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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日巡游队伍中，古登堡所在的位置紧跟在神职人员之后，对古登堡来说，这既是享受也是义务，因为巡游队伍的顺序也体现了不同人群在城市中的等级地位。行会内部常常为哪个手工业应该位于哪个位置而产生争执，甚至升级为暴力冲突。在这样一个符号化和象征化的时代，荣誉、地位、财富和自我认识也都反映在巡游队伍的站位中：一个人展现出什么，那么他就是什么，外在就是存在，没有外在就没有存在。出于多种原因，巡游不再是简单的节日游行，而是戏剧表演和活人画表演（真人扮演静态画面）的场所，表演的主题主要出自《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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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波猛烈的瘟疫浪潮席卷了欧洲，它们动摇了人们的自我认识，释放出人们几乎歇斯底里的信仰，信徒中产生了忏悔者、鞭笞派[8]和朝圣者，巡游中也出现了死亡之舞的主题。对生命易逝的警告构成了巡游中既热闹又惊悚的部分，其形式会让今天的我们毛骨悚然。例如在巡游队伍经过墓地时，演员和音乐家扮作死神、尸体和骷髅在坟头上舞蹈，仿佛他们恰好在那里降临。他们边跳边唱着“quod fuimusestis quod sumusvos eritis”（我们的过去是你们的现在，我们的现在是你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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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流传甚广的一个传说是，三个荣耀体面的活人遇到了三个死去的国王，后者向前者诉说了自己的罪孽，并警告他们美好的事物终有尽头。在中世纪晚期又重新兴起的“memento mori”（勿忘你终有一死）可以回溯到罗马时代。在罗马帝国，当军队凯旋时，将军身后往往站着一个奴隶，他在路途中向将军耳语：“记住，你必将死亡，记住，你是‘会死的’人，看看周围，记住就算你也只是人。”（Memento moriendum esse, mementote hominem esse, respicepostte, hominem te esse memento.）对于古登堡来说，公众节庆活动构成了他生活的基准点。此外，酒馆中的盛宴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正是在酒馆中可能发生了一次对他影响深远的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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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刚获得学位的教会法博士可能于1424年下半年时曾在美因茨逗留。1424年7月6日，库萨的尼古拉在帕多瓦大学获得了教会法博士学位，此前不久他曾到过罗马。1425年时他已经在特里尔为大主教服务。[60]但在1424年8月至12月，他可能为了一桩法律事务而在美因茨停留。[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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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古登堡与库萨的尼古拉之间有圣维克多修道院这层关系；另一方面，一位了解罗马的帕多瓦大学教会法博士可以毫不费力地接触到城市显贵家族。美因茨是一座相对较小的城市，城市贵族互相认识，这不仅是因为城市贵族家庭之间结成姻亲，也是因为城市贵族的人数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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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401年出生的库萨与古登堡年龄相仿，同为年轻人的他们也有可能是在酒馆相识的。他们甚至有可能在古登堡的家乡一起玩乐。先不论那个时代不太看重对圣职人员的禁欲要求，此时的库萨并不受相关限制，因为他到15世纪30年代才被授予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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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萨的尼古拉从美因茨出发来到了特里尔，短暂停留后继续前往科隆，在那里的大学教授教会法。在科隆，他与哲学家海梅里库斯·德·坎波（Heymericus de Campo）结交。如果要把海梅里库斯看作人文主义者，肯定过于牵强，但他突出的新柏拉图主义倾向与人文主义有共通之处。结识海梅里库斯后，年轻的库萨在心中燃起了对于柏拉图和拉蒙·柳利（Raimundus Lullus）的兴趣，他从科隆来到巴黎，对柳利展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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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约翰内斯·古登堡见证着家乡中愈演愈烈的骚乱。1428年，行会不再对城市日趋崩溃的财政状况袖手旁观。在埃伯哈德·温德克（Eberhard Windecke）的带领下，行会成员组成了相当于行会领导机构的委员会，名为“十人议会”。温德克本身是一个富裕的商人，他与国王——后来成为皇帝的西吉斯蒙德——关系紧密，成为在全欧洲都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他为家乡中的政治关系写了一首纲领性诗作[62]。无独有偶，10年后他为帝国起草了一篇政治纲领性的文章《皇帝西吉斯蒙德之书》（Das Buch von Kaiser Sigismund）。[63]简而言之，美因茨城市贵族所面对的温德克是一个经验丰富且交际广泛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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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亨内和弗里勒在年少时经历过的大危机一样，包括他们兄弟俩在内的许多城市贵族再次离开了美因茨。十人议会做出决议，在未来10年中，城市财政的负责权归十人议会所有，同时他们还决定增加税收，要求离开美因茨的城市贵族为货物缴交税费。温德克公开表示，城市贵族应为美因茨破败的财政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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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世家与行会议会之间的协商进展缓慢，似乎永远没有尽头。1428年12月22日，十人议会以作为领导机构的市议会过于庞大为由，要求城市贵族辞去他们在美因茨市议会的职务。城市贵族们拒绝了这个要求和行会的说辞。在城市贵族看来，行会成员也是议会的组成部分，他们同样要为城市的财政状况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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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贵族在奥彭海姆的皇冠酒馆集会商议对策，参加的既有像约翰内斯和弗里勒这样的“出走者”，也有在美因茨留下来的“城中人”。“城中人”的代表是海因里希·雷布斯托克（Heinrich Rebstock）和鲁道夫·洪布雷希特（Rudolf zum Humbrecht），“城外人”的代表则是赫尔曼·菲尔斯滕贝格（Hermann Fürstenberg）和彼得·荣根。虽然他们都不想使城市贵族的权利受到影响，但是因为他们的坚定程度和极端程度完全对立，最终也没能得出统一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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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中，1429年3月5日，弗里勒在斯特拉斯堡签收了一份26古尔登的年金。在他去世后，这份年金转移给了他的遗孀，而约翰内斯也有一份斯特拉斯堡的年金。