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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军落空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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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抵达纽约不久后从华盛顿传来了消息，乔治·马歇尔将军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特使，去中国磋商战后方案，其目的是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斗。1945年12月15日，总统正式宣告了这个决定。马歇尔将军夫妇刚刚在弗吉尼亚州的里斯堡买下了一栋房子，那是一栋别致的农舍，将军打算在此安度晚年。可将军是一位真正的军人，一收到消息他马上做出了回应，放弃了家园准备奔赴前线，尽管在这之前中国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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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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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行动是战后国际关系的铺垫，虽然中国人素来讨厌外人介入内政，只要稍有帝国主义倾向就会奋起反抗。可是这一次，他们对马歇尔将军的介入并没有反抗，大概是因为这一决定有着崇高的目标，并且特使具有极高的威望。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一直试图营造一种“友邦援助”的氛围。一般来说，美国人做事通常都讲究一箭双雕，他们一方面有着真诚的目的性，另一方面又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他们效率极高、组织缜密。1月初，马歇尔将军来到中国，在他的帮助下，中国政府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下面的话都是对会议的描述和它之后发生的事情。将军有着极高的威望，而会议的目标也非常实际且崇高，各方坐下来在友好的氛围中制定了五个解决方案。国共两党的争端能否结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方案能否通过，如果方案通过，他们将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联合政府，而美国顾问则会帮助双方重组和训练军队。与会者都是诚心诚意签署协议的，虽然在某些细节和最终结果上双方都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共产党十分坦诚，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共产主义中国，可人民还没有做好进入共产主义的准备，他们需要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过渡，这些是这次会议后来他们讨论的内容。国民政府代表则不这样想，他们对共产党和其后台苏联存有疑心，表面上大家表现得心情爽朗，实际上，国民党始终保持着暧昧不明的态度，他们坚持反对同对手合作，他们认为对手十分阴险。马歇尔将军并没有在中国待太久，如果他能够坚持留在这里，同各方面继续协商，那么可能会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可是，3月初，在美国政府的召唤下，他回到了华盛顿，当他再次回到中国时已经是4月下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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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对双方新的一轮内战在将军离开后开始了，双方撕毁协议并且互相指责是对方先撕毁的，他们与协议背道而驰，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共产党进军中国东北，苏联给了他们规模可观的日军装备，而国民党索性抛弃了一切，马上对其采取了行动。疑心和仇恨迅速在双方之间蔓延开来，尔虞我诈使局势更加恶化。蒋介石自从1927年以后，就左右着中国的政治格局。而马歇尔将军用人格感化了他，他也认可政治协商会议的崇高目标，可他的骨子里并没有接受美国的建议。一旦离开会场，他就在亲信的花言巧语中迷失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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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之前，这年的5月5日，蒋介石曾动过组织国民大会的心思，他欲推行宪法，在新的联合政府就职。可是，大会注定是失败的，因为他的意识存在尖锐的矛盾，所以，蒋介石最后宣布推迟大会。他认为自己单方面宣布这消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第一次确定会议时间时没有人反对，所以，这回理所当然也应该没有问题。可是共产党却对其进行了谴责，认为他违反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程序。共产党并没有发起正式抗议，而“指导委员会”如何决定进展外界也不得而知，不过，这个话题却成为了日后所有会议的热门话题。后来，共产党宣布，11月12号召开的国民大会并不是合法的，因为时间程序不合理，而且宪法通过后遭到了抵制。这件事告诉所有人，其实两个阵营所坚持的大多数问题并没有触及底线，只是双方非要坚持自己是正确的。马歇尔将军每天都需要和双方负责人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并接受他们的请求，他这样做是为了修补自己不在中国时造成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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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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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底前后，我从美国赶回上海，可我却因为各种原因被扣留了两周，而后我迫不及待地回到燕大，因为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我去处理。