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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果成功印刷了《圣经》，那么市场将为印刷书籍敞开大门——这正是古登堡的计划和愿望。他完全清楚这场赌博意味着什么，也知道自己处于竞争之中。不远处的修道院中有个技能娴熟的抄写员正在制作手抄精装本。虽然手抄的艺术技能在不断进步，但归根结底，这位抄写员的工作方式与前人并无二致。抄写员们必然不会放过印刷品中的任何一个微小错误，因为这关乎抄写员这个职业的存亡——如果印刷工场能比抄写员更快、更好地复制文本，还需要抄写员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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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知道这是个宏伟的决定，但他也懂得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字模的生产需要时间，也需要不断投入金钱。字模的质量决定了印刷页面的美观程度，他不允许在此出现任何疏忽。再好的排字师也无法在排版时隐藏字模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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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机还有待改进，此外还要招募合适的人选，培训出排字师和书籍印刷师这两种此前不存在的从业者[121]。最早的一批排字师和书籍印刷师是懂拉丁语、上过大学并作为抄写员工作过的男人。他们与古登堡一起征服全新的未知领域，几乎所有工作都没有前例可以参考，他们摸索前行，用发明创造排除障碍。这些具有高知识水平的人自然也要求得到与此相应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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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古登堡1448年时借款150古尔登，做出印刷《圣经》的决定并在年底开始字体方面的工作，这笔钱到1450年时一定已经分文不剩。选择字体后还必须设计制作字模。首先要刻制刚压模，然后将刻制好的压模，即阳模，放到约5毫米高的铜条上，用锤子将之击打进相对柔软的铜条表面。经过打磨，因击打产生变形的铜模恢复原本的外形，阴模，或者说铸模，就这样诞生了。为了在之后的印刷中实现均匀整齐的印刷效果，不论是雕刻阳模，还是将阳模击打进阴模，都需要最高的精确度。中世纪晚期时，雕刻师们在压模、硬币、印章的雕刻上达到了很高的技艺水平，想让这些人为自己工作，付出的报酬自然不低。以《古登堡圣经》需要雕刻约290个字符、一人一天能完成一个阴模计算，制作阴模大概共需要一年时间，两个雕刻师同时工作的话则是半年。按照一人一天完成一个印模的进度，制作290个印模共需要290天，但不能不考虑出现次品的可能性和中世纪众多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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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阴模的制作后就可以开始浇铸字模。首先要将阴模夹紧到手铸工具中，放置的位置必须精准，才能使浇铸出的字模保留狭窄的边缘，目的是让印刷出的字母之间保留微小的间距。在将由铅、锑、锌组成的液体合金浇入手铸工具后，紧接着就可以取出字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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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曾有过印刷页面字行不齐的经历，他不想在印刷《圣经》时重蹈覆辙。字行不齐归咎于字模上的微小误差，出现误差则是因为浇铸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多余的形状，需要在浇铸后手工去除。通过调整铸造工具，多余形状可以被轻松折下，无须像先前那样粗暴地锯断。一般认为一名铸造工一天可以浇铸1500～2000个字模。字模总量方面则没有统一看法，因为计算结果取决于有多少排字师同时工作，每次印刷的是单一书页还是全张，此外还涉及多少名印刷师同时工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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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共生产了15万个字模——这足以用来为60面书页排版，如果只有一个铸造工，那么在生产阴模后还需要约100天的工作时间来浇铸字模。也可能有两个浇铸工人一起工作，或者古登堡自己也参与了浇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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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人们一直以来所计算的，考虑到中世纪的诸多节庆和可能出现次品的情况，为《四十二行圣经》制作字模可能用了一年半至两年的时间。不足为奇的是，约翰内斯·古登堡在1449年与1450年之交时发现资金已经耗尽，为了继续工作，他需要新的资金。他的工场在开始真正的印刷工作之前就已经捉襟见肘了。但他不仅确信印刷《圣经》会带来成功，而且在此期间也成为了一个通晓各种融资手段的经验丰富的企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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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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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且多样的信贷业构成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一大特征，这个时期甚至可以被视为借贷业的根本时代。当时人们常以赊账和抵押的方式进行交易，结账通常要到大型展会上才进行，例如法兰克福的展会。在美因茨，换汇等金融生意盛行，贷款生意的范围远及意大利。虽然社会上的支付习惯普遍不佳，但似乎没有造成大麻烦，因为当时的金融系统正是建立在坏账和债务重组的基础上。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让自己成为借贷链的最后一环，不要成为只能索债的人，而是也要将债务转移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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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社会上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禁止高利贷，正是这一禁令促进了松散的金融行为。原则上，基督徒不得提供有息贷款。例外的只有一些因历史原因享受特殊待遇的意大利商行和南法城市卡奥尔的市民，在此不深入探讨这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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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完全合法的方式可以用来应对这一限制。一方面，终身年金备受推崇，它们不仅是投资对象，也非常适合用来交易。繁荣的年金市场由此诞生。另一方面，恰巧有一条例外规定鼓励负债——如果有人向犹太人、伦巴第人或卡奥尔人有息贷款，又将借贷而来的钱转借他人，他就可以要求他的债务人支付产生的费用，其中包括他要向上述债主支付的利息。这一规定的法律基础在于，可以要求借款人向贷款人支付其为提供贷款而遭受的损失，其中既包括贷款人自己需要支付的利息，也包括贷款人因借款人未按时还款而错失的收益[122]。