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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印刷事业上奋斗了十几年，说服投资者对一个设想、一个梦想、一个纯粹的想象进行投资，带领员工高效工作的古登堡，这个“了不起的人”还能是谁？如果不是他，应该由谁来推销《圣经》和宣传新技术惊人的工作能力？除了经历整场冒险，在其中感受痛苦和快乐的古登堡，还能是谁？难道是无趣的投资人约翰内斯·福斯特，或者是舍费尔？难道古登堡派出了一位如此年轻、在他身边工作时间还不长的员工？这也太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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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成为法兰克福帝国议会的核心议题。穆罕默德二世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必须制止其进一步侵吞基督教地区。然而，基督教诸侯只关心如何扩大自己在本地的权力，他们冷漠地对待南欧和东欧亟待帮助的基督教兄弟们，包括美因茨和特里尔的大主教都不曾伸出援手。在这样的环境中，小部分人的抗争注定徒劳无功，例如枢机主教长瓦哈尔和库萨的尼古拉，以及皇帝秘书恩尼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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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4年10月15日，恩尼亚在法兰克福的帝国议会前发表演讲，其中可以看到西塞罗的《论格奈乌斯·庞培的权力》（De imperio Cn. Pompei）的痕迹。恩尼亚在演讲中发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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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为了保护宗教、维护祖国、拯救同胞而遵照更高命令所进行的战争，还从未被古人认为不正当过。摩西（Mose）、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罗马的贺拉斯（Horaz）都曾发出提醒，还有你们德意志的查理（Karl）……以及奥托（Otto）的言语也要得到赞扬和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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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尼亚使用了自古代以来几乎不再使用的名称“欧洲”来指代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世界，颇有远见地将这个说法与祖国（patria）置于紧密联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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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承认事实，那么基督教自数百年来都不曾遭遇像现在这样的屈辱。以前我们只在亚洲和非洲的遥远的国家遭受失败，但现在，我们在欧洲、在我们的祖国大地上、在我们自己家里、在我们生活的地方遭遇了最大的困境。[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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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古登堡因不曾参加帝国议会而没有听到恩尼亚的演讲，但他至少聆听了乔瓦尼·达·卡皮斯特拉诺的十字军东征布道。这位天才的演说家当时每天都充满热情地进行公开演讲，平日里在巴尔多禄茂大教堂的墓地，星期天则在罗马广场上。虽然他布道时使用的是拉丁语，但是就算是不懂拉丁语的观众也能通过他生动有力的表情和肢体动作理解他、喜爱他、为他欢呼。约翰内斯·古登堡能理解的内容自然更多，因为他理解这位布道者所使用的语言。与卡皮斯特拉诺的邂逅可能对他之后的印刷项目产生了影响。由于古登堡在大教堂展示《圣经》样本，他得以聆听卡皮斯特拉诺的布道，后者可能也注意到了这个“了不起的人”。卡皮斯特拉诺有可能是向皇帝秘书介绍他的消息提供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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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比约翰内斯·古登堡更配得上这个说法。他带着五页本样本来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接受人们的赞叹，享受胜利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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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难道不比成为铸币会成员好得多吗？就算城市贵族没落了，他仍是“了不起的人”。美因茨的城市贵族中有谁得到过这样的赞誉？就算这个说法不是来自恩尼亚本人，至少可以看出，在那些“不会写错”[131]的人传来的消息中，这个评价作为关键信息给恩尼亚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只是人们在展会上对古登堡的诸多赞誉之一，他成为人们眼中的活字魔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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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最早在1455年10月末收到了在展会上售出的《圣经》的第一笔书款，至于剩下的书款，我们并不知道买家们是否进行了支付，付款时间具体在什么时候。