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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选票和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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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是制宪会议中最为重要的人物,同时也是最少参与争论的人。他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出席会议上,因为这一行动本身就赋予了会议以合法性,否则人们即使不称之为政变,也可能会指责它未经法律授权。(大会被授权修改《邦联条例》,而不是另起炉灶。)华盛顿在争论中之所以沉默,一部分原因是他先天不爱发表意见,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担任了会议的主席——主要任务是安排会议的程序,然后倾听其他人的发言。这个角色十分适合他,因为他可以超然于争论之上,他喜欢这样的身份,而别人也几乎无一例外地赞同他。只有一次,他加入了争论,那是大会的最后一天,他批准了一份最终草案,将组成代表的选区人口数量从40000人减少到30000人,也许这么做只是为了公开宣示,他既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设计者,而在其他时候,他还是乐于坐在最高的席位上,聆听美国史上最为重要的政治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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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在想些什么?如果只阅读1787年夏天的日记和通信,我们会以为他把心思完全放在别处了:闷热和潮湿的天气,修复他那昂贵的马车,利用来到费城的机会购买贵重物品,例如一个金表链和两顶天鹅绒的职业赛马帽;而在芒特弗农庄园方面,他需要向自己的侄子兼新管家乔治·奥古斯丁·华盛顿(George Augustine Washington)发布各种指示,哪块地栽种南瓜和豌豆,什么时候收获土豆,如何让那头很难对付的倔驴进行交配。6月4日,有人看到华盛顿穿过大街赶去参加宴会时,途中被人群团团围住。然而,华盛顿并没有提到,经过4年的隐退生活,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奉承是何种感受。当然,这并不代表华盛顿内心静如止水。事实上,所有代表都必须宣誓不外泄会议内容,以免商讨的内容被提前散布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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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两次,华盛顿打破了沉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使我们得以了解他对这一重大举措到底有何感想。7月10日,他写信给刚离开大会的汉密尔顿,请求他回来。华盛顿似乎相信,危机已经一触即发,除非汉密尔顿能够及时出现。“一句话,”他承认,“看到大会中正在讨论的问题毫无进展,我几乎快要绝望了,因此我很后悔参与到这件事情中。”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华盛顿说这番话的时候,刚好是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大会取得重大进展、即“大妥协”出现的时刻,迟迟未决的代表权问题终于有了解决方案——众议院以人口为比例,参议院则以州为单位来分别确定代表人数。华盛顿最初将这一妥协看作一种失败,而不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因为它削弱了联邦政府对州政府的至高无上的控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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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8月19日,当代表们对行政权及其选举方式争论时,华盛顿对有些代表表现出来的胆怯,以及含糊其辞的文件草案深感挫败。他告诉诺克斯:“在这样一个多种观念盛行的时刻我完全被说服了,这是当前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结果。”休会的第二天,他写了一封信给拉法耶特,重复了同样的意见:“这是一个命运之子,有些人抚养他,有些人鞭笞他。大众将如何看待它,是接受还是抛弃,我并不知道,我也不应该说出任何反对它的意见——如果它是好的,我希望它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如果它很糟,我希望它让制定者首当其冲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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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几十年、几百年里,人们对制宪会议赞赏不已:因为它具有巧妙的含糊性,尽管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州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配问题,它依然非常模糊地区分了行政权和司法权,还建立了一个允许宪政体制随着时间逐渐演进的框架,而不是一次性提供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如果说历史证明,这些正是该文件的天才之处,那么华盛顿当初却视之为最大的缺陷。他希望模糊之处得以澄清、纲要得以充实,至少要保证建立一个全国政府,有权让新兴的美利坚帝国控制各州及其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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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大会主席使华盛顿有机会在政治方面接受一次广泛的教育,并认识到他所喜欢的刻意的明确性没可能实现。因为他观察到,大会充斥着各不相同的地方利益和观点,只有通过一个语意暧昧的方案,才能在上述各方之间达成妥协。而且当时确实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美利坚民族”,统一的宪法也就无从说起。不管华盛顿怎样幻想美国的命运,那依然只是一个潜在的未来,对集权的戒备和担心依然萦绕在人们的心头,甚至最有思想的旁观者——虽然不包括华盛顿本人——都认为这是美国革命的核心政治遗产。费城的讨论表明,一个统一的国家依然还在形成的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模糊的文献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条件的有限和结论悬而未决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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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返回芒特弗农的途中,埃尔克角出现了一场灾难,那里的桥塌了,华盛顿的马受了重伤。