有人由此得出了兄弟俩于1428—1430年生活在斯特拉斯堡的结论。[64]但事实上，在外流亡期间，兄弟俩更可能停留在奥芬堡，而比奥芬堡可能性更大的则是家族拥有房产的埃尔特维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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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沃尔姆斯、施佩耶尔、奥芬堡市议会及大主教的调解下，美因茨的这场纠纷终于在1430年告一段落，纠纷双方达成和解。弗里勒返回到美因茨的古登堡宅院，约翰内斯则拒绝做出让步。无须因兄弟俩的不同反应而认为他们发生了争执，因为两人的处境相当不同。作为一家之长，弗里勒背负的是接管家族生意的责任，亨内则可以无拘无束地闯荡天下。在重返美因茨之后，弗里勒甚至成为市议会成员和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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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美因茨的和早一步回来的城市贵族在和解文书中成功争取到的条件是，未参与协商和“不在城中”（nit inlendig sint）的“亨辛·古登堡”（Henchin zu Gutenberg）等城市贵族同样可以平安回乡，而不必遭受任何惩罚和制裁。但此时的约翰内斯·古登堡并不考虑回到这座越来越多地被行会控制的城市。他最起码拥有三份年金，一份斯特拉斯堡的和两份美因茨的。1430年，母亲埃尔泽代他与市议会进行协商，结果是美因茨的一份年金从13古尔登减少到6.5古尔登，为了确保约翰内斯·古登堡能获得年金，在更为强势的行会议会面前，母亲不得不做出让步。而此时的古登堡已经将他的脚步迈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没有资料能为此提供线索，直到四年后的1434年，他才在斯特拉斯堡的文书中重新现身。1430—1434年他在何处，至今都是个谜，但或许我们能尝试稍微揭开这层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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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漫游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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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年时约翰内斯·古登堡已不在美因茨。他在1428年就离开了这座城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在此期间没有再回到美因茨。虽然他在1428年12月参加了美因茨城市贵族在奥芬堡的协商，但没有参加美因茨方济各会修道院在1429年1月的集会。古登堡可能在埃尔特维勒等待家乡政治局势稳定下来，但就像其他城市贵族一样，他不愿意接受大主教在旧议会与新议会、城市贵族与行会之间调解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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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有年金收入的年轻人，没有成家，也不用承担家族生意的责任，因此完全可以摆出这样的姿态。对于一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而言，小城埃尔特维勒几乎没有任何能让他提起兴趣的机会，不值得多加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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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434年的一份文书才又让我们看到了这位未来发明家的足迹。他最晚在这一年来到了斯特拉斯堡，也可能早在1429年3月时，他就陪哥哥来到了这里。如果约翰内斯·古登堡不是就此留在这座大都市，那么应该是在3月的这次停留中做出了决定，在不久之后又回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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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约翰内斯·古登堡正寻找着自己的人生定位和任务。如果他稍加节约，那么他的几份终身年金足够他养老生活的开销，但是他的进取精神、对事业的紧迫感、果敢和不可动摇的自信心推动着他前进。谦逊并不属于他，他无法在法学家身上看到自己的未来，毕德迈耶尔[9]式沉默的钻营者形象也不适用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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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古登堡或许当过商人，但他的特别之处在于对技术的兴趣。他注意到了市场的存在，而只有以低成本量产商品，同时保持商品质量稳定，才能征服这个市场并从中盈利。古登堡可能在美因茨或漫游途中学习了宝石抛光和金器加工技术。这段经历让他意识到，手工业在市场上存在天然的局限性，能确保市场地位的不是成为市场的供应商，而是成为市场的掌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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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约翰内斯·古登堡在1430年初从埃尔特维勒出发，途经纽伦堡和巴塞尔来到斯特拉斯堡，那么纽伦堡的金属线作坊、造纸坊或者武器等金属制品作坊都是能让他学习到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绝佳场所。他可能在法兰克福的贸易博览会上产生了前往纽伦堡的想法。此外，纽伦堡的金器业也享有盛誉。虽然在手工业上入了门，但他还是害怕自己会失去城市贵族的地位，不愿沦为不起眼的手工业者。他不可能在纽伦堡成为成功的商人、城市贵族或企业主，因为纽伦堡的城市贵族阶层远比美因茨的更加成功、更加活络，他们并不期待一个出走的美因茨人加入他们的行列。此外，由城市贵族控制的纽伦堡议会禁止了行会的存在，这里的手工业者因此比美因茨的更为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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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年7月23日，大公会议在巴塞尔召开。尚在康斯坦茨时，参会者们就做出了今后必须定期召开大公会议的决议，以免再次出现教会分裂的情况。马丁五世在自己辞世前不久召开了大会，具体执行则完全留给了他不幸的继任者加布里埃尔·孔杜尔默（Gabriele Condulmer），后者虽是一个虔诚的僧侣，但作为威尼斯城市贵族家的公子，他从不肯做出任何让步。这次大公会议的失败开启了通往宗教改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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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教皇之后，加布里埃尔为自己取名为尤金四世（Eugen Ⅳ）。他力争加强教皇的君主式权力，相应地就要削弱大公会议的权力。由于众多参会者对此表示拒绝，出现了教皇特权与大公会议至上主义针锋相对的局面，最终，双方的争论充斥了整个大公会议。年轻的库萨的尼古拉和恩尼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一开始都是大公会议至上的支持者，但之后都转而支持教皇。教皇之所以最终能够凌驾于大公会议之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支持者站队的变化。但无论如何，最起码在1431年夏天，库萨和恩尼亚都还支持大公会议的优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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