当时的展会也是债务交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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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高昂的前期费用，这些书款很重要。尽管如此，就算在《圣经》项目中有数量可观的书款尚未到账，古登堡也不至于沦落到无力偿还贷款的地步，因为此时他仍一丝不苟地支付着他在斯特拉斯堡圣托马斯修道院的欠款。但这也不意味着他在支付方面具有与时代不同的高尚道德。他之所以按时偿还圣托马斯修道院的欠款，是因为在他眼中，斯特拉斯堡与所有繁荣发展的城市一样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如果他拖欠贷款，斯特拉斯堡市政府就可能在圣托马斯修道院的要求下对他强制执行还债措施，他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他本人成功运用过这个方法，因此清楚地知道这会影响他在斯特拉斯堡售书的计划。此外，斯特拉斯堡市政府还向他支付着一笔终身年金，他不想让这笔作为生活来源的年金有被扣押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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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看到古登堡有趣的行为模式——他似乎严格区分个人的收入支出与生意上的收入支出，不会为了生意抵押终身年金。他将发展中的印刷工场——而不是年金——转给了福斯特。并非城市贵族古登堡没有偿还能力，而是商人和印刷工场主古登堡因为高昂的前期费用和进账缓慢的书款产生了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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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市场上销售书籍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自己在市场上推销，就像古登堡在法兰克福时那样；第二，组织订购；第三，让代理人前往全国各地的市场销售。有门路的人很容易在教会组织订购：只需要询问各个主教，教会的拉丁语学校需要多少本《多纳特》拉丁语教材，教区需要多少本《圣咏经》《弥撒书》或《圣经》，然后约定送货日期和价格即可。委托代理人则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他们往往至少要一年后才回来结算；另一方面，代理人客死他乡、被抢劫或从此杳无音信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例如丟勒的代理人1506年在罗马过世，丢勒对此展现出了让人心碎的哀伤，但不是因为一个好人的离世，而是因为他自己因此在经济上要遭受损失。丢勒最终也没能减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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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古登堡当时尚不了解的第四种途径。安东尼·科伯格（Anthoni Koberger）、约翰·阿默巴赫（Johann Amerbach）、君特·蔡纳（Günther Zainer）、埃尔哈特·拉多特（Erhard Ratdolt）、约翰·舍恩斯佩尔格（Johann SchǮnsperger）等后来的印刷商采用的方法是，将自己的书籍交给同时也从事书籍贸易的长途贸易商人，委托他们连同其他商品一同上路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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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福斯特有意选择在书款还未悉数到账时起诉。他对于他们企业的经济状况相当了解。即使古登堡在某些方面对他保密，他在工场中还有警觉的耳目。福斯特的养子彼得·舍费尔在工场中离成为师傅只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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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到了故事的惊险刺激之处，但可惜有些内容只能依靠推测。没有争议的是，福斯特的第一笔800古尔登是提供给古登堡的贷款。偿还第二笔800古尔登的要求让古登堡火冒三丈，在他看来，这不是贷款，而是福斯特的入股资金。从表面上看，古登堡拒绝退还入股资金和福斯特要求偿还贷款似乎同样无可厚非。第二笔贷款可能让古登堡回忆起了斯特拉斯堡那场同样要求他偿还入股资金的官司，当时特里岑的兄弟们上诉要求将死去的兄弟的股份变现。这件令人不快的往事依旧停留在古登堡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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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的要求和古登堡的拒绝都看似合理。为了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值得推荐的做法是，了解古登堡拒绝偿还贷款和福斯特认为入股资金也是需要偿还的贷款的理由。除非他们从一开始就有欺诈的意图，否则我们就应探寻双方各自的视角，从中重构出他们的动机，顺序不能颠倒。可行的做法是带入缔约双方的不同视角，以此理解他们各自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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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以6%的利率向福斯特贷款，用以此生产的器械、设备和工具进行担保，包括印刷机、字模、墨球、排字盘、排字角托等。古登堡后来再次出现资金缺口，但原因不再是生产器械、设备和工具，而是支付工人工资和购买纸张、皮纸等材料。此时福斯特提出，以入股的形式为企业提供所需资金，这个项目因此成为他们共同的项目。为了展现友好姿态，成为合伙人的福斯特必然会在附加条款中提出放弃贷款利息。贷款并非装入古登堡私人的口袋，而是投资到了他们共同的企业当中，因此古登堡认为，福斯特也要共同承担企业的债务，即第一笔800古尔登。