也许是老天保佑,华盛顿在事故发生前刚好下了马,这让几位现场目击者以为,这位老战士依然是真命天子,老天显然是护佑他能够最后一次为公众服务。华盛顿意识到,重新加入费城的公共生活就意味着辛辛纳图斯的剧本被改写,他再也回不到原来的退休状态了。不过这番话只能独自在心头咀嚼。他在离开费城时,购买了4卷本的《堂吉诃德》英译本,然而他完全了解,宪法的修改注定会将他带上总统的宝座。如果说他在这件事情上还不够肯定,他以前的副手用汉密尔顿式的断言打消了他的疑虑:“阁下,我想当然地认为,您已经决定听从新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的召唤。请允许我说,您绝对有必要在第一时间贡献您的力量——一个制度在草创之时假如没有强大的影响力奠定基础,那么还不如不建立这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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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历史和美国的选民都推举华盛顿再次掌握权力,他本人也就决定走一步看一步。毕竟,宪法的通过也并不是预先能确知的。实际上,州议会中的争论似乎表明,人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比在制宪会议中还要激烈,因为对改革最为直言不讳的敌人已经离开了费城。华盛顿曾发誓在签署宪法的过程中不扮演公众角色,但他并没有允诺做一个完全超然世外的旁观者。正如他对汉密尔顿所说的那样:“我已经读了最近期间争论双方发表的所有言论。”他对于“普布利乌斯”(Publius,笔名)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尤其印象深刻,后来这些文章被冠名为《联邦党人文集》。华盛顿十分明智地预言,这些文章在当时的危机解决以后将继续存在,并成为经典著作。“当危机中出现的临时境况和短暂争论过去以后,”他告诉汉密尔顿,“这些著作将会引起后代人的注意。”他当然知道,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就是普布利乌斯系列文章的作者,因为他们又一次围绕在华盛顿身边,成为富有才干的随从,使芒特弗农庄园成为总统选举的基地,在那里策划战略、观察分析1788年春从各州纷至沓来的投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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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对宪法批准过程的评价得益于麦迪逊出类拔萃的建议,后者是弗吉尼亚甚至美国最为敏锐的政治思想家。他也从自己参加的战争中汲取经验,单从表面看,战争能否获胜并不确定。就像独立战争一样,他解释说,在通过宪法的过程中,一批潜在的人才被调动了起来——他提到了普布利乌斯,否则他们很有可能就一直默默无闻了。而类似谢司叛乱这样的绝望,则很像福吉谷的冬季宿营时期,实际上为最终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华盛顿表达了如下的自信:尽管在弗吉尼亚、纽约等关键的州中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状况,然而宪法的批准还是取得了某种战略性的胜利。因为只要9个州的批准就能保证它的通过,而且弗吉尼亚和纽约州的重大争议出现在大会的最后阶段。华盛顿尤其关注弗吉尼亚的争论,他的两位老朋友兼老同僚、帕特里克·亨利和乔治·梅森是主要的反对派。在间接地提到弗吉尼亚种植园主阶级的奴隶制时,他注意到,“有点奇怪的是,南部拥有巨大财富的人们,却比真正的民主人士更担心宪法会导致贵族制和君主制”。他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弗吉尼亚泰德沃特地区那些曾经富有的种植园主们,如今很多都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却对他们眼前的权势有着不切实际的、自我夸大的想法:“在此我还要非常遗憾地补充一点,弗吉尼亚人把他们自己的家乡看得太过重要。”弗吉尼亚不应该将自己看作所有州中的“最强大的”,而是应该承认,“从实力的角度看,我们的州是较为弱小的”,实际上,加入联邦得大于失。1788年夏末,当批准宪法的程序正式启动时,华盛顿已经从旁规划和支持了将近一年,但他仍在内心反复思索通过宪法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时的信件表明,他正不时地遭受彷徨不定带来的折磨,“哀鸿遍野”或“阴暗的大地浓云密布”等陈腐的词汇也经常出现。不过这时候,他只是在唱独角戏了,因为宪法的通过已经确定无疑。汉密尔顿听说他依然试图放弃总统席位,于是动用了激将法。他提醒华盛顿不要忘记,作为制宪会议的主席,他已经“保证在行政部门担任一职”。华盛顿的内心痛苦和挣扎似乎表明,他尚有选择的余地,但实际上这完全是一个错觉。华盛顿感激汉密尔顿以“果断的口吻”将信息十分坦率地传达给了他,于是不再威胁要回到芒特弗农庄园去了。但他从来没有完全停止他那无休无止的哀叹,在举行就职典礼的前一夜,他告诉诺克斯:“我感觉担任总统就好像罪犯被押上刑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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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的话的确反映了内心的想法,但想法又分很多层次,就像早年他希望辞去大陆军总司令一样。当代人很难理解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的心理,我们只能认为,他时不时地提出退休,如果不是一种狡猾的阴谋,就是表明他具有强烈的退出心理。但在华盛顿的时代,没有一位杰出政治家会认为,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政治野心是正当合理的,任何一位积极追求国家要职的人都自称并不够资格被推举。所以说,当时的人有着与现代人很不相同的贵族式假设,他们认为,在政治舞台上明确表达个人利益就是暴露自己缺乏控制力,这对维护公共利益来说不是什么好习惯。华盛顿将这种风气发挥到了极致,他坚持认为,在选举前表现出做总统的任何愿望都是违反这一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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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知道自己是总统的候选人之一,也知道1789年1月麦迪逊正在将各州的总统选票结果统计出来。但是当有消息传来,他肯定会被选为总统时,他依然很生气地表示,这个话题“以很不光明的方式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既是一个诚实的回答,也是公开的托辞。实际上,他早已致信拉法耶特描绘了自己的构想:作为总统,首先要制定哪些国内和国外政策。他还写信向大卫·汉弗莱就那37页的就职演说草稿征求意见。实际上,通过否认自己对总统职位的关注,他证明了能够控制自己的野心;通过私底下准备好担任总统一职,他又开始继续操控自己未来的责任。在他的身上,确实有一部分已经感到衰老,渴望余生在葡萄藤和无花果树下度过;另一部分则意识到,汉密尔顿的话是对的,并开始为迎接下一个使命做好了准备。