前来上海接我的傅泾波提醒我，是不是应该先去南京探望一下委员长？而在当时，一个普通平民并不能经常坐飞机，可铁路已经被切断了，并且南京城里无法找到住的地方，美国陆军顾问团占领了唯一的现代化旅馆。虽然困难重重，可我还是听从了傅泾波敏锐的政治直觉，就像是往常做的那样，没想到的是，我一生的轨迹就是在这一次经历中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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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蒋介石的再次会面，让我觉得旅途的劳顿是值得的。去年9月时，我第一次见到他，而这一次他重返故都，我十分高兴。在谈话过程中，蒋介石提问我对当前局势的看法，我告诉他，美国报纸上的内容并不如实际情况那样严重。他问我能否给出建议，我想来想去告诉他，我想用最核心的问题来总结形势。应该再来一次革命，并且由他掀起，这次革命可以有助于内部改革。当年，他不畏艰难险阻地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这种豪情壮志应该再次发挥出来，这样才能够赢得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的信任。他可以利用这些人为他宣传，重拾民众的自信心，就像是抗战时那样，他会再次成为民族意志的象征。如果想得到一个好的结果，那么就需要实现“三民主义”的第三条宗旨：民生。蒋先生当时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而我后来才明白，他虽然认可，但是未必会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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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统和蒋夫人的支持下，我拜访了马歇尔将军。我对这位战功卓越并且还能如此关心中国人命运的将军十分好奇，而将军却一定不知道我。约定好了见面日期后，我和他交谈了将近1个半小时。他向我提起了谈判，我听得入了神，并偶尔提出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最后，马歇尔将军告诉我，和我说起这么多事情，就是为了让我能帮助他。我对他保证，只要他需要我帮忙，我会随时回到南京。后来，他又找了我一两次。6月底，一个教育会议在上海召开，我恰巧参加。这期间，我与陈立夫先生见面，我们就共产党和相关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过去，马歇尔将军总称呼陈立夫先生为反动派头子，因为陈立夫先生并不希望和平对话这件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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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孙中山和蒋介石得到了陈立夫的兄长[75]和两人的叔父[76]的大力支持，这对孙先生和蒋先生来说是一份恩情。这份恩情给兄弟二人带来了高官厚禄，对于蒋介石两人也是忠心耿耿，蒋介石也在私下将两人当作亲侄子一样对待。陈氏兄弟聪明异常，他们对国民党绝对忠心，CC系或者二陈的称呼就是从两人的姓氏而来。虽然算不上帮派，但是二人提拔了诸多国民党官员，这些人控制了国家的命脉。两人对手下无微不至，这让他们在国民党内拥有了庞大的势力。他们的手下狗仗人势，到处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并且愚蠢地排挤异邦人士，可他们兄弟却忠心耿耿地跟随着蒋介石，为他清除党内敌人，压制外界的反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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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捎了个口信给马歇尔将军，问他是否愿意听听陈立夫和我说过的话。将军马上回复了我，说只要我这边方便，他的飞机就会停在我家的门口。这件事情的结束充满了戏剧性。我们原计划6月29日周六下午抵达南京，国共制定的停战协议将会在第二天中午失效，新的协议却始终没有达成。委员长起草了一份正式通告，他放弃了谈判，准备进行战斗。马歇尔将军则告诉属下做好回国的准备。而我和陈立夫的谈话，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人能想得起来。错过了时机，我只好劝说将军要求委员长先静等停战协议失效后，再发布公告。果然，一切都如我所愿。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一面冷静地分析局势，一面记录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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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新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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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有个机会能让我离开，这样我就可以回到燕大解决战后遗留问题了。7月4日，一场盛大的招待会由美方召开，我并不想出现在公共场合，所以对去不去犹豫不决。最后，我无奈地穿上了正装，正在这时我收到了马歇尔将军的消息。他的私人飞机将于10点钟送我回北平，所以想请我9点钟过去，我松了一口气，招待会的问题解决了。我当时想，这次一定是他想找个机会来感谢我对他的帮助，哪知道我去了以后大吃一惊，因为他问我愿不愿意做美国的驻华大使。这个提案马上遭到了我的反对，要知道我已经老了，辞职信已经交给了大学。到了这个年纪，应该享受退休后的安逸时光才对，怎么可以接受这般艰巨的任务？再说了，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经过一大通的辩解后，将军对我说，这次任务艰巨，他希望我能够帮他。