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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决定在审判席上宣读自己的异议意见。由于本开庭期即将结束，宣判时间被安排在1986年6月27日，这天正好是周五。6月24日，助理帕梅拉·卡拉兰写信建议他最好延后几天宣判，“我认为周五不是宣判的好日子。”她说，“夏天的周五和周六，人们都不会在意最高法院做了什么。如果我是您，我会选择周一宣判。”当天下午，布莱克门给伯格送去一张字条，上面说：“亲爱的首席，可以请求将第85-140号案件，‘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从周五调整至周一宣判么？”伯格写了句“好的”就将字条退回。{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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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6月30日是开庭期最后一天，所有人都知道这起案件将在当日上午宣判。各方都对判决结果抱有浓厚兴趣。布莱克门大声宣读了自己的异议意见：“这件案子触及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核心所在，我们应该容忍多元价值观的存在，即使有些价值观不被大多数人认同，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对持有这类价值观的人的权利格外审慎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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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些话，也代表着另外三位异议者的意见，他们是布伦南、斯蒂文斯和马歇尔。布莱克门宣读完毕后，马歇尔递给他一张字条。在当年那起破产诉讼费案件中，马歇尔曾指责刚进入最高法院的布莱克门根本不知民间疾苦。如今，13年过去了，这一次，这位年迈的民权英雄传来的字条上写着：“您非常了不起!”{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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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旅 第七章 死刑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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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伯格法院逐渐运转不畅。伯格的管理风格，令布莱克门恼怒不已，甚至懒得掩饰内心不满。这种紧张关系，其实已酝酿多年。1970年代末，布莱克门私下接受过斯科特·阿姆斯特朗两次采访，阿姆斯特朗后来与鲍勃•伍德沃德共同撰写了《最高法院弟兄们》(The Brethren)一书。这本畅销书刚一上市，就引起很大争议，因为它严厉批评了伯格的领导能力，把首席大法官气得暴跳如雷。布莱克门私下还曾批准两名已离任的法官助理与阿姆斯特朗、伍德沃德谈话。他从未告诉过其他大法官，自己与记者有过合作，虽然已不止一位大法官对记者敞开大门，倾囊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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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布莱克门并不是最高法院内部惟一一位被伯格激怒的成员。许多问题已是陈年旧账。1975年6月，临近开庭期末，仍有几起民权、刑事案件久拖未判。威廉·伦奎斯特给伯格写了一封信，并将复本抄送其他大法官。他用略带点儿文学气息的笔法，委婉表达了对伯格处理最高法院内部事务方式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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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首席：今天的会议结束前，我突然想到，诗人马修·阿诺德《多佛海滩》(Dover Beach)一诗的收尾之句，颇适合形容我院现状。”争斗、逃亡、惶恐、纷乱/愚昧之军正抵死夜战。”在此，我能否建议，下周一早上，当庭审结束后，我们能否尽快讨论我们今天，或者上周，甚至下周亟待解决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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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至1982年开庭期，最高法院大法官们被“移民归化署诉查德哈案”(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v.Chadha)拖得筋疲力尽。这起案件最终证明，伯格在最高法院的领导地位正逐步崩解，经历了多年或明或暗的摩擦之后，布莱克门与伯格之间的冲突终于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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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迪希·奈·查德哈是一名肯尼亚公民，在美国逗留的时间，已超过他持有的学生签证所允许的范围。1974年，移民归化署经过听证，认为这种情况下，应当把他驱逐出境。不过，根据当时的联邦移民法，只要相关外国公民“品行良好”且驱逐行为将使他们陷人“极端困境”司法部长有权宽大处理，中止驱逐出境。查德哈正好满足上述条件，不仅被暂缓驱逐出境，还得到了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机会。但是，他还有一项更大的困难要克服。因为美国国会在移民法中附带了一条“立法否决权”（legislative veto)条款，参众两院任何一票，都可以撤销司法部长中止驱逐出境的决定。1975年末，众议院否决了司法部长中止驱逐查德哈的决定，因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附设移民委员会审查了340起类似案件，从中选出包括查德哈案在内的5起案件，认为他们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证明自己有可能陷人“极端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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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德哈因此必须在第二年被驱逐出境，他被迫提起诉讼，质疑国会插手此事的合法性。他提出，宪法只赋予国会一条执行立法权限的途径：两院通过法案，提交总统批准或否决。在宪政体制下，压根儿没什么“立法否决权’联邦上诉法院支持了他的诉求，宣布“立法否决权”违反了宪法分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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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案件并未受到广大民众的关注，却给政府内部带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难题。1932年以来，国会已将“立法否决权”绑定在200多部法律中，有些事项需要两院同时批准方可过关，也有一些事项，就像查德哈这样的情况，一院即可否决。政治学学者们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一直等着看好戏。不过，此案发生前，只有学术界对此议题感兴趣。很显然，国会是想借机扩张权力。更过分的是，“立法否决权”给了说客和特殊利益集团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使他们能在行政决定做出后，继续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比如，只需两院中任何一票，即可撤销行政部门的天然气定价决议。而如果两院同时说“不”一项国际贸易法规将立刻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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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开庭期伊始，大法官们决定受理“查德哈案”对布莱克门来说，答案很简单：“立法否决权”违宪，至于判决将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冲击，不在最高法院的考虑范畴之内。