》，1982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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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l grupo de Barranquilla，Vanguardia Liberal，Bucaramanga，1956年1月22日，由吉拉德引述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著Obra periodística vol. V ：De Europa y América 1（波哥大，黑羊出版社，1984），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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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Fiorillo，La Cueva，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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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同上，pp.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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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同上，p.58；之后，歌手夏奇拉的父亲在那里开了一间珠宝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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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本书作者在1993年曾在此地接受阿方索·福恩马佑尔所提供令人难忘的旅程，就在他过世前不久；海梅·阿贝罗在2006年让我的信息好好地更新了一番，他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伊比利亚 - 美洲新新闻”所设基金会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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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罗登可能是第一位将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介绍给共产主义世界的人，见Estoy comprometido hasta el tuétano con el periodismo político ：Alternativa entrevista a GGM，《抉择》杂志（波哥大）第29期，1975年3月31日至4月13日，p.3，在此他提到与共产党组织休戚与共的关系，“当时二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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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第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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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Fiorillo，La Cueva，p.74. 尤菲米亚的妓院是另一个被赋予神话般地位的地点，起因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事The Night of the Curlews及《百年孤独》。许多团体的恶作剧成了不朽的文学或当地传奇，比方说当阿方索·福恩马佑尔把一只鹦鹉从树上吓得掉下来，接着掉进了“参可丘”炖锅里，当时这故事总是在“岸边人”妓院的各种奇闻逸事中闹得沸沸扬扬；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假思索地拿起锅盖，让那只鹦鹉在香味四溢的炖锅里成了鸡肉的代替品。关于巴兰基亚的妓女及文学见Adlai Stevenson Samper，Polvos en La Arenosa ：cultura y burdeles en Barranquilla（巴兰基亚，La Iguana Ciega，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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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Fioriilo，La Cueva，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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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7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哈瓦那告诉我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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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363。在《苦妓追忆录》中，以她为本虚构的角色名为卡斯托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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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在《活着为了讲述生活》中他被称为拉西德斯，而不是达玛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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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福克纳在他出名的巴黎回顾访谈中提到此事，使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备受关注。关于早期“巨塔”与其居民的叙述，见普利尼奥·门多萨，Entrevista con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Libre（Paris），3，1972年3 —5月，p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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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Una mujer con importancia，《前锋报》，1950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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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l barbero de la historia，《前锋报》，1951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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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Illya en Londres，《前锋报》，1950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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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Memorias de un aprendiz de antropófago，《前锋报》，1951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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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La peregrinación de la jirafa，《前锋报》，1950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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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萨尔迪瓦尔在《回归本源》一书中驳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事，并十分坚持他与母亲拜访阿拉卡塔卡是在1952年，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说那是在1950年。只是为了让巴兰基亚成为《枯枝败叶》最初创作的地点。与母亲的这趟旅程成为其最初的想法——事实上，根据萨尔迪瓦尔的说法，《枯枝败叶》最初创作的时间与地点是1948年至1949年在卡塔赫纳 ! 由于萨尔迪瓦尔如此坚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设法使他与母亲的这趟旅程成为他整部回忆录的起点，同时彰显他的文学造诣。萨尔迪瓦尔的假设非常无礼，根据我的判断，完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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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往后他将运用这部分记忆创作他的故事《周二的午休》，关于一个死去小偷的母亲与妹妹，他们必须走过马孔多充满敌意的街道才能见到他的墓。打从《百年孤独）的第一行起，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1955）就对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极大的影响。读过的人会注意到《活着为了讲述生活》此段的风格与内容皆与鲁尔福的书一开头胡安·普雷夏多来到科马拉的场景似曾相识。关于此时的阿拉卡塔卡，见Lázaro Diago Julio，Aracataca…una historia para costar（阿拉卡塔卡，1989，未出版），pp.19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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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相当讽刺，当地史学家Diago Julio表示1950年是阿拉卡塔卡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繁荣的一年（同上，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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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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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981年，彼得·史东为《巴黎竞赛》采访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见Philip Gourevitch，ed.，The “Paris Review” Interviews，Vol. II（London，Canongate，2007），pp.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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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我于1999年得知，见Anthony Day和Marjorie Miller，Gabo talks ：GGM on the misfortunes of Latin America，his friendship with Fidel Castro and his terror of the blank page，《洛杉矶时报杂志》，1990年9月2日，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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