在这个发明家看来，合伙人向自己参股的企业提出还债要求无比荒谬，因为对工场的技术进行投资最终也使福斯特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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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福斯特拒绝承担他入股之前的债务。一码归一码——他向公民约翰内斯·古登堡提供了贷款，现在用法律途径要求后者偿还。在这点上，法律站在了福斯特这边，就算古登堡对此感到气愤也无济于事。但这个纠纷还没有结束，福斯特声称第二笔800古尔登也是贷款。这点上他显然站不住脚。当古登堡在法庭上据理力争，表示福斯特的第二笔钱相当于入股资金时，福斯特又改口称古登堡将这笔钱也用到了别的工作中。福斯特声称自己的投资和入股只涉及“书籍作品”这个项目，不能用于其他的印刷项目，他也不从其他项目的利润中获益。这场纠纷中的所有人都清楚，偿还2000古尔登的判决必然导致古登堡破产。福斯特和古登堡都是应对官司的老手，他们在这场诉讼中针锋相对，毫不留情。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不可能只关于这两笔钱，相反，这必然只是个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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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书面记录的说法，福斯特认为第二笔800古尔登也是贷款，原因在于这笔钱不只用于“书籍作品”，而是还使用到了别的地方。古登堡在“书籍作品”之前已经印刷了文章和书籍，例如《西比拉预言》和《多纳特》拉丁语教材。在进行他们共同参与的“书籍作品”时，古登堡同时也对福斯特没有参与的《多纳特》教材多次再版。但应该不是《多纳特》导致福斯特提出诉讼，因为两人可以对此进行协商甚至做出君子协定，毕竟这本教材的印刷在福斯特加入印刷工场之前就已经开始。不是这件事激怒了福斯特，而是一项古登堡在福斯特深入参与《圣经》项目之后才开始的有利可图的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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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尼古拉五世在1451年时准许塞浦路斯国王约翰二世（Johann Ⅱ）在1453年5月1日至1455年4月30日期间销售赎罪券，以此筹集抵御土耳其人的经费，修整和加固尼科西亚要塞的堡垒。[132]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欧洲，但诸侯们很快就又回到了他们惯常的权力游戏之中。只有教皇尼古拉五世和一些枢机主教试图唤醒基督教世界。不少人将穆罕默德二世与敌基督联系在一起，就像《西比拉预言》写到的，他将被耶稣基督战胜，紧接着将进行末日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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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4年，代表塞浦路斯国王处理赎罪券事宜的保利努斯·扎伯（Paulinus Zappe）与约翰内斯·古登堡在法兰克福或美因茨见面。赎罪券相当于某种意义上的收据。只要用钱跟保利努斯·扎伯或其助手换取赎罪券，就可以在忏悔时向教士出示赎罪券，凭此免除尘世的罪罚。赎罪券上留有一个空位，供赎罪券专员填写购买者的姓名。扎伯希望能以低廉的价格制作尽可能多的赎罪券，毫无疑问，印刷工场在这方面远胜于抄写员，只需一次排版就能印刷出几千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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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库萨的尼古拉促成了扎伯与古登堡的见面。1451年11月，库萨的尼古拉因宗教大会在美因茨停留。在此期间，古登堡的印刷工场已经制作出了可以对外展示的印刷品。1452年3月，库萨的尼古拉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5月准许圣雅各布修道院院长销售印刷的赎罪券。到了1454年秋天，保利努斯·扎伯已经开始销售印刷的赎罪券，最开始是用古登堡最早的一套字模——DK字模印刷而成的三十一行版赎罪券，1454与1455年之交时的一部分赎罪券则与《四十二行圣经》字体相同。这正是福斯特的不满之处——古登堡不仅在《圣经》之外还新印刷了别的东西，而且使用的是用于印刷《四十二行圣经》的字模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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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利用福斯特的资金从事福斯特不能享受收益的工作，福斯特的不满情有可原；由此产生了严重的争端，也可以理解。但是这就足以使福斯特以毁灭性的索款金额将古登堡告上法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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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切背后还有更深刻、更彻底的冲突。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福斯特天赋过人的养子和后来的女婿彼得·舍费尔。舍费尔先前从事过抄写书籍的工作，视自己为美学家和艺术家。他后来在自己的印刷工场中印刷的第一本书是精装本《美因茨圣咏经》，这是第一部采用多色印刷的作品，印刷机取代了红字师的工作。此外引人注目的还有，福斯特和舍费尔是最早将自己的名字印进书中的印刷商。他们在书中注明这部作品来自他们的印刷工场。要是古登堡也这么做就好了，如果他也在自己的作品里做上标记，后人就不必费力讨论到底哪些作品出自古登堡之手。但是——这里涉及纠纷的更深层面——古登堡当时根本不会想到要做标记，因为当时只有一个印刷工场，就是他的印刷工场，这是他的发明和工作。他不像舍费尔一样认为自己是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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