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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布兰的指挥下，我们把木桩钉进河床的沙质土壤，用藤蔓拧成的绳子在木桩周围绑了一圈树苗的细茎。我们在前面挂起一个陷阱门，并将它固定到一个简单的触发器上，触发器连着一个倾斜的平台。我们在里面放了一大块臭气熏天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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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莫多龙的表现十分完美。它走进了陷阱，陷阱门掉了下来。我们近距离拍摄了它透过陷阱的木栏盯着我们，发出嘶嘶声的样子。我们还测量了它的长度——刚好9英尺（约2.7米）。并未打破这个物种身长的世界纪录，但也够大的了。接着，我们就把它放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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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们和首领及其家人一起吃了顿庆功宴。像往常一样，由萨布兰来帮助我理解他们说的话。首领告诉我们，你们这个船长，不好，“蒂达克—贝克（Tidak baik）”。我说，这个，我们也知道。但为什么说他不好呢？这个嘛，他就不是个渔夫，甚至不是弗洛里斯人。他是爪哇的一名军火贩子，在新加坡买了武器，走私到北边苏拉威西岛（Sulawesi）的叛军手里。军方正在追捕他，所以他才要躲在毛米尔港。这样一来，好多事情就解释得通了——他对这片水域的无知，以及他那拙劣的航海技术。然而，更糟糕的还在后头。他告诉村民们，我们有很多钱和贵重物品，并问他们，在我们离开科莫多时有没有人愿意加入他。他们联合起来的话，就能制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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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人加入他吗？”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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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首领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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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又拍摄了科莫多龙撕扯山羊尸体的画面。之后，就心满意足地启程了。我们觉得，船长在没人协助的情况下，也不太会动念制造什么麻烦。即便如此，还是决定，在余下的航程中，我们几个不要同时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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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必要原路返回毛米尔岛了。船长不会说那里是他的常驻港口的，我们也知道可能未来几个月都没有飞机能从那儿接我们走，于是我们继续向西航行，驶向印尼群岛长链上的下一个岛——松巴哇岛，那里的比马（Bima）有一座小港口。它在我们的航空地图上被格外粗重地标记出来，看来那边很可能有一条适合任何气候的跑道。二十四小时后，我们到达了那里，怀着如释重负的心情，给船长结清了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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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飞机跑道是实实在在的混凝土，同毛米尔湿漉漉的草地比起来算是进了一步；但没人说得清飞机何时能着陆，或是会往哪个方向飞。我们决定在一座混凝土方盒子里扎营，其中有一张桌子和一组刻度盘，被用作机场办公室。无论飞机往哪里飞，我们都不想错过。萨布兰进城去买吃的，我们则在地板上舒舒服服地安顿了下来。不久，我们就和这里的一两名工作人员半开玩笑地达成了一致。他们效力于航空公司，偶尔会来上几个小时。每天都有一到两趟航班，有时会被取消，有时飞机并不飞往时刻表所列的目的地。没有开往爪哇的航班。不久后，我们就成了当地名人。人们从附近的村子来到这里，坐在我们旁边，毫无顾忌地凑近了看我们古怪的进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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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三天，一架飞机降落了，接下来它要飞往北部的苏拉威西岛。我们还在争论是否要乘坐这架飞机，因为那边或许会有更多飞往爪哇的航班，然而，这架飞机已经满员了。飞行员原来就是把我们留在毛米尔的那一位。当他看到我们的生活状况时，他回到飞机上，给我们拿来六份午餐盒饭。这是我们几星期来吃到的最好的饭了。第二天，来了一架开往泗水的小型机，这次我们顺利登机。大约一小时后，又回到了胡布勒支家的豪宅。达恩和佩吉好久没有听到我们的消息，都十分担心。他们差点要去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为我们组织一次空中—海上联合搜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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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布兰帮助我们把分散在胡布勒支家花园和泗水动物园各个角落的动物收集到一起。我们共同把动物们装上了一趟前往雅加达的货运列车，接着，他就要留我们自行乘船回到三马林达了。我的印度尼西亚语依然很糟，但即便讲得再好，也感到很难找到合适的词来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但我希望他能理解，包含在我那支离破碎的语句背后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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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雅加达把动物转移到一架货机上，接着就同它们一道回了伦敦。三天后，我开始剪辑我们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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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猩猩查理成了节目的明星。它还成为伦敦动物园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它做了第一只在这儿出生的猩猩的父亲，也因而成为动物园枝繁叶茂的繁殖种群的老祖宗。至于科莫多龙，似乎没人介意它其实并不在伦敦动物园里，而是在我们初次见到它的地方——它自己的岛上。我当然是不介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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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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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达雅克人，即达雅族，是东南亚加里曼丹岛的古老居民。婆罗洲中部和东部的巴豪（Bahau）诸部落是其最重要的大群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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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爱登堡自传 6A Plunge into Politics投身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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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政客们，还不太关注电视领域。彼时电视观众的规模依然很小，而且电视节目往往也都不希望在任何程度上涉及政治。但随着我们观众群体的增长与节目领域的拓展，政府和反对党都变得更加机警，很快，争议出现了。英国广播公司的时事评论员和出镜记者，都被指摘太具敌意。广播公司对政客们如此密集地质询，使他们无法对其政策作出前后一致的陈述，这么做是不负责任的。每个政党都声称，他们的对手要么被轻易放过了，要么提供给他们上电视的时间比给自己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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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平息这种指责，公司——我猜实际就是格雷丝·温德姆·戈尔迪（Grace Wyndham Goldie）建议，应该每年制作一定量的短节目，让政客们能够直接面向观众讲话，而不再接受各种形式的质询。这些节目被称为“党派政治广播”，变成了谈话节目部负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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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没兴趣接这种活儿。没什么好处不说，还得受不少气。于是，大家只好轮流上。我们尽了最大努力，然而政客们坚定地认为，英国广播公司无法提供最专业的服务，理由不明。或许他们怀疑，如果有些制作人不认可他们那套说辞，就可能会故意抹杀他们的努力。没多久，他们内部的一些人被任命为大众传播专家，开始来到节目现场提意见，并察看英国广播公司有没有在认真干活。这就难以避免地造成了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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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期有关住房问题的节目。在野党想在节目里阐述，他们在一年内能建造的房屋是执政党已建成数量的五倍（我忘了确切的数字）。我听说，他们的电视节目顾问设计了一种特殊的“视觉材料”，以着重强调这一点。但那个设计究竟是什么，直到节目录制之前他们都一直对我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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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当天，那位顾问女士及一位政党发言人带着“视觉材料”一起出现在了现场。原来这个“视觉材料”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座小型娃娃屋，另一个的外观设计完全相同，但要巨大得多。这位顾问向我解释说，她希望能有一个小房子放在大房子旁边的镜头，这样两个房子在尺寸上的巨大差异对观众们来说就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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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她说，“我们要建五倍数量的房子，所以这个模型是另一个模型的五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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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是长了五倍，宽了五倍，也高了五倍。”我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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