但是，最高法院处理这起案件的方式当然不能如此简单。尽管外界热切期盼判决结果，但最高法院用了20多个月，才摆平内部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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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2月，庭审之后举行的内部会议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伦奎斯特认为，最高法院根本就不该受理这类案件，审理这样的案子简直是一场“不幸的灾难”他认为，如果废止“立法否决权”将严重“损害政府的实际运转”马歇尔则提出，“早就该挑战这类规定了”国会否决司法部长的决定，行使的是法官权力，“宪法压根没有赋予国会这样的权限”伯格没说太多话，只强调这起案件确实棘手，也非常重要。他没有就如何投票表态。根据布莱克门的统计，同意维持上诉法院判决的有5票：他本人，以及马歇尔、布伦南、鲍威尔和斯蒂文斯。会议结束时，没有人被指派撰写多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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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在第二天就出现了，2月25日，鲍威尔传给伯格一份备忘录，复本抄送给其他大法官。”我和您一样关心一院否决事宜，”他说，“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已与这类权限和平共存了数十年。即使偶尔会令人感觉不适。如果能以某种原则性的方式回避这项议题。我会很欢迎这么做。无论如何，这项议题对国家非常重要，值得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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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南迅速作出回应，认为应当尽快下判，“解决行政分支与国会之间，围绕‘立法否决权’条款持续多年的争议”但是，鲍威尔可没那么容易被搞定。3月9日，他将另一份备忘录提交大家传阅，上面说：“进一步思考这起恼人的案件后，我倾向于重新审议一次。”他建议，最高法院重议“查德哈案”时，可以结合上诉法院刚刚作出的另一起判决，在这起案件中，法院宣布对天然气定价协议的一票否决无效。鲍威尔认为：“诸如这类关系到我们政府基本架构的案件，值得花上更多时间深入思考，也有利于解决其他类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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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的法官助理高洪柱建议他不要让鲍威尔得逞。高洪柱向布莱克门提交了一份5页纸的备忘录，备忘录分析了这起案件的处理思路。布莱克门简单作了修改，将备忘录报送给首席大法官。布莱克门强调，这起案件的核心在于，查德哈身份不明的状态已持续了9年，他说：“我们应该尽快作出决定，给他和政府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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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建议在3月13日（周六）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这相当于采纳了鲍威尔重议此案的提议。重议案件的动议，必须得到五位大法官同意方可通过。之所以作此规定，是为防止少数人借机拖延判决。布伦南反对召开特别会议，他特别指出，最高法院压根儿没把鲍威尔提到的那起上诉案件提上议事日程，所谓更进一步地讨论，“完全是浪费我的时间”布伦南认为，最高法院议完之后，就该直接下判。斯蒂文斯也觉得没有必要讨论两次。不过，伦奎斯特、奥康纳和怀特都支持重议，但怀特说他周六很忙，没时间出席。伯格只好取消了特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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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首席大法官将一份备忘录交大家传阅：“我们第一次开会审议此案时，我就提到过，这起案件非常棘手，将耗费我们大量时间。所以，我才认为进一步的讨论或许有助于尽快审结此案。虽然有五六位大法官貌似有了明确想法，但截至现在，我还没弄清他们的立场。”他又补充说：“我很难理解，大家为什么觉得这起案件有时间上的压力呢?”他决定将此案延至下一开庭期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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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是伯格本人退缩了。他的风格与过去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以前，他会像在“巴基案”中一样，先发制人，将自己撰写的意见提前交大家传阅。而现在，他明显有点儿力不从心了。他根本就不具备领导最高法院的能力，十年来最重要的一起案件，就这么不了了之。两个月后，临近开庭期终了，伯格将拟宣判的案件列表交大家传阅。6月25日，布莱克门给伯格送去一份备忘录，提醒他列表上遗漏了“查德哈案”布莱克门指出，迄今为止，大家还没有就是否重议此案正式投过票。他说：“我希望公开记录显示我是反对这件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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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当天回复：“会议上已经有5票同意延迟下判，但我不确定这算不算什么‘正式’或‘最终’投票。大家都清楚此案不可能那么快审结。你应该还记得，我已经建议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了，可压根就没人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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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的这些内部纷争，外界自然无从知晓。1982年7月2日，本开庭期最后一天，所有人都以为“查德哈案”会在这天宣判。但是，当天宣判的，并没有这起案件。稍后公布的待审案件表上，宣布“查德哈案”“延期再议”“布伦南和布莱克门表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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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2月，大法官们重议“查德哈案”这一次终于形成决定性投票：7票对2票，多数大法官判定“立法否决权”违宪，只有怀特、伦奎斯特表示异议。尽管鲍威尔对“50年后才触及这一议题表示遗憾”但他还是加入了多数意见。伯格决定亲自撰写判决意见。不过，最高法院的内部争斗，并未因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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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后，伯格的第一份判决意见草稿提交传阅，内容却以回顾这起案件的历史为主。”各方提交的‘法庭之友’意见书，已证明本案的艰难性和敏感性，最高法院也已两次审议此案。”伯格写道。对布莱克门来说，“艰难性和敏感性”这样的措辞实在不够恰当。他还记得，自己进人最高法院头一年，为审理“帕默诉汤普森案”（即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游泳池案）而“倍感煎熬”的时候，伯格曾劝他千万不要轻易对困难妥协。现在，他可以肯定，伯格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不能在上一开庭期审结“查德哈案”找借口。他向伯格建议，将“艰难性和敏感性”从初稿第H部分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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