因此，除了年金市场，借贷市场也一片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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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充满干劲的企业主，古登堡深谙其所处时代的各种融资形式，巧妙地利用融资公司筹集资金，他的做法在当时并非个例。在那个充满活力与投机行为，银行、公司和个人不能指望国家伸出援手的年代，破产和债务重组是常有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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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以下两个名人的例子就足以反映私人提供贷款的普遍性。大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丟勒的父亲是金匠师傅，他提供贷款并入股矿业公司；改革家马丁·路德的父亲，矿主汉斯·路德也提供贷款，他的借款人中包括贵族。这两位经济状况尚可、但不算十分富裕的人都参与到了金融领域之中，因为这在当时是稀松平常的做法。当约翰内斯·古登堡在美因茨建立印刷工场时，丟勒的岳母安娜·弗莱（Anna Frey）的娘家，也就是纽伦堡城市贵族家族的鲁梅尔（Rummel）家族的银行因美第奇银行的衰弱而坠入深渊。所幸的是，鲁梅尔家族此前已经将不动产生意与银行生意分离，因此免遭灭顶之灾。这一切都表明，古登堡对融资手段的运用在当时绝非罕见，要说罕见的话，应当是他融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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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明家和企业主约翰内斯·古登堡而言，问题并不是融资本身，而是所需的金额。根据工作进展，在预估设计、制作、购买材料和纸张、快速上涨的工人酬劳等一系列费用后，他得出了800古尔登这一可观的数字，大约相当于美因茨城区10幢宅院的总价，约合今天的17.6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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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形之中，他遇到了约翰内斯·福斯特。福斯特是商人、律师、企业家和武器商，同时也涉足借贷和金融市场。后人常常将他描绘为浮夸俗气的人，但实际上人们对他的了解甚至远少于对古登堡的了解。不论是将福斯特打上大恶棍的烙印，还是把他视为精明狡诈的古登堡的牺牲品，都是不恰当的。如果不顾时代背景地对古登堡做出这一评价，那么福斯特和古登堡两人都算得上精明狡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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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6年4月，福斯特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输了一场官司。由于认为自己受到中间人欺骗，福斯特拒绝支付一笔约1000古尔登的款项及40古尔登的附带费用。法院判决，福斯特必须向卖家支付这笔费用，理由是，如果他觉得自己受到中间人的欺骗，那么他应该追究的是中间人的责任，而非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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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福斯特在这场官司中遭受了约合22万欧元的损失，但他还是愿意以百分之六的利率为古登堡的大胆事业提供800古尔登的贷款。上述官司的具体情况不明，因此我们无从得知福斯特是真的遭受了蒙骗，或者只是希望获得更多的利益。尽管官司的存世资料不全，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约翰内斯·福斯特习惯与大额资金打交道，而且在投资的选择上并不挑剔。如果不是在法律纠纷这个层面上，而是以今天的道德观念来评价古登堡和福斯特这两个老练商人的行为，就完全偏离了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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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要求古登堡将印刷工场抵押给自己，以此保证贷款资金安全。在古登堡这个大胆的、不无风险的项目中，福斯特提供的贷款将成为工人酬劳、技术准备工作、工场设施——特别是用于“书籍作品”的印刷机和字模——的资金来源。因此，福斯特提出的抵押条件并非不合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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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斯特的贷款存在诸多有待解答的问题。见多识广的商人福斯特是否意识到了古登堡的发明的重要性？或许对此他比古登堡本人看得更清楚？福斯特是否得到了年轻的彼得·舍费尔的建议？在历史记载中，出生于1430年前后的舍费尔也被称为盖恩斯海姆的彼得（Peter de Gernsheim），此时刚在巴黎的索邦神学院展现出自己作为抄写员的过人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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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古登堡的人生看作传奇故事，那么接下来的情节应当朝充满悲情的方向发展：主角是个单纯幼稚的德意志人，天赋过人却不谙世故，他终日钻研，却被无赖夺走了自己的发明，这位年老的大师因此孤苦地游荡在美因茨的街道，甚至有人说他变成了瞎眼的乞丐。但这样的故事不仅不符合历史叙述的要求，甚至算不上真正的历史小说。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彼得·舍费尔——他后来成为出色的印刷工场主——在福斯特与古登堡共同上演的人生戏剧中扮演了绝对不容小觑的角色。古登堡与福斯特之间的不同之处，恰好成为舍费尔和古登堡的纽带。他们两人都有复制手抄本的经验，都对复制书籍有着浓厚的兴趣。古登堡最大的对手其实是舍费尔，从各种事实中不难得出这个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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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尔福特大学的学生名册中，1444年夏季学期出现了“彼得·盖恩斯海姆”（Petrus Ginsheym）这个名字，1448年冬季学期则有“牧羊人彼得”（Petrus Opilionis）。作为美因茨总教区的重要大学，埃尔福特大学再一次出现在了书籍印刷史中，不仅古登堡和胡梅里曾在这里就读，它也是彼得·舍费尔的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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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舍费尔并不满足于在埃尔福特学习。他的胸中燃烧着雄心壮志的火焰，渴望获得更多的知识，看到更大的世界并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就像马上就能看到的，他的追求也有具体的动机。舍费尔从埃尔福特前往巴黎，来到著名的索邦神学院。大名鼎鼎的神学家让·热尔松曾任学院所在大学的校长，他将宗教修行置于经院哲学理论之上，对中世纪晚期的宗教信仰产生了无人可比的影响。在塞纳河畔，彼得·舍费尔很快就因抄写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而成为著名的抄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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