他在公众面前的态度也一分为二:他并没有追求这个职位,实际上还希望避免被选上;但当人们对他发出召唤时,他又做好准备来为公众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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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时,人们一致推选他为大陆军总司令;而现在,在全部69个投票人中,又是所有人都赞同选举他为总统,另有34票选举约翰·亚当斯为副总统。4月7日,联邦国会派国务卿查尔斯·汤姆逊(Charles Thomson)到芒特弗农将正式的选举结果告诉华盛顿。(一方面,华盛顿继续假装他不知道自己是总统候选人;另一方面,国会也假装华盛顿并不知道投票结果,直到正式获得通知。)汉弗莱早已为华盛顿起草了一份接受任命的演说稿,以符合惯例的官方谦辞——对于这一艰巨的任命,华盛顿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因而备感惶恐。4月14日,在一小队秘书和仆人的随从下,华盛顿最终结束了推诿,正式向汤姆逊宣布,代表们的一致推选“使我没有其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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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总统选举实际上是一场全民投票,最为明显地体现了美国革命的价值观。虽然制宪会议中的争论以及以后各州批准大会上的争论都表明,这些价值观是受到激烈辩驳的,但最后代表们一致投票选举华盛顿却说明,使各方都能接受的象征性解决方案正是华盛顿本人,而非其他。至于华盛顿在这些争论中所持的立场,则没有给投票者提供一个争论的平台,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争论。华盛顿并不是因为他的立场而被选为总统的,而是因为他自己的身份。在当今的政治词汇中,没有一个恰当的词可以概括他所处的独特地位,而最为相近的一个词则刚好与他身为总统所代表的价值观相违背。“您现在成了国王,只不过称号不同而已,”激动的支持者、马里兰州的詹姆斯·麦克亨利(James McHenry)写道,“而且,我非常满意地看到,美国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光荣地捍卫了最高主权。他们将十分谨慎、十分英明地行使这种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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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言论是危险的,华盛顿非常清楚这一点。美国总统的权力定义不明,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可以引起公开的争论,不过所有的争论方都同意一点,即它不是选举式的君主制,乔治·华盛顿并非乔治三世的后继者。[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从巴黎来信报告了一个令人捧腹的传闻:乔治三世的精神错乱日益严重,甚至于产生了幻觉,想象自己是华盛顿的继任者。]在就职演说的第一份冗长的草稿中——幸亏从未发表——华盛顿觉得有必要插入一段辩护词,声称他没有直接的继承人或“直系后代”,因此“不会产生庞大的家族,毁灭我的祖国”。华盛顿帝国不可能存在,因为华盛顿王朝并不存在。他决定从哈特福德(Hartford)的一位制造商那里订购一些宽幅细毛布,这也说明他想从服饰上表现自己区别于皇家的简朴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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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他在就职典礼上说了什么——最后他还是放弃了细毛布,穿上了黑天鹅绒套装——成群结队的美国公民依然像对待准国王一样向他致敬。即使他的特殊地位并非来自遗传,而是来自个人的努力争取,公众对他的敬意也与对国王的敬意毫无二致,这一点在他从芒特弗农到纽约的为期一周的旅行中暴露无遗,这次旅行实际上成了一次漫长的加冕仪式。一开始,他在一万多名庆祝者的簇拥下,接受巴尔的摩和威尔明顿(Wilmington)的礼炮欢迎和赞歌祝福。而在费城郊外,人们要求他骑上一匹白马,以便两万名观众能够看着他穿过斯库尔基尔河。查尔斯·威尔逊·皮尔(Charles Willson Peale)在桥上设计了一座凯旋门,当华盛顿通过时,皮尔的女儿安杰莉卡(Angelica)将一顶月桂树枝做成的王冠戴在他的头上。在特伦顿,当他穿过人群时,一支白衣少女组成的合唱队向他抛洒鲜花,并向这位“母亲们的捍卫者、女儿们的保护人”颂唱了赞美诗。在伊丽莎白镇(Elizabethtown),国会派出一个委员会向他表示祝贺,在13名穿着白色制服的水手的护卫下,他乘坐一艘15米长的驳船穿过了哈得孙河。靠近纽约港时,一支由海船和小型帆船组成的小型舰队牵拉着他所乘坐的驳船,其中一艘帆船上面还有一个合唱队唱着一首按照“天佑吾王[2]”的旋律临时改编的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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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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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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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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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伟大而高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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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您万寿无疆,令举国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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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无尽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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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将仰赖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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