无奈，我只好对他说，这个位置我只任职一年，马歇尔将军非常高兴，并立即采取了行动。7月10日，我被总统推荐给参议院，参议院一致通过了这个决定。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况下，马歇尔将军不管想要什么，美国人都会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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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燕大，我马上着手处理堆积的问题，不久之后，我出任大使的消息传到了燕大。知道我要离开燕大，反对的声浪连绵起伏。最后，同事们表示，只要我能够使内战不再继续，他们能够接受燕大失去我。随后，我向理事会提交了辞呈。理事会自然不会同意，但是最终他们以休假的名义批准我离开。随后我去了南京，为的是事先准备一下，一个月以后，我再次返回燕大处理余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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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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牯岭是委员长和夫人选择的避暑胜地，马歇尔太太就居住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马歇尔将军来到牯岭，同行的还有我以及离任和上任的大使馆参赞们，我们去递交国书。我们当时的行程是这样安排的：坐1个小时的飞机后，坐船渡过河去九江，然后坐车横穿平原，最后坐轿子到山上，这个过程要花费5个小时左右。仪式在走过漫长的山路后简化了。我私下里和委员长说，我并不会将自己看作是新任的美国大使，而是他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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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划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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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躲避酷暑和南京那些没完没了的回忆，在那年夏天的时候，马歇尔将军来到牯岭和夫人团聚，大概有八九个周末，伉俪二人携手欣赏湖光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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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回到南京后就投入到了会议中，马歇尔将军有时也一同参加，但是他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在和共产党代表或者各界人士交谈。周恩来是共产党方面的领导，他毕业于南开中学，并且去法国留过学。他十分聪明，并且拥有迷人的魅力。我在同他或同其他人的谈话里发现，原来大家无法走出对彼此的猜疑，只要能够解决其中的两三个悬而未决的难点，就可以将双方推到政治协商会议的解决方案上。由于周恩来的一句话，我提出了一个建议，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各出两个人，加上我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由我来负责调解。双方可以不用做出任何承诺，坐在一起只是为了商讨那些问题。后来，我们被称为“五人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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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建议，周恩来真诚地表示接纳，我们似乎看到了光明。于是，我向马歇尔将军申请，下次我陪着他一起去牯岭，以便向委员长汇报。再次前往庐山的消息立即被传开，仿佛是一颗炸弹一样扔进了中国新闻界，20多个记者驻守在山上，寻找着和平谈判的蛛丝马迹。说来也巧，那天我拉肚子，从炎热的平原到了清爽的山顶，我又受了风寒。从委员长的私人秘书沈昌焕先生（他也是燕京大学毕业生）那里出来后，我就开始卧床不起，本来准备去和马歇尔将军共进午餐，可是躺在床上实在头晕得无法起床。将军知道消息后前来探望，亲自把我扶上了床。委员长派来了他的私人医生，守候已久的记者在医生模棱两可的回答后炸开了锅。随后我接到了委员长的严格命令，他命令我必须卧床休养，在我康复之前他不准备接见我。记者们没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政治上的新闻，我的病情就成了他们大做文章的线索。这些记者连蒋夫人和马歇尔太太送来补品这种事情都不放过，并且越传越夸张。这时我接到了一封美国亲戚的信，信中这位亲戚担心得要命，直到广播里公布我已经脱离危险后，他才放下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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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在委员长的准许下，我去拜访了他，我将成立非正式委员会的构想陈述给他。蒋介石同意了我的构想，可是，他却为会议召开提出了一些条件。第二天，我回到南京，周恩来与他的同伴在当晚开了5个小时的会。当我提出委员长开出的条件后，几分钟内周先生一言不发，他身子向前倾，头垂着，显得十分忧伤。这样的情况我碰到过几次，在曙光出现前，只要有一方屈服于怀疑、恐惧、矛盾的利益、意识形态等诸多绊脚石，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艰难。以我的谈判经验来判断，不论两方的动机如何，如果共产党想要联合，就必须屈从于委员长开出的条件。国民党的态度比共产党更加犹豫。我一辈子和无数人打过交道，国共双方这样彼此戒备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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